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及其对中原的征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它打破了中原与其北疆周邻的惯常关系类型。传统的关系周期取决于三个关键地区:蒙古、东北以及华北的军事力量、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些地区，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互动类型。首先，统治中原的本土王朝面对草原上统一的游牧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边疆都在两大强权之一的控制之下，这种两极分化也使边缘国家无法产生。在第二种类型中，一个东北王朝确立起对华北的统治，使草原游牧部落处于分化状态并将汉人限制在南方。在相互关系方面，一方的发展通常会排斥另一方，而整个体系的毁灭也为替代者的崛起做了铺垫。因此，内陆亚洲边疆史就表现出某种周期性。这些内部互动的机制只有对每个组成部分的强弱加以细致分析才能彻底了解清楚。

在统一草原的过程中，草原统治权在形成阶段是最为脆弱的。这时，来自外部的军事或政治干预经常具有决定性影响。东北王朝在这种干预方面曾经驾轻就熟，它们也使草原出现混乱状态。然而，东北王朝也希望能统治中原的大片区域，因为这对它们的持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这些王朝内部逐渐衰落下去，它们就会将干涉草原事务的精力转为对抗中原内部的敌人以求自保。

在这时期，草原领袖可以在最少的干预下建立起帝国。在东北王朝已经覆灭，并被一个本土的中原王朝所取代的时候，草原就被重新组织起来。这种庞大的内陆亚洲政体无法依靠不进行分工的游牧经济而独存，因此统一的草原帝国就迅速转而投靠新的中原国家，因为这个中原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用来资助草原上的帝国统治。游牧力量使用其军事力量从中原获取奉供以及贸易收益。边疆将被划分为两种大型政体:诸如东北和甘肃这样的混合区域既被处于农业区域的中原政权所统治，同时也处于游牧区域的游牧国家控制之下。由于草原帝国一旦离开与中原的联系就无法生存，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即草原大帝国以及本土的中原王朝不仅共存，而且同时走向衰亡。一旦游牧力量与某一中原王朝订立和约，他们在保护并经常援助衰落中的中原王朝镇压内乱的过程中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一旦整个王朝覆灭，另一个也将步其后尘，游牧力量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其经济基础，而汉人王朝则是因为失去了来自游牧力量的保护。

草原与中原皆处于崩溃状态的时期，对诸如东北的弱小边地来说是走向独立的唯一时机。利用周边的混乱局面，东北的游牧力量建立起小国，并进一步占领华北，用以部落军队为靠山的汉人官僚的二元化组织加以管理。这些游牧集团的部落背景以及军事力量，也使他们有能力扰乱草原上的政治结构，使草原一直处在混乱局面之中。这些东北国家的衰落，开启了中原义军首领重新统一中原以及草原重组的另一个周期循环。

这种类型首先随着汉朝和匈奴帝国的同时崛起与衰亡而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南北分治的时期，拓跋魏朝(北魏)征服了华北并打乱了柔然试图统一游牧力量的努力。之后，随着隋唐/突厥回纥时期中原与草原的重新统一局面宣告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统治南方的宋朝以及占据华北的东北契丹与女真彼此鼎立对峙的第二次分治时期。

蒙古人通过战胜所有东北对手而创建一个游牧帝国的方式，打破了这种类型。它形成一种异常的状况，即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草原帝国对抗一个位于中原的东北国家。这种对抗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形成了一种将草原机动性与复杂的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的蒙古军事机器。整个中国，甚至是欧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其面前都不堪一击。蒙古征服的经验并没有迅速被遗忘，反而深刻影响了随后汉人与草原游牧力量的关系。明朝对待草原的态度受到元朝征服记忆的深刻影响，因此其边疆政策跟其他任何本土王朝都不一样。而在过去，在中原衰落之时，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草原，而是来自于东北地区。

