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时期的霸权迭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种独特的现象。霸权实质上是周代分封制度的异化。周初分封诸侯的目的是把子弟亲戚分封出去建立侯国以作为周王室的藩篱。进入东周时期以后，周王室衰弱，日益强大的诸侯国对周天子桀骜不驯，逐渐形成尾大不掉、本末倒置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殷商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实行分封制度，殷商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方国联盟。这种局面在西周时期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的分封制度基本上处于发展巩固时期，周王的权力还相当强大。关于周代分封诸侯，史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经指出：

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观堂集林》卷十）

西周初年和中期，各诸侯国在周王朝的卵翼之下发展壮大，周天子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作为“诸侯之君”，周天子对诸侯颐指气使；作为“王之荩臣”（《诗经·文王》）——即向周王尽忠之臣——的诸侯，则对周天子俯首听命。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屡有“对扬王休”、“对扬天子皇休”一类的习惯用语，意为宣扬周王的辉煌美德，显示了西周王权的尊严。

霸权迭兴的现象，在春秋以后的历史时期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自战国以后的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曾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局面的出现。粗看起来这种局面和春秋时期的霸权雷同，其实两者有实质性的差别。(www.daowen.com)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时候，汉献帝处境十分艰难，袁绍的谋臣沮授劝他奉迎天子，这样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袁绍怕事事受皇帝限制而拒绝了这个建议。曹操听从荀彧建议，亲自去接回汉献帝，此后便以汉帝名义号令天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优势。然而，汉献帝虽然和周天子一样，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其处境却极不相同。汉献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与玩偶，受到严格控制。汉献帝的妃子董贵人因受牵连而要被曹操诛杀，献帝以董贵人怀孕为理由多次恳请曹操赦宥而不获准。汉献帝的伏皇后及其二子亦被杀害，献帝哀叹自己“不知命在何时”（《后汉书·皇后纪下》）。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尽管威风锐减，失去了往日的尊贵荣华，但始终没有成为哪一位霸主的附庸。周王室虽然逐渐衰弱，但始终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军队和官僚机构，所以进入东周时期以后周王朝尚历经二十五王，绵延四个多世纪。周王室对于诸侯一直有很大影响，直到战国初年田氏代齐以后很久还要恳请魏武侯介绍而经周安王册封，才算被诸侯承认。贾谊的《过秦论》讲秦王统一天下大业是“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尽管周王室已是弹丸之地，但仍排在诸侯之前。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喻，那就是在霸权迭兴的春秋时代，尽管阴云遮蔽，可是周天子却仍如太阳一样高悬在霸主们头上；相比之下，汉献帝对于曹操来说，只不过是他手中所拎的一盏精制的宫灯而已。

另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为以魏代汉创造条件。慑于形势，曹操把代汉称帝的任务留给儿子完成，可见他念念不忘将汉献帝取而代之。春秋时期的霸主们所揭橥（音猪）的旗帜上书写的是“尊王攘夷”，即使是最显赫的霸主也没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春秋霸主中只有楚庄王曾问鼎周室，有不轨的苗头，但王孙满却给他一个当头棒喝，说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拥兵于成周城下的楚庄王不敢造次，只得讪讪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