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上看，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历史被描述为一种单线发展的情况。最初的一千五百年被看成是游牧帝国前后相继、力量逐步增长的时期，在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以及他们所建立的一个有着压倒性力量与领土的游牧国家中达到顶峰。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草原进入了一个持续性的衰退或衰落时期，延续五百年之久。^[1]就像在早期游牧英雄史诗中的悲剧结尾一样，这一衰退时期被大多数历史学家一笔带过，其中的看法就是，经历一千五百年小心翼翼发展起来的游牧组织与力量在五百年的衰退生活中被刚愎自用的后代所挥霍殆尽。

对草原史的这种看法是很不准确的。将蒙古人看作是游牧民族一千五百年崛起的产物忽略了早期草原帝国的复杂性。匈奴国家发展出了必要的结构，并在公元前200年形成一个游牧帝国。这是所有草原帝国中最稳定和长久的。对单线性发展的强调也忽略了匈奴和回纥覆灭之后的长期混乱时期。在蒙古统治时代之前的一半多时间中，草原是脆弱且分裂的。成吉思汗的奋斗史表明从混乱向集权化的转变是相当神速的。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那个甚至在自己的家园缺乏影响力、强大组织以及安全感的游牧民族成为世界最大帝国的主人。尽管新帝国在结构上类似于其前辈，但游牧民族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相似性，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忆。颇具讽刺性的是，汉族文人的历史记载中所蕴含的鉴古知今哲学观，反而强调了数世纪之隔的游牧国家之间的延续性。

要获得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观念，就有必要对中原、草原、东北之间的复杂互动加以探究，这种互动形成一种规则性的发展周期。中原强大本土王朝的崛起以及游牧帝国所实现的对草原的统一，通过贸易与敲诈政策相互关联起来。在这种两极化的世界中，没有哪个独立的边疆国家能够一直生存到中原或游牧民族失去对两者间边疆的控制力为止。草原和中原的混乱便利了东北王朝的崛起。这些边疆王朝越过辽河流域，征服华北地区，并使草原陷于混乱之中。这些外族王朝的覆亡，对于中原的反叛者而言开启了统一中原与草原之路。与一系列草原帝国发展的逻辑很不相同的是，蒙古帝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混杂形式，它抵挡了来自一个更复杂的女真国家常见的致命干预。成吉思汗用一种由女真人发展出来的复杂技术结构，将训练有素的草原游牧民族骑兵组合为一支军队。将游牧流动性、攻击力以及攻城拔寨能力结合起来后，他塑造了一种较之以前欧亚其他任何力量都更强大的组合产物。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通常认为草原游牧民族进入了一个急剧衰退时期，这显然有所夸张。当然，之后的草原统治者也想实现成吉思汗的伟业，但他们总是在几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随着蒙文和汉文史料将黄金家族视为唯一合法的草原统治者，并弱化其他集团的重要性，这种偏见进一步加深。例如，也先率领卫拉特人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草原帝国，轻易突破明朝的防御，歼灭一整支明军并俘虏了皇帝，但卫拉特帝国通常只被看作是一种特例，在当时，作为傀儡的黄金家族领袖默默无闻，无法像众多着名的先祖那样成就一番伟业。元朝之后，人们预测蒙古的军事实力会受到削弱，这种情况并未在明代出现。在整个明代，不仅是卫拉特，甚至连达延汗与俺答汗领导之下的东蒙古都劫掠了中原边界，甚至还袭击了北京。没有哪个王朝像明朝那样与游牧民族有如此频繁而又绵延不断的边界战争，这表明蒙古人在其世界帝国消失后的几个世纪中依然是一支主要的军事威胁力量。明朝灭亡之后，在清朝统治的最初一百年中，东蒙古是朝廷在内陆亚洲对抗准噶尔扩张的军事堡垒。