明代是在中国二千二百年王朝史中仅有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草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而稳固的帝国以对抗中原本土王朝。草原上的这一失败并不是缺乏利益或者领导乏力的结果。在明代，草原在很多时候被统一起来，每一位跨部落的首领都会利用外部边界战略，从中原榨取贸易权与奉供。蒙古人和卫拉特^[1]人通过血腥抢劫从中原获取利益。他们要求馈礼与贸易以换取和平局面，游牧国家正是靠着这两大收入得以维系。在大部分时间中，明朝拒绝给游牧力量提供这种好处，尽管这是汉唐这些古老前朝制定的政策。明朝的拒绝使至少一个游牧统治力量土崩瓦解了，而且导致了游牧力量对华北边疆持续不断的劫掠活动，劫掠的数量与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强。这是一种与其他本土王朝相反的类型，由于没有满足游牧力量的要求，明朝较之那些接受索求的王朝经历了更久的边疆战争。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明朝在汉唐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但如果细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短视政策逐渐削弱了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并不会为明朝带来安全，反而会使其日益衰落。尽管很多汉人憎恶游牧大帝国，但草原帝国至少在草原上保持了稳定性，并将虚弱的中原王朝从内乱之中拯救出来。内乱以及东北满洲人的入侵使明朝于1644年灭亡，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明朝执行的糟糕的边疆战略。

在明代，草原的历史表现为建立帝国过程中的三次大失败。这些失败经常被当作元朝之后蒙古力量衰弱与没有竞争力的证据，仿佛蒙古人已经在二百年前他们的世界征服中以某种方式耗尽了能量一样。这些批评意见大多数想当然地认为成吉思汗的崛起以及他组织起的帝国是一种进化了的草原传统的顶峰。然而，这种类比忽略了在与匈奴、突厥或者回纥帝国相比时，为何蒙古帝国就是例外？明代的游牧力量不是试图重新统治中国的元朝复仇者，更多的是采取外部边界战略的典型的早期游牧力量。他们试图在远方从中原获得好处，而没有打算重新征服中原。在明代，不管是也先、达延汗还是俺答汗，都未能建立一个长久的游牧帝国，这点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草原处于衰落之中，反而是草原帝国自身结构和明朝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与成吉思汗的比较无法解释游牧力量在他们先前胜利的时候为何会招致失败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失败只有通过对在明代建立游牧国家的意图加以探究，方能加以透辟理解。^[2]

元朝的垮台并不是民族观念下的汉人反外族起义的结果，而是一种反抗衰弱王朝的传统意义上的反叛，它成功地摧毁了蒙古人的统治，而又沿用了一些元朝的机构与政策。明朝的建立者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鼓励那些未随元朝撤退而留在中原的蒙古军队投降，并将这些蒙古人编入他的军队之中。他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对大量为蒙古服务的外族人加以同化，以防止出现内奸。明朝的很大一部分国家结构，尤其是世袭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基层军事组织脱胎于东北和蒙古模式。^[3]

对明朝而言，元廷撤回蒙古地区既是一种意外，也形成了一种危险。华北地区落入新的征服者手中，没有经历那种会耗尽新王朝资源与能力以补给军队的持久围困局面。然而，蒙古人仍然在草原上潜在地威胁着明朝对北方的控制。元朝统治者的存在也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因为人们会认为明朝统治者并没有绝对权利获取皇位。不管是不是外族，元朝统一中国已经实现了儒家所要求的合法性。由于明朝无法彻底消灭元朝世系或迫使元帝退位，从汉地传统来看，蒙古人的宣称就成为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特殊道德力量。按照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看法，这种危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蒙古人并没有实力重新征服中原，但是对于明朝的统治者来说，蒙古力量仍然是活生生的威胁(尤其是1449年明朝在与卫拉特人交战时在土木堡的惨败)。蒙古对中原的袭击经常被看成试图重现已失去的帝国，实际上，游牧力量早就放弃了任何此类念头。

洪武帝的北方战略政策主要是防御。对于一个在南方崛起并且都城位于长江流域的王朝来说，北部边疆就其基本利益而言是不怎么重要的。明朝对蒙古地区的元朝军队的进攻，其目的并不是想要兼并这一地区，而是为了摧毁旧朝的军事力量，并保卫边疆免受蒙古的攻击。明朝军队于1372年兵分三路突进至哈拉和林，但是蒙古人围歼了其中的一支，另两支被迫撤退，八年之后的第二次草原战役也以明军失败告终。然而，明朝在1388年赢得了一场大捷，当时明军在捕鱼儿海奇袭了北元军队。事实上，这次大捷终结了北元王朝，使其在草原上的权威一去不复返了。

