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颇有其父文公之遗风。《左传》文公四年谓此年夏天“曹伯如晋会正”。晋代的学问家杜预为这条记载作注解云：

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

当时小国有向霸主纳奉贡赋的义务，小国国君到霸主那里听命贡赋数量，这就是所谓的“会正”。晋文公称霸诸侯时不见“会正”的记载，盖至襄公时才正式订立此种制度。这种制度表明，晋襄公依然是中原诸侯霸主。尽管对于晋国霸业而言，晋襄公没有开创之功，但“守成”霸业，也非易事。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狄伐晋，一直攻到箕（今山西省蒲县东北）地。当时，晋襄公正在服丧，但他仍然率军迎战，打败狄军。战斗十分激烈，晋中军主将原轸冲入狄阵战死，晋军将领郤缺俘获白狄君主，为晋立了大功。

郤缺的父亲郤芮是晋惠公之党，曾密谋杀害晋文公，后谋泄失败而被秦穆公诱杀。此后，郤缺到冀（今山西省河津市东北）种田为生。一次，胥臣路过冀地，见郤缺锄草，其妻送饭，相敬如宾。胥臣向晋襄公推荐郤缺，晋襄公顾虑郤缺之父的罪过，胥臣说：

“过去，舜惩办罪人，流放了鲧，但却起用鲧的儿子禹；管仲曾是桓公的敌人，但桓公却任用他而获得成功。如今，您不要因为郤缺是罪人之子而抛弃他才好。”

这番引经据典的语言打动了晋襄公，郤缺终于被任命为下军大夫，并且在对狄作战中建立了功绩。

制服卫国也是晋襄公霸业的一项成就。早在晋文公末年的时候，诸侯朝晋，独卫成公因怨恨自己曾被晋拘执而不往朝拜，反而派大夫孔达侵郑，进攻绵、訾、匡（今河南省长垣市境）等地，以表示对晋作为霸主而要求诸侯“无相害”的盟约的蔑视。晋襄公待父丧过了周年之后，便派使臣遍告诸侯起兵伐卫。晋兵到达“南阳”——今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之后，晋军元帅先且居劝襄公说：

“效法过错是一种灾祸。卫不朝晋，和晋不朝周是一样的罪状，所以请您去朝拜周天子，由臣下我领兵伐卫。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先且居看到“尊王”会占据政治上的优势，所以这样劝告晋襄公。

晋襄公听谏，便到温（今河南省温县南）地朝拜正在那里的周襄王，并命先且居和胥臣领兵伐卫，攻取卫国的戚（今河南省濮阳市北）邑，擒获守将孙昭子。后来，在陈共公的斡旋下，晋襄公释放被拘执的卫国大夫孔达，卫成公遂亲赴晋国拜谢。卫国的臣服是晋向东发展的一个重大胜利。

鲁文公三年（前624年）春天，晋襄公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军队讨伐服楚的沈（今安徽省阜阳市西北）国，沈败溃。楚国为报复，也出兵围攻服晋的江（今河南省息县西南）国。晋派先仆率军伐楚以救援江国，并且把事情报告给周王，周派王叔陈生和晋国的阳处父一起伐楚以救江，晋、楚双方各自撤军。但后来，江还是被楚灭掉，可见楚国仍有力量与强晋抗衡。

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春天，晋襄公在一个名叫“夷”的地方举行检阅军队的大蒐礼。晋国军制，初为一军，晋献公时增为二军，称为上军、下军。晋文公时，“作三军”，即上、中、下三军，由中军主将为整个军队的统帅。文公后期，为了抵御狄人而“作五军”，即在原来的三军之外，增添新上军、新下军。五军各有主将和副将，即帅与佐，共十卿，依次是原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赵衰、箕郑、胥婴和先都。后来，在和狄人的战斗中原轸战死，鲁文公五年（前622年），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相继死去。晋国军中缺乏有经验和威望的将帅，所以“夷之蒐”时，去掉新上军和新下军，恢复晋文公时的三军之制。

