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似乎是一位风风火火、性格暴烈、豪放不羁的人物。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他派文无畏出使齐国，并令文无畏途经宋国而故意不借道以表示对宋国主权的蔑视。结果，文无畏被宋杀掉。消息到楚都之时：

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

《吕氏春秋·行论》的这个记载，把楚庄王直露急躁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这里的“削”原指刀鞘，“削袂”指两手套入衣袖之中的消闲自得之状^[1]。庄王闻讯即甩袖而起，顾不得穿鞋，走到庭院中随从才拿着鞋赶上，到了门口随从才赶来送上佩剑，行至叫蒲疏的市场上，御者才赶着车撵上他，当天晚上就住在郊外，以便即刻发兵，迅速出发围宋。

楚庄王性格如是，服饰亦如是。《墨子·公孟》篇说：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2]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

色彩鲜明的冠饰、宽大的赤色衣袍，不正是楚庄王性格的一种体现吗？

然而，要是只把楚庄王视为一位粗鲁的赳赳武夫，那就错了。他其实是一位粗中有细的足智多谋的人物。

古代有作为的人物，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时会采取佯装无知、隐蔽才能的做法，就是所谓的韬光养晦。殷商时代，被尊为“高宗”的商王武丁继位之后，曾经“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3]。楚庄王继位时就曾有过和商王武丁类似的举动。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4]，并且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老臣伍举却偏偏去见庄王。庄王问道：

“你没有听到不许进谏的命令吗？”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正恣意于声色，对伍举颇有不满。

“我哪里是来进谏，而是来进献隐语给君王您解闷的。”那个时候的“隐语”就是谜语。伍举以献“隐语”来引起庄王的兴趣。

“道来。”楚庄王愿意听听是什么“隐语”。

“山冈上有只鸟，三年不飞不鸣，那是什么鸟？”伍举说。

“三年——”楚庄王略一沉思，便说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请您退下去吧！我已经知道您的意思了。”楚庄王也用“隐语”说出自己的志向。(www.daowen.com)

可是，过了数月，楚庄王依然如旧，并且愈益荒淫。楚大夫苏从进谏。庄王问他何以不听从不许进谏的命令，苏从的回答跟伍举不同，他不是以“隐语”讽喻，而是犯颜直谏，说道：

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5]

此时，楚庄王认为时机已到，就罢斥淫乐，听理政事。他诛杀数百人，进用数百人，任命伍举、苏从执掌国政。

楚庄王三年不理政事之举，是相当明智的。楚国公族势力非常强大，楚庄王佯装荒淫，目的是要静观时变，以待时机。庄王继位的那年，令尹子孔和将军潘崇率军讨伐群舒（今安徽省舒城县境），派公子燮和子仪留守。这两名负责留守的贵族伺机作乱，他们修筑郢都城墙，准备抵御伐舒归来的楚军，并派人前去刺杀子孔，但事情没有成功。公子燮和子仪遂挟持楚庄王逃往商密（今河南省淅川县西），途中幸得庐（今湖北省南漳县东）邑大夫庐戢梨和其辅佐叔麇救助，这才诛杀了公子燮和子仪，使楚庄王脱离险境。在这样的复杂险恶形势下，楚庄王的明智之举缓解了贵族们对他的疑虑，为其“一鸣惊人”奠定了基础。

鲁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国遇到了空前的麻烦。这年，楚地发生饥荒，戎人乘机进攻楚的西南地区，一直打到阜山（今湖北省房县南），又转而进攻楚的东南地区的訾枝（今湖北省枝江市境）。庸（今湖北省竹山县东）国军队联合群蛮的势力背叛楚国。麇（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国国君率领百濮（今湖北省石首市境）部落的力量在选（今湖北省枝江市境）邑集结，准备伐楚。为了对付这些叛乱和进攻，楚庄王命令将楚国北境重镇申、息的北门关闭，以备中原诸侯的乘机入侵。

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有人建议把楚国都城迁徙到阪高（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北）以避敌。楚庄王召集大臣商议，听从贾建议，决定不取消极退让之策，而是积极出兵，先击溃百濮的势力，又派大军伐庸。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楚庄王乘坐快速的邮传车辆赶赴前线，到达临品（今湖北省均县镇境）亲自指挥部队。他把楚军分为两队夹击庸人。群蛮见楚势力强大，遂请求和庄王会盟以表示臣服。秦、巴（今湖北省襄樊市境）两国派兵与楚会合。这年八月，楚庄王灭庸，不仅使楚转危为安，而且使楚国声势大振。楚庄王由此开始以强楚雄主的身份，涉足于春秋中期的国际政坛。

在春秋中期的诸侯争霸中，郑国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郑本为春秋初期的强国。郑庄公之后，郑国势力虽然衰落，但在中等国家中亦为一强。它处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所以成为大国争霸首要争夺目标。在这种形势下，郑国采取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晋、楚双方哪边力量强就暂时依服哪方。

鲁文公十年（前617年），郑穆公曾和楚穆王会见，并陪同楚穆王田猎。鲁文公十五年（前612年）郑穆公又参加以晋为首的扈之盟。晋灵公对郑很不满意，在鲁文公十七年（前610年），的扈之盟的时候，拒不会见郑穆公。郑国执政大臣派人给晋国执政赵盾的书信中说：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6]

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谓畏首畏尾，剩下的身子已经不多，所以常有畏惧之心。古人又谓鹿临死时顾不上发出好听的鸣声，所以我们冒死陈言。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那么小国就会恭顺；反之，则会像鹿一样铤而走险，因为急迫之时如何能从容选择？郑居大国之间，因而不得不屈从于大国的压力，这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若晋不谅解，我们将无路可退，只有拼死一战。郑国的这种软中带硬的态度，对于自身安全应当说是必不可少的。

楚、晋双方由于势均力敌，皆无征服对方的实力，所以在城濮之战后多谨慎行事。一般都力求避免双方的直接冲突，其战略目标在于对中间地带国家的争夺。鲁宣公元年（前608年），宋受盟于晋。陈国因楚不参加陈共公的丧礼而恼火，也受盟于晋。这年秋天，楚庄王率军侵陈，接着又侵宋。晋国的执政大臣赵盾则联合宋、陈、卫、曹等国军队去攻打新和楚结盟的郑国，这样既可惩罚郑国，又援助了陈、宋，并且可以避免和楚直接冲突。楚庄王派贾率军救援郑国，在北林（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南）和晋军遭遇，俘获晋军将领解扬，晋军受挫后不敢和楚开战，而是采取退避态度，收军返晋，楚军亦不追赶。

纵观楚庄王继位三年以后的情况，总的来说是楚强于晋，原因在于“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7]。晋执政大臣赵盾（即赵宣子）注目于晋国内部权力之争，并无意于全力和楚对抗。由于这个原因，楚的北进中原就更具咄咄逼人之势。鲁宣公二年（前607年）春天，楚庄王命郑国伐宋，大胜。这年夏天，晋联合宋、卫、陈等国军队伐郑，以示报复。楚庄王派斗椒率军救郑，驻军于郑以等待和晋军交战，晋军惧怕而归。

楚国所取得的这些进展，说明楚庄王三年之久的韬光养晦是卓有成效的，他因此而能够问鼎中原，登上霸主宝座，实践了一鸣惊人的诺言。楚庄王霸业固然离不开汪洋恣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为其提供的雄厚基础，但也与他个人深谋远虑的雄主品格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