捕鱼儿海大败之后，元朝统治者继续自称是草原上的统治者。在之后的12年中，5位后元皇帝先后更替，每一位都死于残杀。汗位几乎成为纯粹象征性的。与蒙古控制的世界其他部分一样，正式的领导权通常限制在黄金家族成员中，只有他们有权拥有汗或可汗的头衔。不属于黄金家族的掌权者于是就觉得有必要拥立一位黄金家族成员为汗王，而自己则通常采用台吉(tayishi)的称号，这是仅次于大汗的头衔。在西域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中，这种现象非常容易理解:没人会将印在钱币上的成吉思汗头像与帝国真正的统治者相混淆。而对汉人来说，就更难接受一种仅仅是形式性的观念了，因为在东方，黄金家族也是元朝帝系的后裔。^[4]因此，一旦蒙古人按照蒙古习俗拥立黄金家族成员为汗，汉人就怀疑这一任命之所以作出，是因为他们的元朝血统，也就是说，游牧力量慎重地选择统治者，暗地里是要争夺中原的皇位。那些追求“正统”世系的汉人虽然经常将草原政治中的这些有名无实的汗王相混淆，但对他们的行踪、被杀与被取代的情况却记载甚详。蒙古人自己也许会通过接受明朝授予这些汗王的汉式头衔而部分地消除明朝的怀疑。然而，蒙古人可能并未按规矩办理，而基于相同的理由，他们也将元朝的官职作为部落头衔，但其中没有任何为将来打算的动机，对那些无论怎样都无法理解部落或“蛮夷”政治的汉人来说，沿用已经不复存在的元朝世系表明对蒙古地区日渐混乱局面的某种规制意识。^[5]

北元的覆灭给草原上的非黄金家族部落首领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元朝，他们被兼并到国家等级制度之中，其民众则负责保卫蒙古地区以抵抗敌对的汗王。这就给在那里的游牧力量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直到王朝覆灭方才如释重负。在一开始，元廷及其军队为草原带来了最完备的政治秩序。然而，一旦失去了草原上的经济或政治基地，这些政治秩序就会像外来的迁移植物一样无法长久存活。1388年的惨败以及随后一连串的宫廷残杀为当地部落首领的崛起并建立新的草原帝国创造了条件。

到15世纪初，游牧力量分化为彼此争权夺势的两大对立集团。阿尔泰山地区是西蒙古或称为卫拉特人的家园，他们在马合木的统领之下，而蒙古中部与南部则由阿鲁台领导下的东蒙古人控制。这些首领都不是黄金家族后裔，这标志着新的部落精英的出现，但是最高的汗的头衔仍然掌握在黄金家族手中。东蒙古人最初拥有更大的领土，南面与中原接壤，在西部和北部则靠着卫拉特部。在东北草原上有三个较小但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草原部落，明朝称之为三卫或兀良哈卫。在元朝对草原的统治崩溃之后，对这一地区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在东蒙古和卫拉特人之间爆发了。

北元于捕鱼儿海大败之后，明朝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将草原作为关注的重点，转而采取一种积极防御政策。明朝的内斗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一政策的内容，而北部边疆成为明朝对外政策最为关注的中心。北部边疆意义的这种转变始于1398年洪武帝去世之后的继位争夺。

为了控制北部边疆，洪武帝将战略要地作为封地分给他的一些儿子。这一战略有双重目的。由于北部边疆远离明朝在南京的都城，他的儿子们就可以协助将这段边疆保持在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此外，通过将他自己的儿子调往遥远的封地，而将他指定的继承者留在京城这种方式，洪武帝计划解决继承问题并避免内战。这些皇子们尽管觊觎皇位，由于离皇权宝座太远，无法直接干涉此事。然而，为诸子提供个人军队和领土基地以削弱皇权的不利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洪武帝实现权力和平交接的计划在太子先他而死之后被打乱了。洪武帝没有在其他儿子中挑选太子，而让这位早逝太子的儿子获得了这个位子。因此在损害其叔父利益的情况下，一位年幼的孙子被指定继承权力。等洪武帝一去世，这位幼主(建文帝)的谋臣就设法流放或者诛杀那些可能威胁皇位的诸藩王。这自然对先帝在世诸子中最年长的朱棣形成了一种威胁，他是一位富有威望且经验十足的边疆军事统帅。朱棣起兵反叛并击败了羸弱的皇帝军队，由于洪武帝力图减少非家族力量对其权力的威胁而清除了大多数天才将领，皇帝的这支军队实力受到削弱。南京城陷落了，宫殿化为一片废墟。朱棣自立为永乐帝，并将都城迁往他所在的北方基地——北京。^[6]

