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型的过程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高等教育的布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纷纷新建或升格了一批高等院校。地方大学快速递增，从1999年的823所增至2006年的1480所，增速达79．8%（见表0－1）。

表0－1　世纪之交地方院校和部属院校发展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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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99—200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大学管理重心也逐渐下移，地方大学在获得不断增加的自主权时，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在增大。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学校已经呈现出所谓的圈层态势^[2]。第1圈层：10所，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第2圈层：25所，目标是建设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与第1圈层合计35所，即进入国家“985”计划的高等学校；第3圈层：21所，除了“985”计划建设的大学外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第4圈层：39所，和前3圈层合起来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95所大学；第5圈层：170多所，是经批准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第6圈层：230多所，是经批准能够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第7圈层：160多所，是培养本科生的大学；第8圈层：1000多所，是高职和大专层次的学校。

在众多圈层的挤压下，境况较差的院校面临生存危机，发展基础较好的院校面临生存和发展双重压力。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大学要与其他行业竞争地方资源；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内，一方面地方大学要与部属院校竞争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地方大学之间和部属院校之间也要进行各种资源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投入的资金是按学校级别分配的，处在前三圈层的高校数量约占高校总数的6．5%，得到了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90%。虽然同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得到的国家资金扶持远远超过了另外几所高校。进入“985工程”的高校得到的国家投入也远远超过了“211工程”高校。二是入学录取的分数也是按级别由高到低划分的，越在顶层的高校选择性越强，学生录取率越低，而处在外圈层的高职高专学校甚至无法录取到合格的学生。国家招生和录取政策划分了一本、二本、三本和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保证重点大学录取到最优秀的学生。三是表现在毕业生得到的工资额差异等可视的形式上。不同学校颁发的学历证明具有不同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更和学生一生的发展相关，这也是学历主义和考试舞弊的根源所在^[3]。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大学尤其是地方院校发展遭遇一系列问题。一是生源数量不足，生源质量下降；二是投资体制不顺，筹资渠道单一，资金缺口大；三是师资数量紧张，学历层次偏低，高职称比例低，青年教师比例偏高；四是学生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等。激烈的竞争环境尽管可以激发一部分教师不断提升自己，但更有可能带来教师角色扮演困境，从而加剧教师角色冲突。尤其不利的是，很多地方大学由于远离大都市，远离省会城市，处于地级市的中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信息较为闭塞，有的地方还存在交通不便的困难，有能力的教师大多想留在省会城市发展而不愿意往下面迁移、流动。同时，地方大学多为新建本、专科院校，在发展之初都面临着经费的巨大缺口，有限的资金大部分又都流向了基本建设和教学设施的硬件购置上，教师的福利待遇相对于老牌本科和教育部直属大学显然要低得多，这就使教师经常产生自己的付出与回报极不相符的内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