在这次蒐礼上，本来想让士縠和梁益耳为中军帅、佐，但先克进谏，请晋襄公不要忘记狐偃、赵衰辅佐文公创业的勋劳，因此晋襄公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赵衰之子赵盾为中军帅、佐。这时，适逢聘问卫国的阳处父返归。阳处父任太傅之职，在晋国很有影响。他原来是赵衰的属下，所以对任命狐射姑为中军帅很不满。同年，晋又在董（今山西省万荣县境）举行大蒐礼，改由赵盾任中军帅。自此开始，赵盾以中军帅之职执掌国政。

晋襄公于鲁文公六年（前621年）八月去世。他在位的7年间打败了北方的狄人，俘获其君，并联合郑、陈军队伐许，和南方的楚国对峙。晋襄公东征，制服卫国，又和西方的秦国对攻，抑制了秦穆公东进中原的势头。他南征北战所建树的武功使晋国霸业得以持续。在选择执掌国政的中军帅人选上，晋襄公虽曾犹豫反复，但最后所选择的赵盾尚孚人望。史载赵盾任中军佐：

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57]

赵盾掌国政，能够制定章程，修正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复被破坏的礼仪秩序，重建已经废弃的官职，举拔屈居下位的贤才。这些措施对于晋国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晋国大权却由此开始落入赵氏手中，这对晋国参与诸侯争霸有一定影响。

从春秋中期开始，各诸侯国卿大夫阶层的势力逐渐兴起，这些卿大夫对于霸权迭兴的历史发展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晋国卿族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

[1] 《公羊传》隐公元年。

[2] 《史记·晋世家》。

[3] 古代在王畿外围，每五百里为一区划，按距离远近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等。《国语·周语中》：“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晋侯为周代甸服的诸侯。

[4] 《国语·晋语一》。

[5] 《史记·晋世家》。

[6] 《诗经·鸨羽》的“王事”即晋国民众的赋役之事，非必勤王而后为王事。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诸侯国臣民的赋役在广义的“王事”范围之内。或谓晋哀侯、晋侯缗、曲沃武公之立皆得王命，故而有“王事”之称。说亦可通。

[7] 《诗经·荡》。

[8] 《国语·晋语一》。

[9] 《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虢公丑奔卫”，与《左传》僖公五年谓“虢公丑奔京师”的说法有别。今暂从《纪年》说。

[10] 《榖梁传》僖公五年。

[11] 《左传》僖公五年。

[12] 旧注谓“骊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顾颉刚先生指出是地在晋献公时为秦县，“自晋言之则无术以达骊山，自秦言之则不容他国耀武于其腹地”，所以，“骊戎”当即《国语·晋语四》之“丽土之狄”，在今山西省析城、王屋两山之间，离晋不远。（《史林杂识》第54—56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北京）顾说可信，足证旧注之误。

[13] 《史记·晋世家》。

[14] 《国语·晋语二》。

[15] 《国语·晋语二》。

[16] 《国语·晋语一》。

[17] 《左传》僖公四年。

[18] 《国语·晋语一》。

[19] 《国语·晋语二》。

[20] 《国语·晋语二》。

[21] 《国语·晋语二》。(www.daowen.com)

[22] 《列女传·孽嬖》。

[23] 《史记·晋世家》。

[24] 关于重耳的年龄，史载不同。《国语·晋语四》所载曹国负羁的话云“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重耳离晋是鲁僖公五年的事情，所以重耳当生于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史记·晋世家》谓重耳离晋，“是时重耳年四十三”，则重耳生于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年）。两说相较，《国语》之说为长。

[25] 《左传》僖公五年。

[26] 《国语·晋语四》。

[27] 《张横渠集》卷一，《西铭》。

[28]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29] 《史记·留侯世家》。

[30] 《史记·晋世家》。

[31] 《新序·节士》篇谓晋文公寻求介之推，“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是说离奇，似不可信。

[32]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3] 牛羊豕三牲齐备为一牢。馈赠九牢是招待上公的隆重礼节。

[34] 关于这次“赐命”情况的记载，见于《国语·周语上》：“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

[35] 《国语·周语上》。

[36]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37]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38]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39] 《国语·晋语四》。

[40]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41] 《史记·晋世家》。

[42]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3]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4]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5]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6] 《论语·宪问》。

[47]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48] 《国语·晋语四》。

[49] 《史记·晋世家》。

[50] 《史记·晋世家》。

[51]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52]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53] 《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应劭语。

[54] 《史记·秦本纪》。

[55] 《左传》僖公四年。

[56]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7] 《左传》文公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