将北京作为王朝的都城对明朝边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曾经是已不复存在的元朝的都城——大都，在这之前，曾是辽朝和金朝的都城之一。对于一个东北或蒙古地区的王朝来说，北京位置极佳，它处于中原传统地域的最北端，非常容易进兵并从东北或草原地带获取补给。基于相同的理由，它成为一个本土汉人王朝的颇有问题的选择。它使朝廷直接暴露在脆弱的边疆防御线之后，非常容易受到来自草原或东北的攻击，并且还远离南方的大量汉地人口及农业剩余物资。北京处于一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分配网络的末端，而这一网络将华中与华南的生产地域维系了起来。北方很难养活它的人口，更不用说驻扎在北京这一帝都中更多的军队以及政府官僚了。粮食通过京杭大运河或海路运至北京，花费巨大。这些供应的不利之处对于蒙元王朝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北京有其战略优势，也正是他们建设了供给北方的代价高昂的运河体系。^[7]

对一个本土王朝来说，都城坐落在北部边疆(这是一段在大部分时间内中原无法成功突破的边疆)会使蒙古问题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一个建基于南京的王朝来说，游牧力量的入侵或许会造成麻烦，但由于距离遥远，游牧力量的灵活性无法发挥。而对于一个建都北京的朝廷而言，游牧力量的每次攻击都直接威胁到王朝的安全。永乐帝选取北京为都城，并没有将这种长远的不利之处考虑在内。北京是他的封地，并受到当地军队的支持。他的第二个考虑是南京的皇宫已经被焚毁，南京这座城市不再具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永乐帝早年受到的训练与处理蒙古威胁时的边疆经验。作为一个在北部立足的领袖，他正视蒙古问题，并与他们交战。作为一位军事家，永乐帝知道他无法从一个南部的都城去有效攻击快速运动的游牧力量。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来说，北京成了一座执行扰乱游牧力量的长期政策的完美堡垒。确实，这一有利位置经常被东北王朝成功地用来同时控制中原并使草原陷于混乱境地。

永乐帝迅速改进了明朝从元朝继承而来的运河网络，因此他就可以供给大规模的军事远征活动。他还恢复了原来的边界关卡，并增加了新的内部防御线以拱卫都城。对于像永乐帝那样了解边疆战争和部落政治的进取型领袖来说，一座位于北部的都城就是一笔资产。对于一个本土的中原王朝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是这种皇帝很少，而一旦他去世，其政策就被那些反对进取型皇帝及其边疆军事战争的朝廷官僚弃置一旁。汉武帝在草原上对匈奴的战争仅仅在他当政时延续着。与此类似，在唐朝，唐太宗的进取政策使中原暂时控制草原，但在他继承者在位时所执行的积极防御政策之下，这种进取政策被废除了。永乐帝死后，当明朝恢复到更为传统的固定防御类型时，北京这座堡垒就令人难堪地成为易受游牧力量攻击的脆弱之地。明廷在之后的二百年中一直处在担心游牧袭击的焦虑不安状态之中。

当永乐帝于1403年掌权时，来自蒙元军队的威胁早已不复存在，但新的游牧联盟的威胁日益增加。元朝在草原上的政治权威的崩溃为那些试图统一草原的新首领创造了机会。在非黄金家族后裔的控制之下，出现了两大联盟。靠近中原边疆的是东蒙古人，他们威胁吞并那些与明朝有着松散联合的东北部落，随后统一了整个蒙古地区。更为遥远但却日益成为威胁是他们的对手西蒙古人或称卫拉特人，他们统治了阿尔泰地区，并有着取代东部同族人的帝国野心。

为了保护明朝边疆，永乐帝开始操控部落政治，不时转换部落之间的盟友关系，并攻击那些看起来最可能统一草原的部落。为了保卫易受攻击的辽东地区以及通往北京的门户，明朝建立了一个与兀良哈部落: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的象征性联盟体系。这些部落在内战中曾帮助过永乐帝，他们曾抵御过忠实于建文帝的军队，从而使永乐帝得以脱身南征。作为对兀良哈首领的回报，他们被授予高级头衔，并在明军中保留其部落军事卫所，这是一种复制元朝制度的组织形式。在边疆，这些都是象征性的。尽管兀良哈有时候与中原敌对，但在整个明代一直保持着其“最受优遇的蛮夷”地位。早在1407年，永乐帝就与兀良哈建立了马市，而其他的游牧集团则无权进行贸易。通过这种联盟方式，永乐帝保护了易受攻击的明朝侧翼，并使这一东北地区免受更为雄心勃勃的游牧统治者控制。