然而很清楚的是，到19世纪，草原上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财富都大为削弱了。清朝的记载以及西方旅行者的记载描绘出一幅蒙古地区贫穷、剥削以及政治虚弱的惨状。清朝最后150年中的这种衰退状态必须与蒙古之前的强盛相比较。对清代蒙古衰落的传统解释，比如说僧侣秩序的崛起、贵族的衰落以及经济的开发等等，都是清朝政策执行的后果，这些都使得蒙古人变得更加脆弱，一旦他们离开了准噶尔人的保护的话，就既被他们自己的首领所利用，更受制于汉人。

像其他发源于东北的王朝一样，清朝擅长跟部落民打交道。由于自身的部落背景，满洲人了解草原政治的运作机制:联姻、敌对部落或家族之间的紧张局面，游牧首领们寻找外来收入的迫切性以及在强有力首领领导下的游牧力量迅速联合的风险。先前的东北王朝通过草原上的主动攻击以及支持敌对部落来面对这一威胁。这些王朝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干预并没有打算将草原纳入中原版图，仅仅只是使之保持无序状态，使统治王朝击溃任何重新统一草原的企图。这一政策在历史上细细看来只有一次没能奏效:当金朝使蒙古人陷入与塔塔尔人相互争斗的泥潭，而乃蛮部又对抗成吉思汗之际，成吉思汗成功地战胜敌人的进攻，并使之前拓跋魏国、契丹辽国以及金朝时期颇为有效的东北政策完全失效了。

清朝的政策并不完全遵从这种通常的东北战略。作为1571年条约的后果，蒙古仍然分裂为诸多小部落集团，每一集团的首领都与明朝朝廷有着个人化的朝贡关系。明朝朝贡体系的结构弱化了其联合一致的愿望，那些弱小的部落首领们担心一旦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统一的草原帝国的属下的话，就将失去其独立性与财富。而在之后，明朝又通过一种控制蒙古人的复杂的职衔与回馈机制进一步鼓励了分裂。然而，在明朝的行政体系中，这种体系是被动消极的。永乐朝之后，明朝统治者并未设法笼络蒙古首领，也没有将游牧力量纳入庞大的帝国结构之中。明朝想要让游牧力量不闹事，只是简单地给所有的部落首领提供援助以维持平衡，似乎忽视了这将会使草原的分裂永久化。明朝与唐朝不同，它没有认真考虑将游牧力量当作盟友:寻求游牧力量的援助以抗击满洲人或内部反叛的建议被朝廷拒绝。

在蒙古的这种分裂态势下，满洲人发挥更大的潜力。最初，他们仅仅是取代了明朝的奉供，用自己的奉供以获取蒙古人的支持，随着林丹汗的败亡，满洲人将八旗体制拓展到了蒙古南部。蒙古欣然接受这种新组织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使用了一种类似的部落结构，各旗按照传统的世系组织起来。满洲人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明朝的援助已经使草原碎化为细小的单位，这些首领们很乐意在八旗体系下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守旧的黄金家族首领们因此巩固了传统地位，并获得了新的头衔与奉供，还被专门授予确定的领地，在这范围内，他们可以直掌控领地内的部众，并不得擅自越界。

清朝的政策变得积极主动起来，它将明朝的方法转变为一种将保守的游牧首领严格限制在某一地区，并使之成为庞大帝国组成部分的积极行动。每位小首领不仅通过朝贡关系，也经由联姻以及在清朝政府为官而与清廷紧密相连。雄心勃勃的游牧首领们可以将其精力投入到扩展清帝国疆域的行动之中。蒙古贵族将其自身利益与清朝利益视为一体。在认识到无法用一种官僚化的趋势统治之后，满洲人解决了统一草原的问题。在中原的统治是官僚化的，而在草原的统治则依靠部落世系进行，两者都被统一到帝国体系之中。与汉人统治者不同，满洲人并不觉得有必要将中原的文化、机制或者行政机构运用到草原之上。

