公元前5世纪中期，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舞台出现了新场面。“田氏代齐”使东方的泱泱大国——齐国政权易主；“三家分晋”使历史悠久的中原诸侯霸主——晋国寿终正寝，并衍化出生机勃勃的赵、魏、韩三强国。中原地区的形势由此而发生巨变。

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诸侯和卿大夫势力的消长。

天下的礼乐征伐权力的归属是社会政治面貌的决定因素。这权力在西周时期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在春秋时期是归属于诸侯霸主的；在战国时期是归属于“大夫”的。这里所谓的大夫，指其家世渊源原为诸侯国大夫，到了战国时期他们并不以“大夫”的身份和面貌出现，而是专制一国大权的雄主。他们先称公、侯，后来干脆加冕王冠，以“王”为称了。

就拿齐国的田氏来说，其先祖田完本来是陈国大夫，在陈国贵族内部斗争中失利后逃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齐国的“工正”之官。到齐景公时期，田氏势力坐大，以卿大夫的身份执掌齐政。

分晋的“三家”情况与齐国田氏类似，也是卿大夫势力膨胀的结果。赵氏的先祖赵夙是晋献公时期的大夫，其子赵衰为追随公子重耳流亡的勋臣。晋景公时期，赵氏受诛而中衰。后来，赵氏遗孤赵武得程婴等救助复为晋国大夫。魏氏的先祖毕万也是晋献公时期的大夫，因受封魏地而为魏氏。韩氏的先祖韩厥是曲沃桓叔韩万的玄孙，在晋景公时期曾任司马之职，后为晋国六卿之一。韩厥的儿子韩起曾任中军将，鲁昭公五年（前537年）他出使楚国，楚人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70]，可见其采邑已达七县。

这些跃居为诸侯以至登上王位宝座的昔日的“大夫”，其经历和气质自和原先的诸侯大不相同。他们并不以争当霸主为意，而是有了新的目标、新的追求。这些雄主旗号下的政治局势自然和霸权迭兴时代迥乎不同。

在三家分晋前后，我们所见到的诸侯列国大致有这样四种类型。

首先是齐国和晋国这样有影响的诸侯大国，它们经历“脱胎换骨”般的衍变，使新政权代替了旧政权。经过新陈代谢后的齐、赵、韩、魏等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其次是吴、越这样后起的国家。它们在霸权迭兴的舞台上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后来居上，一时间超过老牌霸主，在春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很是耀武扬威了一阵子。然而它们毕竟没有走出一条新路，而只是在诸侯争霸的那条老路上迅跑。所以只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法推迟和遏制诸侯争霸历史的终结。

再次是秦、楚、燕这样处于偏远地区的国家。它们虽不乏秦穆公称霸西戎、楚庄王一鸣惊人等辉煌业绩，但从整体发展情况看，尚落后于中原诸侯国。这些国家由于卿大夫势力没有充分发展，所以其君权相对来说比较强大。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之后，楚秦两国出现的飞跃就是明证。

复次是鲁、郑、宋、卫这样的二等诸侯国。它们地处中原，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但传统的包袱沉重，国内政治和经济缺乏变革，所以在春秋战国之际日趋贫弱。这些国家的卿大夫势力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例如鲁国，“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71]，可是这些卿族却缺乏魄力，很少建树，只是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趋于衰微。在战国时期，这些诸侯国都在惴惴不安中打发日子，等待末日临近。

三家分晋之后，赵、魏、韩、齐、楚、秦、燕七国雄主渐次登上社会政治舞台。从春秋霸主到战国七雄的变化给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有一段高论：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72]

春秋战国社会风俗变迁的荦荦大端确如顾氏所论。这种变迁反映了战国雄主的思想面貌已经和春秋霸主大相径庭。

春秋霸主的尊礼尊王、重信重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周王朝东迁，其实力大为削弱，不再可能继续做各诸侯国联系和交往的枢纽的时候，霸主应运而生。霸主们的文治武功、聘问宴享使许多诸侯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联合起来，适应了华夏族内部凝聚力加强的时代潮流。

战国时期的雄主，已经不屑于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他们虽然还在表面上尊敬周天子，但却自己加冕王冠而和周天子平起平坐。战国七雄当中，除了楚国早已称王之外，其余诸国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开始也陆续称王。王号成为战国雄主炫耀威严和进行外交斗争的工具。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秦孝公派卫鞅到魏国去尊魏君为王，于是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73]，并召集宋、卫、邹、鲁、秦等国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相会以后去朝见周显王。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魏惠王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尊齐君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为王。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与王”^[74]，五国之君皆称王。

除了战国七雄以外，像中山、宋这样的二等国家之君也曾自称为王^[75]，可见国君称王已是战国中期的社会潮流。到了后来，王号也不新鲜和尊贵了，于是秦、齐两大国的国君便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分别以“西帝”“东帝”相称。他们把上帝的神圣称号拿来，这就比周天子高出一头。这些情况在春秋时期霸权迭兴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春秋霸主只是诸侯之长，他们并不是也不想是诸侯之君，兴灭继绝和扶助兄弟之国是霸主美德的一种表现。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雄主就不再以称霸为满足，其目标不是成为诸侯之长，甚至也不是要做诸侯之君，而实际上是要灭掉诸侯之国，使自己统一天下。据《孟子·梁惠王上》篇记载，齐宣王曾向孟子说自己有“大欲”，孟子询问其详，齐宣王却笑而不答，孟子就替他讲明了这“大欲”，那就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列国雄主以“王”号相称，并不只是名义上的简单的称号问题，它还标志着雄主们的渴望与追求。战国后期的大思想家荀子说：“天下归之之谓王。”^[76]可见雄主们称王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归己。这个目标最终是由秦始皇完成的。这位一代英主，“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77]，成就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可谓列国争雄的点睛之笔。