在东部的东北丛林地带，永乐帝采取了相似的政策。东北地区曾经是元朝所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但明朝却缺乏像汉朝和唐朝那样的权威以控制这一地区。明朝因此就将头衔授予那些分散而居的女真部落首领，总共有大约200个卫所。这使女真有权在边市进行贸易活动，并到京师朝觐以接受馈礼。这种政策对于扩展中原的影响力来说一本万利，也对抗了朝鲜人对这一地区的觊觎之心。东北部落自身在这一时期的军事重要性甚小。

永乐帝对草原所采取政策的目标在于阻止其统一。东蒙古首领阿鲁台的崛起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为了对付他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明朝试图利用东蒙古人和卫拉特人之间的敌对态势。明朝于1409年派使节至卫拉特部并册封其首领，鼓励他们攻击阿鲁台。这是“以夷攻夷”的古老策略。这一政策的危险之处在于游牧力量都有相同的能力利用中原的援助以扩展自己的力量。一旦汉人不小心的话，他们支持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的举动可能会为建立草原帝国奠定基础。

执行这一政策的恶果在1409年卫拉特人攻击阿鲁台并取得胜利之后迅速浮现出来。永乐帝派遣一支10万人的军队进攻东蒙古人，准备利用这次大捷的机会一举底定，但被阿鲁台设伏并全歼了。虽然这次出击惨败而归，永乐帝还是派出了一支更大规模的远征军，并于1410年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与阿鲁台对决。这次大规模的远征毫无战果(就算在《明史》中，对军队数量的记载也是夸大的)。早在1409年大捷之后，明廷就制定了长期规划。由3万大型运货马车装载的2600万磅谷物被运至众多营寨之中，每个营寨都确保能维持10天的征途。这次远征进行了4个月，明军在两次战斗中击败了东蒙古人。在见识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之后，阿鲁台同意向朝廷纳贡。这一和平协定并没有使明朝直接控制东蒙古人，而只是减轻了东蒙古人对边疆的威胁。然而，永乐帝的胜利也使明朝易受中原当时的盟友卫拉特人的攻击。

卫拉特人立即对阿鲁台发动攻击，杀死了他所立的黄金家族傀儡，并在卫拉特人的控制下任命了一位继承者。卫拉特首领马合木于1412年派使节至明廷告捷，作为回报，他要求得到那些刚刚与中原达成和平局面的战败了的游牧力量。马合木还要求提供武器以彻底攻灭阿鲁台。明朝无法容忍已经被削弱的东蒙古人在卫拉特人反攻面前彻底灭亡，第二年，永乐帝与卫拉特部断绝了关系，并宣称支持阿鲁台，并在1413年授予其和宁王的头衔。永乐帝被卷入草原之间的权力争斗之中，在这场争斗中，对立的双方都寻求中原的援助。游牧首领投靠明朝以获取对其争权夺利的资助。为了保持力量平衡，永乐帝被迫时不时地转变支持态度，并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以设法阻止卫拉特或东蒙古中的任何一方实现统治整个草原的目标。

卫拉特部首领马合木对明朝支持东蒙古的举动做出了回应，他组织起部落人马发动了袭击。永乐帝随后在1414年组织明朝官军对卫拉特采取军事行动。与永乐帝先前的战役一样，这支远征军使明朝的财政顿时吃紧，因为远征需要大量的后勤补给。在深入蒙古地区之后，明军在克鲁伦河以北进行了一场战斗，他们在与游牧力量的交战中通过火炮赢得了一次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本可以为明朝提供关键性援助的阿鲁台却没有参加这次战斗。相反，他只派出了一支残兵游勇，而让明朝在攻击对手卫拉特人时打消耗战。尽管这使盟友很不高兴，但永乐帝并没有明显地对阿鲁台抱怨，甚至还馈送礼物给他以庆祝胜利。

卫拉特部与永乐帝决裂极大地增强了阿鲁台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兵强马壮。要是明朝不出手阻止的话，阿鲁台就会再次统治整个草原。在1414年的战役中，阿鲁台让明朝独自面对卫拉特人劫掠的意图昭然若揭，他趁机征服了东边的兀良哈，并袭击了西边的卫拉特人。1416年，东蒙古人杀死了马合木，并迅速将其影响力拓展至西部。为了提高其独立性，阿鲁台还劫持了一些汉人使臣，并在同年攻占明朝在张家口的一个堡垒。