对这一体系的最大威胁来自准噶尔人。他们体现着游牧帝国的旧有秩序，这种帝国联盟具有对庞大边疆发动攻击的能力。准噶尔人也构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威胁。蒙古地区的八旗体系由于黄金家族的合作而运作顺畅。从这种体系中，这些黄金家族成员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他们自己却既丧失了活动性，也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对漠北蒙古的一次成功征服行动为非黄金家族世系的准噶尔人破坏这种贵族体系提供了机会。一旦这些漠北的蒙古人认为在与准噶尔人打交道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利益，就会诱使大部分的部落民众摆脱清朝的统治，随着噶尔丹的攻击，喀尔喀首领们感到了威胁。清朝需要这些首领，但是准噶尔人在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中却将其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蒙古人既是清朝的缓冲，也是他们在内陆亚洲的前锋。清朝依靠蒙古军队和供给与准噶尔人交战，但领导权主要掌握在旗人和重要皇族成员手中。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支撑清朝庞大的内陆亚洲征服行动的一直是这种传统的游牧军队而非火器部队。噶尔丹成功地用骆驼阵抵挡住了火炮的攻击，而康熙帝则在之后被迫放弃让他行动缓慢的军队去追击撤退的准噶尔人的打算。骑兵在草原战争中仍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城墙或稳固的防御，装填缓慢的枪炮就没有了威力。准噶尔战争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准噶尔人被击败了，他们的领土被纳入清帝国的版图之中，这标志着蒙古人作为草原战士作用的终结。蒙古力量从此开始急速衰落，而蒙古人的战斗力是之前五十年蒙古力量急速发展的基础。这导致了蒙古军事灵活度的衰退、藏传佛教的兴起以及耗尽了蒙古资源的经济开发。这些都是清朝行政结构运作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将蒙古人推到了边缘的位置。

蒙古军队被分别组队以保持其军事灵活性。随着准噶尔的败亡，这一军事重要性下降了。尽管满洲人也许仍然将蒙古人视作军事后备力量，但是他们先前的巡查、年阅制度逐渐废弛，而装备质量也大为下降。1775年，清廷不再派代表去阅兵，军事检阅每三年才举行一次。与此同时，蒙古地区的僧侣数量大增。清朝严格控制着蒙古贵族的数量，而为了逃避兵役，其他人宁愿去当僧人。僧人数量的增加与清朝对蒙古军队日益减少的需求相伴而生。清朝的领导权也确立起了蒙古地区的和平，让寺院在草原各地安全地建立起来，寺院成为农业、贸易和学习的中心。在19世纪蒙古的一些地方，有1/3到一半的男性人口成为僧人。尽管僧人仍属于游牧经济，有时候甚至住在家里，但他们没有义务交税或服劳役。寺院自身获得了来自贵族的馈礼，而且发展出自己庞大的生计产业。^[2](www.daowen.com)

正如前文所说，满洲人有意识地鼓励佛教以驯服蒙古人，但实际上他们早在满洲人到达蒙古之前的俺答汗时期就已经接纳了佛教。佛教并非疗治军国主义的良方，无论是东蒙古人还是准噶尔人在接纳这一宗教之后都未能阻止住争斗。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满洲人在击败准噶尔之后阻止了蒙古人增加寺院与僧人数量的强烈愿望。准噶尔战争之后，随着边界的弱化，蒙古人用钱物与支持塑造了新的寺院。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寺庙秩序的崛起对清朝的利益来说并不是一种威胁，清朝通过其派驻拉萨的代表对藏传佛教有着相当的影响力。鼓励蒙古人将精力投入宗教中以代替争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如果说不是官方的话)王朝政策，因为清朝在内陆亚洲已经没有军事行动了。

