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比较，是仅就若干表面现象而言的，其实，就本质而言，春秋时期的霸权迭兴和后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可以举出许多区别。我们现在自可不必深究，所需要强调的只是霸权迭兴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即分封制度趋于衰落和瓦解的春秋时代。它是时代的标识，又是时代的产物。

在我国上古时代的政治发展中，春秋时期的霸权迭兴廓清了弥漫在社会之上的沉闷气氛，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体现西周时期王权尊严的黄钟大吕虽然庄重肃穆，但它毕竟是行进中的慢板，给人以压抑之感。霸权迭兴则似一首威武雄浑的进行曲，它跌宕起伏，具有一往无前的勇猛气势。

由西周时期王权独尊的一统天下发展到春秋时期霸权迭兴的多头政治，带给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诸侯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多种形式的激烈竞争。在激烈竞争中，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的措施。春秋时期的每一位霸主，可以说都是以强盛的国力为其后盾的。孟子曾经这样说明霸主产生的条件：“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依靠武力并凭借着仁义之道的人可以称霸，这样的霸主必定产生于大国。

春秋时期仁义的概念很庞杂，往往被作为美德的代称，“尊王攘夷”作为一种美德，应当包括在当时的仁义范畴之中。大国诸侯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尊王攘夷”的旗号才可以争当霸主。在激烈的霸权争夺中，为了发展本国的政治与经济以增强争霸的实力，各诸侯国普遍重视贤才，士的阶层的影响日益扩大，这就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如果追溯其渊源，那就可以说许多主要的学派——如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早在春秋后期就已粗具规模。诸侯争霸所形成的重视贤才的社会风气和相对自由的学术发展环境，与诸子百家的出现应当是有关系的。

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间，列国间的战争共483次，朝聘会盟450次。这些战争和朝聘会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朝聘会盟则往往加重中小国家民众的负担。晋国称霸的时候，鲁对晋即毕恭毕敬，“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了求得霸主的庇护，鲁国的公卿大夫不断去晋朝拜，并带去贡品和精美的玩物，晋国史书经常载有这类事情，晋国府库无月不受鲁国贡品。这个例证可以说明登上霸主宝座的诸侯，不仅有称霸的美名，而且也很有实惠。如果说霸权迭兴带来了历史进步的话，那么，这个进步主要由广大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换取的。(www.daowen.com)

霸权迭兴加速了地区性统一的步伐，并进而为中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的疆域和规模相差无几，所以有“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说法。一圻即方千里；一同即方百里。春秋霸主之国往往拥地数圻，这即是争霸战争中对中小国兼并的结果。正如郑国子产所说：“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如晋国叔侯所说：“若非侵小，将何所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在霸权迭兴过程中，东方诸小国多为齐国吞并，北方诸小国多归于晋，江淮和汉水流域诸小国多并于楚，秦霸西戎时则将西北诸小国兼并。春秋初期的一百几十个国家到春秋末年则只剩下了几个大国和十余个中等国家，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

争霸战争和朝聘会盟加强了各地区的联系，促进了诸族的融合。居住于周边的蛮、夷、戎、狄诸族在春秋初期多次侵袭中原地区，多次使中原地区的一些中小国家处于危殆状态。以齐桓公为典型的诸侯霸主“攘夷”之后，才改变这种情况。《公羊传》僖公四年曾有这样的概括：

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意思是说，夷狄屡次为害于中原国家，南夷与北狄交替着侵害中原，使中原国家像千钧一发一样危险。齐桓公救援中原诸国并攘除了夷狄，又制服了荆楚，这真是后世称王者一样的作为。春秋中后期，霸主们往往迁徙诸少数族，使得华夏族与少数族犬牙交错，杂居共处，开垦荒地，发展经济。这对于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总之，春秋时期的霸权迭兴并非赳赳武夫们的一场无谓的争斗，而是一系列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