东蒙古人再次成为对明朝的直接威胁。永乐帝转变了态度，并对阿鲁台发动一系列进攻。东蒙古人当时遭受着明朝的全力攻势，而在1422年，永乐帝又发动了对游牧力量的另一次主要战役。据记载，后勤供应使用了34万头驴子、11.7万辆运货马车以及23.5万名车夫运送4800万磅粮食。阿鲁台轻而易举就撤出了这支势不可挡的大军的攻击范围，但他被迫放弃了大量辎重。由于无法追击东蒙古人，永乐帝就将战争机器转向倒霉的兀良哈部落，因为他们曾被迫与阿鲁台结盟。明廷在次年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军事远征，但却未能遇到阿鲁台。然而卫拉特人在同年确实袭击并击败了阿鲁台。永乐帝在1424年开始了其第五次草原之战，因阿鲁台再次逃脱而毫无战果。这是明朝在草原上的最后一次进攻。永乐帝死于回京途中，而他的继承者再也没有尝试这种远距离的草原之战。^[8]

永乐帝的去世标志着明朝对游牧力量之战的终结，他的进取性政策使王朝陷于困境之中。东蒙古人和卫拉特人的真正实力只有在当中原的军事援助经常从一方转向另一方时才能得以确证。在一方受到中原的袭击时，另一方就恢复了力量。东蒙古人在永乐帝死后不幸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后牺牲品。他们被迫反抗中原的攻击，而卫拉特人则增强了实力，并在西部不受干扰地征服了大片地区。此外，卫拉特人也在马合木儿子脱欢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脱欢杀死其他两位与其父共同掌权的族长而成为卫拉特部的唯一领袖，但通常还需要一位黄金家族成员作为傀儡。

这就使阿鲁台陷入困境之中。他被迫东撤以避开卫拉特的势力。1425年，阿鲁台征服了兀良哈，并派遣使臣至明朝以寻求支援。他很可能觉得明朝的新皇帝将会继承永乐皇帝的政策，派军与崛起中的卫拉特领袖脱欢交战，但是他错了。永乐帝的继承者并不想卷入其中。朝臣们反而主张明朝应废弃北京而另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定都。

阿鲁台使臣的求援减弱了明朝对预期中的东蒙古人进攻的担心，明廷给传信者以馈礼。明朝觉得东蒙古人将会成为他们与卫拉特人之间的缓冲，而朝廷的注意力也转移到增强都城附近的城墙防御上来。明朝的这些主动支持对阿鲁台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不久之后就罹遭大难。1431年，卫拉特人在战斗中大败东蒙古人。兀良哈乘机反叛，但遭到阿鲁台镇压。1434年卫拉特人再次发动袭击，杀死阿鲁台并裹挟着一些东蒙古人沿着中原边界西去。朝野上下一致决定反击，明廷遂出兵摧毁了这些残存的东蒙古势力，但这种行动却是短视的，它使卫拉特成为草原的主人。

1439年脱欢去世，为他的儿子也先留下了卫拉特帝国的根基。正是也先领导卫拉特人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但是他无法建立起一个长久的国家，因此就没有形成一个像匈奴、突厥或者回纥那样的帝国。也先在其权力顶峰上的失败，表明游牧国家无法离开外部支援而独立生存。未能与中原建立起利益关系的游牧力量首领所建立的政治结构是不稳固的，这种政治结构将在首领死后分崩离析。

也先就是这种草原首领的典型，这些人继承了草原的遗产，并将其转化为游牧国家。由于他的父亲以前就清除了敌对的卫拉特族长，也先就能将精力放在对草原的彻底征服之上。经过十年努力，也先逐渐强化了卫拉特对边疆的控制，最终完全控制了边疆。在东部，也先于1444年征服兀良哈三卫中的两卫，迫使第三卫逃亡中原，并从明朝手中夺取了东北草原。在西部，在1443年、1445年以及1448年对中原保护下的哈密发动数次攻击之后，卫拉特人迫使明朝退出了西域地区的前哨基地，并还使作为明朝边疆保卫者的甘肃部落力量保持了中立。

也先在边疆发动的战争只是其庞大计划的开端。与之前的其他游牧力量一样，也先准备执行外部边界战略，这一战略利用统一草原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以获取中原的经济让步。也先与少数对手进行的边疆战争是这种战略的必要开端。作为游牧领袖，也先最后将军队投入到对中原的战役之中，并避免在易受攻击的侧翼与后部受到其他游牧力量的袭击，草原上的所有潜在敌对势力都在也先采取行动之前保持了中立，因此他对中原的进攻就无所顾虑了。

