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和行政”一样，两周之际的王权情况也是被《竹书纪年》弄乱了的糊涂账。

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事情本来是简单明了的。周幽王被杀死于骊山之下以后：

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避）戎寇。

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太子继位，诸侯诚惶诚恐地拥戴周天子。只是“戎寇”有些不知趣，常来骚扰，为躲避戎寇，平王才东迁于雒邑。如果说有波折，那也只不过像一粒小石子在如镜的湖面上所激起的小涟漪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吗？尽管《史记》的这种说法不怎么符合两周之际的社会形势，但由于没有新的材料可资佐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好人云亦云。既然博雅如太史公者尚且如是说，难道还会有错吗？

从地下挖出来的《竹书纪年》似乎是故意与《史记》作对，它偏偏提出了与《史记》大不相同的看法，所叙述的两周之际史事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大异其趣。请看《竹书纪年》的叙述：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28]

从这个叙述里，我们细绎其义，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史记》所未涉及的史实。第一，幽王为宠幸褒姒而废申后和太子以后，太子宜臼即逃奔于其外祖父申侯的西申。第二，宜臼称王的时间并非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在幽王死后，而是在幽王死前就被申侯、鲁侯、许文公等拥立于西申，时称“天王”。第三，幽王死后，虢公翰拥立的“携王”与“天王”二王并立。这次周二王并立的局面长达十年之久，直到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携王”被杀才告结束。显而易见，这些史实并非无关大局的细微末节，而是影响甚巨的重大事件。

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竹书纪年》，是司马迁所没有见到过的史料。司马迁撰写两周之际和东周列国历史时，大有文献不足征的慨叹。他指出，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多毁于秦火。对于此事，太史公曾连呼“惜哉！惜哉！”^[29]。“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马迁写两周之际的史事，过于简略且多讹误，自是有其苦衷的。假若他当年得见《竹书纪年》的材料，那么，《周本纪》中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叙述就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竹书纪年》所揭示的“二王并立”的史实，相当集中地说明了诸侯势力增长的情况。周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当然是昏庸之举；立伯服为太子，也不会为舆论所赞许。然而，作为最高权威的周天子毕竟拥有废立王后和太子的权力。幽王的做法虽不合乎情理，但却无悖于传统礼法。申侯、鲁侯和许文公本应唯幽王马首是瞻，但却对其决断置若罔闻。他们拥立宜臼为“天王”，无疑是和幽王唱对台戏。西周一代，诸侯权力之勃兴以此事为最。可是，诸侯们虽然对幽王大不敬，但却依然皈依于周天子的大纛之下。申侯他们尊“天王”，虢公则尊“携王”，无论是“天王”，或是“携王”，都还是周天子的旗号。

打着“尊王”的旗号来挖周天子的墙脚，春秋霸主所惯用的手段早在“二王并立”之时就已经露出了端倪。申侯他们不经周幽王同意而拥立“天王”，后来“天王”摇身一变而成了名正言顺的周天子，此事表明申侯他们必然得到了天下诸侯的拥戴。春秋霸权的萌芽盖在乎此。

“二王并立”局面使周代王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跌落，也使得贵族和大臣们陷于极大的苦闷和彷徨之中，追随“天王”乎？跟从“携王”乎？实在难以定夺。贵族和大臣们的这种心情，在《诗经·小雅》的一些篇章中有很好的表达。例如《雨无正》云：

周宗^[30]既灭， 镐京已经溃灭，

靡所止戾。没有地方可去安处。

正大夫离居，长官大夫离居，

莫知我勚。没人知道我的劳苦。

三事大夫，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不肯早晚事奉天子。

邦君诸侯，邦君诸侯，

莫肯朝夕。也不肯早晚觐见周王。

镐京溃灭以后，贵族和大臣们无所适从，不仅王朝中的正大夫、三事大夫这些官员不再恭敬周王——“天王”或“携王”，而且邦君诸侯也不再早晚觐见。特别是“靡所止戾”一句，相当典型地表现了对王权迷惘的心态。

除了《雨无正》以外，在这个时期的其他诗篇中，此种心态也多有流露。如《节南山》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我瞧天下四方，穷蹙蹙的没有地方驰骋；《小旻》谓“我视谋犹，伊于胡底”——我看那些谋划策略，不知道将何所归依。这些诗句的意思和《雨无正》的“靡所止戾”如出一辙。以“雨无正”名篇，其含义是不知雨落何方，或者说是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所比喻的就是人们不知道“天王”与“携王”究竟谁是周王室正统。

在《诗经·正月》中有这样的诗句：“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意思是可怜我这个人，我往哪里去谋取禄位。瞧那乌鸦在寻找落处，不知道它将落在谁家的屋。《后汉书·郭太传》曾称引这些诗句，李注云“言不知王业当何所归”，深得诗句意旨。和《雨无正》等篇一样，《正月》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各阶层人们对于王权的失望情绪。