比之于诸侯争霸，后来列国争雄的战鼓擂得更响，其战争规模之大，是春秋时期无法望其项背的。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78]，楚国春申君黄歇说秦攻韩、魏时，“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79]，战争的残酷性于此可见一斑。春秋诸侯的争霸战争和战国七雄间动辄几十万军队的长期鏖战比起来，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左传》襄公十八年。祷词中的“环”“彪”“偃”依次为齐灵公、晋平公、荀偃之名。祷告时称名是对神灵虔敬的一种表示。

[2] 《论衡·死伪》。

[3] 《左传》襄公十九年。

[4] 《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诸侯女儿出嫁，关系密切的诸侯国赠送的陪嫁之女，称为媵妾。

[5] 《左传》昭公三年。

[6] 《史记·齐世家》。

[7] 《左传》襄公十八年。

[8] 《左传》襄公九年。

[9]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0]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1]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2]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3]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4]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5] 见《吕氏春秋·乐成》，字句和《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载略有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这里的“贮”，《左传》作“褚”，两字音同而通。“贮”由贮藏之义可引申为买卖、商贾、价钱等义。这里的“贮”，指实物税。

[16] 《孔丛子·对魏王》。

[17] 《晏子春秋·杂上》。原文作：“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吴则虞先生谓“知”与“折冲”易位，“因而致讹”（《晏子春秋集释》下册第33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北京）。今据吴说改正原文。

[18]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9] 《史记·吴世家》谓公子光为诸樊子，误。《世本》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孔疏引服虔说均谓公子光为余眜子。鲁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申公巫臣之子聘晋时曾谓吴王余眜之子孙将终有吴国君位，可证公子光当为余眜之子。

[20] 《史记·吴世家》谓吴王僚为吴王余眜子，误。《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谓“僚者，长庶也”，故王僚当为余眜的庶兄。

[21]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22] 《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23] 《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24] 《左传》昭公三十年。

[25] 《左传》定公四年。

[26] 《诗经》毛传谓《无衣》诗为“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之作，但与诗作内容毫不相合。《左传》《吴越春秋》皆谓秦哀公为申包胥赋《无衣》之诗，且诗作内容合乎申包胥乞师于秦史事，所以毛传之说并不可信。论者或谓《无衣》为秦哀公所作，并非吟诵古诗。是说可信。

[27] 《史记·伍子胥传》。

[28] 《国语·越语上》。

[29] 《论语·子路》。

[30] 《国语·吴语》。

[31] 《史记·伍子胥传》。(www.daowen.com)

[32]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3] 《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34] 《国语·吴语》。

[35] 《左传》哀公十三年。

[36] 《左传》哀公十三年。

[37] 《国语·吴语》。

[38] 《国语·吴语》。

[39] 关于黄池之会时谁为盟主之事，《国语·吴语》、《公羊传》、《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谓吴为盟主；《左传》和《史记·吴世家》则谓晋为盟主。从吴、晋两国情况看，前说似乎更可靠些。

[40]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41]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42] 《越绝书·外传纪策考》。

[43]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44] 《国语·越语上》。

[45] 这件钟铭著录于罗振玉先生《三代吉金文存》卷一第39—42页。关于这件钟铭的考释见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陈梦家先生《六国纪年》第101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

[46] 《史记》和《吴越春秋》谓勾践灭吴时诛杀太宰嚭以惩戒佞臣。但《左传》则言太宰嚭在吴亡之后用事于越。两说相较，似以时代较早的《左传》之说为长。

[47] 《国语·吴语》。

[48] 《墨子·非攻下》。

[49] 《墨子·非攻下》。

[50] 见《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

[51]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谓勾践在位27年，《通鉴外纪》谓33年，《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谓“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勾践卒”。今从《纪年》说。

[52]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53] 《史记·越世家》。

[54] 《史记·越世家》。

[55] 《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

[56] 《晏子春秋·问上》。

[57] 《左传》昭公十二年。

[58] 《左传》昭公三年。

[59] 《左传》哀公十年谓“齐人弑悼公”，《史记》谓鲍氏弑悼公。《晏子春秋·谏上》谓田氏“杀阳生”。今从《晏子春秋》之说。

[60]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61] 《左传》哀公十四年。

[62]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63]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6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65]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66] 《论衡·解除》。

[67] 《左传》哀公二年。

[68] 《史记·赵世家》。

[69] 《史记·晋世家》。

[70] 《左传》昭公五年。

[71] 《史记·鲁世家》。

[72] 《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73] 《战国策·秦策四》。

[74] 《战国策·中山策》。

[75] 《史记·宋世家》：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时当公元前318年。

[76] 《荀子·王霸》。

[77] 贾谊《过秦论》。

[78] 《孟子·离娄上》。

[79] 《战国策·秦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