这些军事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抢劫，之后游牧力量则会订立一份提供奉供与贸易机会的和约，而并不想征服中原。虽然草原游牧力量试图通过劫掠以及纳贡朝觐的方式在远处攫取中原的资源，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位经验老到的游牧统治者都会意识到，他们既需要例行的税收和奢侈品资源以满足那些政治贵族的需要，也需要开放边市以使普通游牧民获得贸易机会。也先对抗明朝的行动正是卫拉特人试图将其对草原的军事统治转变为永久控制的尝试，而在面对中原的本土王朝时，这种转型已经被匈奴、突厥以及回纥人成功实现过了。

也先对草原东西两侧的控制，使卫拉特人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到明朝。卫拉特人自从也先的祖父马合木时代起就与明廷有了接触。他们每年派出纳贡使团到中原，尽管他们跟中原王朝之间时战时和。这些使团很小，通常不到一百人，带着马匹和毛皮以换取汉地物资。在也先掌权并扩大了卫拉特的影响之后，这些使团的人数突然之间增多了。1431年，也先在位的第一年，纳贡使团超过1000人，而在1444年的使团人数则超过2000名。汉人抱怨这些来访卫拉特人的急剧增多，他们必须费力供养并回赠这些人。

明朝将参加朝贡使团的卫拉特人的数量增长归结为也先的贪得无厌。但这实际上不在于他获取中原经济利益的个人贪欲，而毋宁是他回报统治之下的政治精英的需要。由于每位使节都会被加以款待、赠以礼物并允许进行贸易活动，被选为使节就成为事实上有利可图的事儿。通过纳贡朝觐活动就能得到可在游牧民或其他的贸易活动中重新分配的奢侈品，卫拉特人因此也就乐于扩大这种国家间贸易的机会。穆斯林商人经常抱怨使团利用这种情况而害得他们无利可图。

也先成为草原的主人后，他所面临的新的财政窘境因日益增长的朝贡使团规模而大为缓减。例如1446年的使团就带着800匹马、13万张花鼠皮、1.6万张貂皮以及200张紫貂皮，并用这些换取了大量的汉地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卫拉特人无法通过劫掠获取的奢侈品。^[9]汉人随后声称，较之劫掠，这些贵族们更愿意进行贸易，因为这可以为他们提供奢侈品，而一般民众则更喜欢通过劫掠以获取诸如粮食、金属制品以及牲畜等必需品。也先朝贡使团的增长可以被视作一种回报精英人物并将其纳入新的卫拉特帝国中的政治行动。朝贡使团的迅速增加以及要求明朝允许这种使团朝觐，都是草原政治集权化的结果。当也先花10年时间(1439—1449年)征服草原的过程中，在与明朝打交道时，他认为这种朝贡使团只不过是增加纳贡朝觐的人数而已。

1448—1449年，朝贡使团成为明朝与也先之间关系的一个焦点。在这一年，一支3500人的卫拉特使团达到边地。汉人强烈反对扩大朝贡体系，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些使团，明廷设法通过降低礼物数量与质量的方式以节省支出。也先一定已经意识到，他尽管采取了外部边界战略，但从明朝朝贡体系中获取的利益寥寥无几，不够他帝国的开销。此外，朝贡体系并未使那些需要边市贸易的大多数游牧民获益。除了对兀良哈网开一面之外，明廷坚决拒绝为边疆游牧力量建立边市。派往明廷的日渐增多的卫拉特使团预示着更多的要求，对也先来说，这一目标在他派出其最大使团那年之前的边疆战争中已经实现了。卫拉特人控制了整个边疆地区，身经百战的军队枕戈待旦，他们还了解到汉人对战争的准备很不充分。这是一次采取外部边界战略的绝佳机会。

在他的朝贡使团回去不久，也先袭击了中原。他谋划了一个巨大的侵略计划，将使他的游牧力量掠夺广大地区，并迫使明朝重新就朝贡体系问题进行谈判。卫拉特部将其军队分为三部分:一支派去辽东劫掠，另一支骚扰宣府周边要塞，而最后一支则在也先率领下进攻大同。尽管这三路攻击全都威胁到通往北京的要道，但也先并没有计划攻击北京城，因为他的骑兵无法占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相反，这些袭击只是用来震慑明廷，却戏剧性地暴露出京城的不堪一击，劫掠的目标是那些不设防的城镇与农村。