清朝对蒙古的管理第一次将草原开放给了汉人的直接经济开发。在这之前，游牧民众曾建立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制度，商人穿行于这些领地，并与游牧民讨价还价。游牧民众也到边市进行交易。清朝对蒙古的控制给了汉商进入草原的机会，而他们必须解决自身及其财物的安全问题。官方驿传网络和寺院成为商人的固定基地，他们在此可以进行长期的贸易活动。汉族商人进入蒙古遭到清朝官署的反对。朝廷严格限制居留时间和汉族商人在蒙古地区可以订立的合同的种类，但法律上的漏洞和执行的松散使得这些限制成为具文。蒙古的经济在多方面受到了影响。劣质的物品输入给游牧民以交换游牧制品，这些游牧制品又被商人们压价购买。然而，对贸易最具破坏力的方面是信用与协商机制的引入。汉族商人大部分来自山西，他们组建了大型商号以拓展信用资本或货物的流动。高额的回报率不久就创造了利润，并带来远超过货物本身的税收。通过入股的方式，蒙古的财富源源不断注入中原，当地蒙古人负债累累，无法自救，只好用大部分盟旗的资产偿付。这些债务经常通过将整个盟旗的财政用来抵押其首领的债务而获得担保，这些首领很乐意进口昂贵的奢侈品。^[3]

这些贸易活动和战时勒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1756—1757年漠北蒙古的反叛。蒙古经济状况在这之后日益恶化，这是因为清朝对边疆军队与驮运牲畜的需求减少之后，就放弃了限制汉族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活动的规定。蒙古在19世纪的极端贫困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掠夺性的贸易结构所致。这种形式之前并未出现过，这是因为蒙古人只有在帝国的保护下才能生存。在蒙古被纳入清朝的盟旗体系之前，游牧首领们一旦发现存在大额贸易活动的话，就会罚没商人的货物。只有当存在一种能加强这种债务偿付能力的政治结构时才能就利益达成妥协。当游牧民独立自主时，他们可以轻易离开这一地区，从而躲避债务。贸易者就将不得不宽免他们无法偿付的债务，想要继续做生意就必须接受这些损失。在通常情况下，商人们并没有将大额信贷放给游牧民，但是当他们被限制在盟旗体制内时，就有可能在纸面上获得巨额利润，并将之收入囊中。

黄金家族成员都从这一体系中受益，这是因为他们从盟旗的资产中获得了很大的信用。在受明朝与清朝数百年的资助之后，他们感到有责任要为他们饱受压榨的游牧民的困境考虑考虑了。准噶尔的败亡消除了他们最后的威胁，当初的这一威胁使得贵族首领可能被那些更年富力强的首领所取代。他们成为帝国边缘压榨、监督底层游牧民的阶层。因此，这些贵族会与一般的蒙古人联合起来，在漠南将他们的部落土地卖给汉族农民以获取个人收益，从而毁坏了游牧经济的根基。清朝的政治统治，通过数量众多的盟旗、严格限制的领地、朝廷任命的谨小慎微的部落首领以及破产了的帝国官僚形塑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商人们能够以很小的风险开发蒙古地区。

资本主义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开发。蒙古此时被卷入到一个世界性的贸易体系之中。铁路的发明改变了中国沿边与内地的关系。货物可以通过铁路从城市中心便捷地远距离运输，而汉族移民也沿着铁路的尽头进入广阔的蒙古地区。俄国人从西面拓展至草原地带，使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如梦初醒，那里再也没有游牧民可以撤退的独立地域了。^[4]

清朝统治的崩溃以及之后沙皇统治在俄国的崩溃，标志着旧体制的终结，但是这并没有使游牧力量在草原上重新出现。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最古老的循环，它之前早已处在衰落之中，现在则完全消亡了。贸易与交往、战争与政治的传统结构以及马上民族的宏图伟业，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注释】

[1]这种假设在内陆亚洲的文本研究中是非常明显的。在塞诺( Sinor) 的分类(《中央欧亚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中被标识为“ 衰落时期” ( Period of Decadence)，并被吴伟君(Schwarz)在最近的《蒙古学书目》( Bibliotheca Mongolica) 中加以沿用。

[2] 法夸乐:《清代对蒙古的治理》( Farquhar， Ching Administration of Mongolia， pp.115121， 148149);参见米勒:《内蒙古的寺院与文化变迁》(Miller， Monasteries and Culture Change in Inner Mongolia)。

[3] 鲍登:《蒙古近代史》(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萨多里:《满洲人在漠北的殖民统治》(San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4] 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pp.13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