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模式缺陷导致教师角色扮演遭遇内外因素的困扰，因此，构建一个合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将有助于缓解教师角色冲突。有学者依据已知的大学历史和面对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大学治理特征及其面对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市场等制度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路径，基于对大学治理特征的认识和治理要素的分析，构建了一种大学治理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见图4－1）。

图4－1　大学治理模式图(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刘晖：《地方大学治理：特征、理念与模式》，载《教育研究》，2008年第7期。

该治理模式反映了以下几个特征：对相对独立的政府、社会、市场和学校四大要素作用的肯定及其之间存在的合作关系的构建，展示了四大治理要素的互动、博弈与共生的状态：中央政府退居大学治理圈的外围，省级政府和第三级政府在法律范围内实施对大学的行政职能，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让位于社会、市场和公民组织，实现政府权力向社会和大学的回归；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为大学治理提供公开、及时、透明的信息服务并依据独立评估机构的信息拨款；政府切实依法将相关权力交还给大学，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切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评价的职能转移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中介机构，即由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承担；鼓励市场适度介入和社会广泛参与地方大学治理，治理结构中的各要素在互动中求得平衡；大学治理结构处于开放状态，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国内高等学校和国际环境保持人员、信息、资金等资源的交换。地方大学治理的理想模式具有能够适应制度环境的动态调整、适时变化结构，体现多主体、多中心和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原则^[7]。在处理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时，希尔斯曾经借用一句宗教话语，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这一原则赋予大学的任务，是要恰当地找出哪些责任的组合属于大学，哪些不属于大学。它对政府和社会赋予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是它有权要求大学和从大学得到的，什么是它必须承认属于大学自身的。”^[8]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帕金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彩；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