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周武王灭商以后，曾经向商纣王的太师箕子询问治理天下的办法。箕子向周武王讲了九类大法。在其第六项中，箕子说了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12]

“辟”，指君主。箕子认为只有君主才能作威作福和食用精美食品，假若臣下这样做了，那就会有害于国家。这段话未必为箕子所说，但它郑重地载入周人文献，说明它是符合周人思想的。如果说这段话在西周前期和中期很灵光的话，那么到周厉王时期就不大灵验了。被国人赶走的周厉王在汾河岸边的彘邑一住就是14年之久，可怜兮兮地被人称为“汾王”。

厉王居彘邑14年，这样长的时间里，宗周镐京的最高权力由谁来支配呢？

关于这个问题，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逃走之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认为是召公和周公相互商量着共同执掌政权的。按照这种解释，他们所号称的共和实为近世民主共和概念里“共和”之义的滥觞。历代的学问家，如韦昭、杜预、司马光、崔述等，都同意《史记》中的这种说法。

司马迁之后过了400多年，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在一座古墓里发现了一部写在竹简上的史书，称为《竹书纪年》。它上面说厉王奔彘以后，不是召公、周公执政，而是“共伯和干王位”，即共国的国君名和者摄王政。由于是共伯和执政，所以后世谓共和行政。历代学问家，如郦道元、苏辙、罗泌、顾炎武、梁玉绳等，都同意《竹书纪年》中的这种说法。

作为泱泱大国的周王朝，在共和行政的长达14年之久的时间里，由谁执掌最高权力，这本来是不会成为什么问题的，但由于《史记》和《竹书纪年》有不同的记载，所以便使学问家聚讼千年，成了一桩历史之谜。

当代学者对于这个历史之谜的看法亦颇有分歧。^[13]经过不断探讨和深入研究，论者逐渐倾向于《竹书纪年》的说法，并且考证出共伯和即卫国诸侯——卫武公。^[14]《纪年》的说法所以为研究者赞许，因为无论是古代文献记载，或者地下出土的彝铭材料，都为它提供了较多的佐证；相反，《史记》关于共和行政的说法却缺乏旁证材料，正如清代学者梁玉绳评论的那样，只是“史公之单说”^[15]。

共伯和以诸侯的身份而入主王室，这是由王权到霸权递变历史中必须重视的一件史实。关于共伯和的情况，《吕氏春秋·开春》篇说：

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凰）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或本作“请”）矣。

战国时期成书的《鲁连子》也有类似的记载：

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

这些记载表明，共伯和历来以高尚的德行而在诸侯中享有崇高威信，所以厉王奔彘以后能被诸侯推举以行天子之事。春秋时期以博闻强识著称的楚国的左史倚相曾说卫武公严以律己，遍告国中卿大夫和普通士民都规劝和监督自己。^[16]卫武公——即共伯和——曾作有一篇自我勉励的诗，即《诗经·抑》篇，其中说：

有觉德行， 只要有正直的德行，(www.daowen.com)

四国顺之。四方诸侯就会顺从。

谟定命，颁行伟大的计划，

远犹辰告。宣告深远的谋略。

敬慎威仪，要谨慎于自己的威仪，

维民之则。因为你是民众的榜样。

卫武公十分强调谦逊、恭谨和注重个人修养，这或许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有关。

据《史记·卫世家》记载，卫武公名和，是卫僖侯的次子，很为卫僖侯所喜爱，得到卫僖侯不少赏赐。卫武公是个不贪图钱财的人，他把所得赏赐都用来结交士人。卫僖侯死后，太子共伯余继位为卫君。卫武公率领士人攻击共伯余，获得胜利。共伯余走投无路，便跑到卫僖侯的墓道中自杀身亡。由于武公在卫国民众中很有威信，所以卫人便拥立他为卫侯。卫武公继位以后，果然不负众望，把卫国治理得很好，老百姓也都安居乐业。这种经历使他特别注重“维民之则”，使自己的言行足可为民众效法。

按照周代通例，诸侯可以入周王室任职，当然，这多是与周室关系密切的国家的诸侯。卫与周关系密切，历代卫君多以“伯”相称，指卫侯为东方诸侯之伯。史书上有卫武公“入相于周”^[17]和“入为三公”^[18]的说法，地下出土的彝铭材料证明这些说法是基本正确的。厉王时期的彝铭记载共伯和曾任周王朝的“师”职，又担任过“司马”，皆为军事职务。汉时，司马为“三公”之一。共伯和担任司马，与文献中的“入为三公”之说应当是吻合的。司马之职管辖王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彝铭记载的师晨、师俞等“师”职官员，皆出自共伯和手下，^[19]应当是王畿地区的中级军官。参加国人暴动的有“师氏人”——即师职官员管辖之人，如果据此而推测师晨、师俞以及共伯和支持或纵容手下的人员参加了暴动，应当说是可信的。再从共伯和一贯强调施惠于民的主张看，他对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当不会持赞成态度。

共伯和政治生涯的惊人之笔，不在于他以非常手段夺取了卫侯的权位，甚至也不在于他“入为三公”以至支持国人暴动，而在于他敢执政称王，“行天子事”。共和行政时期的一件簋铭载有“伯和父若曰”的辞句，这在金文中相当罕见，因为一般只有周王的语言才冠以“若曰”。这簋铭表明共伯和跟周公摄政时一样，也是称了“王”的。^[20]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在彘邑死去，共伯和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将权位移交给周宣王，自己返归卫国。《庄子·让王》篇有“共伯得乎共首”的说法，指共伯和不留恋天子之位而自愿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共伯和的儿子所铸造的一件钟铭上说共伯和“永终于吉”，看来他是善终了的。共伯和长寿，95岁时才辞世。

“共和行政”这个历史之谜的揭穿，有助于理解王权与霸权的递变。共伯和以诸侯身份不仅入周王朝任职，而且“行天子事”达14年之久，这样事情亘古未有，它相当深刻地说明周代王权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到宣王时期周天子也曾荣光了一阵，但周代王权毕竟无法返老还童。赫赫宗周的覆灭，早在共和行政时期已见端倪。除此之外，共和行政还表明诸侯的实力和影响在西周后期已经有勃兴的势头。

然而，王权的跌落和诸侯势力的勃兴，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共和行政毕竟是在周王朝的旗帜下进行的。共伯和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甚至也没有想过），要让周王朝寿终正寝。住在彘邑的周厉王虽然只是一个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但仍是正统之所在。待他一死，共伯和就急忙交出政权，皈依于传统轨道。如果说共和行政是对周代王权的一次冲击的话，那么其成果相当有限。尽管从诸侯势力兴起的角度看，可以说共和行政是春秋霸权的开始，但由王权转到霸权，毕竟还有着相当长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