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楚图谋侵伐服晋的郑、卫两国。楚共王的弟弟子囊认为刚刚进行过弭兵之盟就北伐，是背弃盟约的举动，必不可行。大臣子反则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37]管什么盟约不盟约，敌情有利于我就进攻，这就是子反的逻辑。楚共王听子反之议，北上伐郑，遇到郑的抵抗。

翌年，楚共王派公子成将汝阴（今河南省郏县南）之田送给郑国，收买郑叛晋附楚，郑执政大臣子驷遂到武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和楚共王结盟。晋厉公率大军伐郑，楚共王亲征，往救郑国。这年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北）相遇。

逃奔于晋的楚臣苗贲皇建议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38]晋厉公听从了这个建议，重演城濮之战打败楚军的故事。晋将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眼睛，楚军被逼困在险地，激战终日。图谋翌日再战的时候，楚军主将醉酒不能议事，伤目的楚共王慨叹：“天败楚也！”遂令楚军连夜逃走。

当年城濮之战后，晋军曾到楚军营地“三日馆谷”^[39]，把楚军粮饷吃了三天。鄢陵之战后，“晋入楚军，三日谷”，真可谓故技重演。楚军返归途中，子重对子反说：“当年城濮之战以后，主将子玉引咎自裁，你何不早做打算？”楚共王也派人责备子反，子反遂效仿子玉而自杀。

历史发展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城濮到鄢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当年的历史场景似乎又重现在人们眼前。然而，晋、楚两国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年的锐气都已消磨殆尽，所以鄢陵之战中很少殊死搏斗和激烈拼杀，多有所见的则是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恭谨钦敬的礼让。在追赶郑成公的时候，晋将韩厥说“不可以再辱国君”，郤至说“伤国君有刑”^[40]，都放弃了可以俘获郑君的机会。晋厉公听从车右武士栾的意见，竟让行人端着一榼酒送给楚左军将领子重，子重不仅喝了酒，而且说栾出使楚国时曾和自己交谈过，很赞赏栾的记忆力云云，以叙旧情。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晋新军副将郤至和楚共王的相互礼敬：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三肃使者而退。^[41]

郤至见到楚共王，不仅下车并脱下头盔以示敬意，而且“趋风”——乘风快走——以表明毕恭毕敬。相传，孔子见鲁君时，曾有“趋进，翼如也”^[42]的表现，谓像鸟儿舒展翅膀一样向前快走。郤至的“趋风”和孔子的“趋进，翼如也”之间，倘若从表示礼敬的角度而言，似乎不能说是绝无联系的两件事。楚共王对这位穿着浅红色熟牛皮所制军服的晋将很感兴趣，派人赠之以弓，称其为“君子”，并慰问其是否受伤。晋、楚双方的将士在鄢陵之战中似乎不是犷悍的武夫，而是些谦谦君子。他们打得不认真、不精彩，只是开了战争中儒雅风度之先河，亦可谓一种战争奇观。

对于双方来说，鄢陵之战都是一场不得不打，又不想真打的战争。楚国必去救援新附楚的郑国，晋国不允许郑叛晋附楚，以免引起诸侯仿效的连锁反应，诚如栾武子所谓“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43]。然而，双方都清醒地知道谁也不会吃掉甚至彻底打败对方。霸权固然要争，但大夫势力的兴盛使晋楚双方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问题。战前，晋楚双方内部都曾喋喋不休地争论打或是不打，可以说双方的君臣都是在无可奈何与惴惴不安的心情支配下奔赴战场的。由此看来，鄢陵之战中双方的谦恭礼让就不是偶然现象了。(www.daowen.com)

鄢陵之战以后不久，晋厉公召集鲁、齐、卫、宋、邾等国在沙随（今河南省宁陵县北）会盟，又和周王朝卿士尹武公一起率诸侯军伐郑。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率诸侯军再次伐郑，周王朝派卿士尹武公、单襄公参加，以表示周天子的支持。伐郑之后，晋厉公在柯陵（今河南省临颍县北）召集诸侯会盟。这年冬天，晋厉公又再次率诸侯军伐郑。

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胜利，使晋厉公免除了外患而注目于解决国内问题。鲁成公十七年十二月间，晋厉公命嬖臣胥童、夷羊五率领八百名甲士攻打专权强横的卿族郤氏。因嬖臣长鱼矫建议智取，于是改派清沸魋协助长鱼矫杀掉“三郤”——郤锜、郤犨和郤至。胥童率甲士抓获栾书、中行偃。晋厉公不忍心扩大诛杀范围，遂命放掉他们。栾书、中行偃趁晋厉公游玩之机将其抓获，派程滑将晋厉公杀掉。

外患既弭，内忧立至，晋厉公惨死于卿族戈戟之下的事实是对晋国这种形势的极好说明。早在鄢陵之战前，范文子就看透了这种形势。他曾对晋厉公说过一番话：

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44]

范文子认为，晋国先君之所以屡次对外作战，是有缘故的，那时，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尽力奋战，子孙将会削弱。现在，三强已经顺服，能与晋匹敌的仅楚而已。只有圣人才能使外部内部都没有祸患，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外部安宁以后内部必然会有忧患。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部的戒惧呢？

晋厉公贪图“功烈”，对范文子的忠告不以为然，以至在踌躇满志之时猝然被弑，致使霸业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