两周之际，周天子对于诸侯的“家长”尊严已经消失，笼罩在周天子头上的神圣光环正逐渐隐退，人们对他失望可以说是十分必然而又自然的事情。平王东迁雒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寻求晋、郑、鲁、卫等诸侯国的保护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春秋初年的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31]可见晋、郑两国是周室东迁的主要依靠。当时，晋、郑两国的诸侯——晋文侯、郑武公实是周王室的庇护者。为了感谢晋文侯，周平王曾经隆重赏赐他，并发布了一篇命辞——即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文侯之命》篇。其中说道：

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意思是你立下很大的战功，在我困难的时期来保卫我；像你这样的人，乃是我所衷心赞美的。郑武公和卫武公因救援周室有功，曾分别被周平王命为“卿士”和“公”^[32]。

在两周之际，申、鄫、鲁、许、晋、郑、卫等国都曾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诸侯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之中虽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霸主”，但毕竟为霸主的出场开辟了道路，预示了霸权将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创造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格局和新场面。

[1] 关于冕旒的形制，《周礼·弁师》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郑注谓冕旒用玉珠二百八十八枚，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引江永说谓“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胜，郑所计用玉，每冕皆当去其半”。江说可取。《礼记·礼器》篇亦曾述冕旒形制。

[2]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晏子春秋·外篇》：“冕前有旒，恶多所见也。”后儒以王者圣明，不视丑恶之事物来解释旒的作用，当属臆测之词，并无根据。

[3] 这种祭祀，古人称为“望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www.daowen.com)

[4] 孝王为懿王之弟，这是《礼记·郊特牲》正义引《世本》的说法。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孝王则为懿王的叔父。然无论如何，传子制在懿孝之际有所不行，仍是事实。

[5] 《礼记·郊特牲》。

[6] 《诗经·六月》。

[7] 《诗经·常武》。

[8] 关于这些职官的具体情况，请参阅张亚初、刘雨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10—1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北京。

[9] 西周春秋时期，“国人”概念有下移趋势。其初义指国都城中之人，春秋时期将国都城内外之人以及本国疆域内之人都称为国人。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国人地位极为重要，往往左右政局。春秋时期的王子朝谓“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用“万民”的概念，应当和当时的国人概念相同。

[10] 见1978年于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的《胡簋》铭文。

[11] 这件钟铭原称《宗周钟》。周厉王《胡簋》发现之后，专家论定此钟亦为周厉王所作，依铭文的内容，应称为《胡钟》。

[12] 见《尚书·洪范》篇。此篇为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这段话所述王权情况是符合周人思想的。

[13] 例如范文澜先生赞成《史记》之说，认为《纪年》所说的“共伯和干王位”，“可断言必无其事”（《中国通史》第一册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北京）。顾颉刚先生则说，“予累加探讨，知从《史记》不如从《纪年》”（《史林杂识初编》第20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北京）。

[14] 童书业先生说：“卫，姬姓，武公本西周末之显诸侯，又为东方诸侯之伯，而较齐鲁诸国为近于王室，入为王官，与问王政，自为极可能之事。”（《春秋左传研究》第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

[16] 见《国语·楚语上》。

[17] 《诗经·淇奥》序。

[18] 《汉书·地理志》注引孟康语。

[19] 见《师晨鼎》《师俞簋》铭文。

[20] 杨树达先生说：“非王而称某某若曰者，仅此伯和父之铭。《尚书》除王若曰之外有微子与周公称若曰，周公之称在其摄政时。天子自称小子，此伯和父亦是，故此人即共伯和也。”（《积微居金文说》第138页，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北京）

[21] 《诗经·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诗经·召旻》：“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诗经·十月之交》：“彻我墙屋，田卒污莱。”都是幽王时期社会情况的写照。

[22] 依次见《诗经》的《苕之华》《何草不黄》《渐渐之石》诸篇之序。

[23] 《国语·郑语》。

[24] 周得褒姒的时间，从传说的时代和伯服年龄等方面来分析，应当是宣王时期的事情。为避免繁细考证，今暂以《国语》所载而申述。

[25] 《史记·郑世家》。

[26] 《国语·郑语》。

[27] 关于史伯的言论，当然也可以推测是《国语》的作者所假托，甚至史伯也属子虚。然而，《史记·郑世家》述郑开国之事全依《国语·郑语》，可见博雅如太史公者尚且相信史伯其人其事。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对《国语·郑语》所载宁信其有，似较稳妥。

[2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汲冢书纪年》。

[29] 《史记·六国年表》序。

[30] “周宗”，《左传》昭公十六年引作“宗周”，当为其本。

[31] 《左传》隐公六年。“晋、郑焉依”即晋、郑是依。

[32] 见《左传》隐公三年和《史记·卫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