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列国的政治地理，呈现着犬牙交错的状态。那个时期的国家，都以都邑为中心。当时的人认为，“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5]。所谓的“都”，往往就是一些大一点的城邑。若干都邑连同周围的郊野地区，就是一个诸侯国。由于地广人稀，国的疆界既不明确也不固定。人们可以知晓某个国家的大概位置，但却很难划出一条准确的国界线。

犬牙交错的春秋列国，可以分成不同的文化区域，我们称之为“文化圈”^[6]。同一个文化圈的国家，往往具有地域邻近、政治经济交往频繁、社会心理近似、风俗习惯相近等共同特征。按照我们的考察，春秋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文化圈。

周文化圈　也可以称之为中原文化圈。它以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中心，包括了周围的郑、卫、曹、陈、许、申等国。宋国虽然是殷人后裔，但在漫长的世代里，已经接受了周文化的许多影响，所以也可以把它划在这个文化圈。周文化圈的国家多保存有夏、商、周三代文化遗产。也许是历史文化传统负担过重的缘故，所以除了春秋初期的郑国以外，这个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多不强盛。

然而，这个文化圈的诸侯国文化艺术比较繁荣。《诗经》的十五国风，属于这个文化圈的就占了大部分。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聆听了用各国乐曲伴奏所演唱的诸国诗歌。他用“勤而不怨”评价《周南》《召南》，用“忧而不困”评价卫国诗歌。^[7]“勤而不怨”指人们勤劳而不怨恨；“忧而不困”指忧愁而不窘迫。这两个评论虽说是针对部分地区而发的，但若用来概括周文化诸国的精神风貌，还是大体相当的。

这个文化圈地处中原，国势又多不强，所以在后来的大国争霸过程中就成为强国相互争夺的焦点。为了在强国的夹缝中谋求生存，许多国家涌现出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百家争鸣”时的纵横家源于这个地区，应当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个文化圈产生的霸主，以郑庄公和宋襄公最为著名，但都历时不长，宋襄公更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相比，其霸业可谓是“厚积而薄发”了。

齐鲁文化圈　齐、鲁为自西周以来的东方大国。在齐、鲁以南的泗水流域，有邾、莒、滕、薛、鄫、任等诸侯国，史称“泗上十二诸侯”^[8]者，也包括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另外，作为周王朝在北方的最重要封国的燕，由于戎狄的阻隔，而与中原各华夏诸侯国较少往来，比较而言，在春秋和稍后的历史时期里却和齐国有不少交往，也可列入齐鲁文化圈。

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春秋时期各具鲜明特色。就发展趋势而言，齐文化重在开创和发展，鲁文化则偏重于继承和吸收。齐国得渔盐之利，又注重发展冶铁、纺织等手工业，所以是春秋时代富庶强盛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初年，齐庄公、齐僖公即被称为“小伯（霸）”^[9]，后来的齐桓公更为“五霸”之首。显而易见，齐的霸业是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的。

鲁国是保存周的传统文化最多的诸侯国，也是“万世师表”孔子的故乡。鲁为保存和继承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春秋初期，鲁亦为强国。《诗经·宫》对鲁僖公曾有这样的颂扬：

泰山岩岩， 泰山的积石岩岩，

鲁邦所詹。是鲁国的边境。

奄有龟蒙，包括了龟山和蒙山，

遂荒大东。边境还扩展到极东。

至于海邦，那些靠海的邦国，

淮夷来同。连淮夷都来朝觐会同。

莫不率从，没有谁敢不服从，(www.daowen.com)

鲁侯之功！这都是鲁侯之功！

在春秋初期的霸主舞台上，鲁庄公、僖公均有一席之地。齐、鲁两国文化不仅影响着周围许多国家，而且它们之间也不断进行交流和影响。孔子对齐鲁文化持肯定态度，他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10]的说法，认为齐、鲁文化距离他所推崇的“道”的境界并不太远。

秦晋文化圈　秦、晋两国本来联系不多，但入春秋以后，相互往来日增，“秦晋之好”遂为人们所艳羡。

从两周之际开始，秦国在赫赫宗周的废墟上迅速兴起，虽然它偏居西方，不常参加诸侯盟会，甚至被视为夷狄，但仍然在独霸西戎的基础上，锐意向东发展，只是由于强晋的阻拦，才没有收到显著成效。秦和东方诸国的通使聘享虽然较少，但和晋国文化的交流却达到了十分密切的地步，所以说秦晋文化的相通之处多有所见。

关于秦地风俗，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有这样的概括：

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1]

他认为这个地区因为土地厚重，所以民众致力于农作，并畏惧而不敢为奸邪之事。关于晋地的风俗，《诗经·蟋蟀》序说：

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

这种“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与秦地的“重为邪”是一致的，均指民众遵守礼法，以国事为重。在“先王遗风”的熏陶下，秦、晋两国的霸主都具有重礼仪、守信用、开通豁达等特色。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的不少君主都在霸主舞台上亮相，成为霸权迭兴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楚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所波及的区域相当广泛，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国家，如吴、越、徐、舒等以及巴蜀地区的小国，都属于它的范围。楚在春秋时期是雄踞于长江流域的泱泱大国。中原霸主每每彪炳“尊王攘夷”，这“攘夷”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抑制楚国势力的北上。

楚初起时只是一个地僻势弱、无足称道的蛮夷小国，据说周成王只把方圆五十里的一块蛮荒之地封给楚的先祖。^[12]周成王在岐阳（今陕西省岐山县境）会盟诸侯时，楚君熊绎被指派看守庭院中燃烧的祭神火堆，还没有资格参加正式盟会。然而，入春秋以后，楚却迅速崛起，问鼎中原，以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登上霸主舞台。楚不仅敢于和赫然有名的齐桓公相对抗，而且和北方强大的晋国进行了历时颇久、互有胜负的霸权争夺。在春秋霸主的风云际会中，楚国君主往往咄咄逼人，反映了楚文化积极进取的风貌。

春秋后期，当中原霸主“疲惫”的时候，吴、越霸主登上历史舞台，为霸权迭兴骤添一阵紧锣密鼓，反映了吴越地区实力的增强。楚与吴越多有联系，吴越文化的兴起与楚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这四个文化圈的情况表明，春秋列国并非一盘散沙，而是分成若干中心而呈凝聚状态的。无论是周文化、齐鲁文化，或是秦晋文化、楚文化，它们都以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霸权迭兴实际上也是各种文化的交替繁盛，霸权争夺也是诸种文化争妍斗艳在政治上的反映。如果把春秋社会比作一只稳重而典雅的大鼎，那么，周文化就是这鼎的华美纹饰，而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和楚文化则是大鼎的具有无比承受力的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