卫拉特入侵的消息自然使明廷忧心忡忡。最为保险的措施莫过于让明军依靠长城一线进行防御。但是，朝廷的大太监向年轻的正统皇帝(朱祁镇)进言称，假如他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也先就会溃败而逃，明军遂从京畿开往边疆地区。就像所有游牧首领(除了成吉思汗)常做的那样，也先一开始就避免与队形完整的明军接触。然而，明军并不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在永乐帝去世后的近25年中，明朝军队变得几乎是完全防御性的了，而且在进取心方面也严重削弱，从而无法应对一场运动战。糟糕的武器装备、无能的领导以及落后的后勤供应困扰着这支与也先作战的远征军。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天气变得异常恶劣，大雨瓢泼。明军受命退往边疆，但卫拉特在边境一发动进攻，这支军队顿时就四散溃败。也先发现这支军队尽管庞大但实际上并没能力作战，遂突破其薄弱防御并进抵至土木堡扎寨的明军主力附近。在这里，有一半的明军被歼灭，其余则溃逃了。明朝皇帝被也先掳为人质，在卫拉特人与北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真正能战的明军了。^[10]

也先之后碰到了一个如何从这场大捷中获益的问题。他决定要求获取巨额赎金并继续向边疆地区撤退。也先未能直接攻占北京也许让人惊讶，因为当时北京城正处在因皇帝被俘以及当地主力军队溃败的动乱之中。然而，也先只率领了卫拉特军队的一小部分，据汉文记载大约两万人，而且他也对带着这么一支弱小的军队进入明朝另一支军队可能设伏的防御核心地带有所顾忌。此外，除非这座城市投降，也先没希望攻占它。也先的计划是要求巨额赎金，也许还会要求与明朝皇室联姻，随后则会与一位彻底吓破胆的统治者达成一个满意的协定，这很像西汉时冒顿与汉高祖所做的那样。这是草原的游牧首领惯常的战略，由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非同寻常的广泛征服，这种战略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也先的计划被意外而打乱了。明廷正式用英宗的弟弟替换被俘皇帝执政，并拒绝与卫拉特部谈判。游牧力量立即攻击北京，但无法突破其防御。在也先得到来自南方的一支勤王军将要到达的消息后，他退回了草原，途中劫掠了明朝京畿周边地区。也先发现，自己带着的被俘皇帝既没有价值，更成为一种政治负担。这就使卫拉特要求巨额赎金及和约收益的期望落空了。也先惊讶地发现，明朝试图放弃他们的元首，并什么也不愿偿付。1450年，在一无所获之后，也先放还前任皇帝。这对游牧首领的威望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

也先的帝国在1450年达到极盛，但是放还明朝皇帝以获取巨额赎金的失败，使他的追随者大失所望，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不久就表现为政治对抗。也先被迫镇压了因处死东蒙古的一位首领而导致的东蒙古部落的反叛。在试图改变汗位的继承方式之后，也先还面对他所立的黄金家族傀儡汗王脱脱不花所领导的叛乱。脱脱不花被杀并取而代之。为了集权并防止将来黄金家族试图获取真正权力的意图，也先将脱脱不花替换掉，并于1453年自立为汗。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了太师的头衔，并取消了黄金家族成员担任大汗的传统。

假如他能够从中原获取丰厚赎金和贸易利益以抑制反对声音的话，也先的策略也许就成功了。然而，在一段时期的内部纷争以及与中原的关系毫无进展之后，对强大传统的破坏事实上对也先的政治基础造成了巨大威胁，在被征服的东蒙古人中尤其如此，这就使局势变得不稳定起来。尽管如此，在一开始他还是有可能成功的。汉人最终同意接受卫拉特的使节，这位使节带着马匹到了边疆地区并带回九万匹布。但是，蒙古人强烈反对也先篡夺最高领导权。也先并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在应对内部反叛造成的政治纷争时往往独断专行。一些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合适回报的族长在1455年杀死了也先。卫拉特帝国瓦解了。

也先在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的政治失败表明了草原帝国在这一发展阶段的脆弱性。卫拉特帝国仍然主要是靠强力以及也先在其民众中的威望而统合在一起的。一旦也先设法建立与中原的有利可图的关系，这种脆弱的政治控制也许就会通过中原与草原之间物资交流的增加而得以巩固。也先对中原的入侵最初目的就是要创建这种体系。然而，他俘虏了明朝皇帝，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最终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游牧力量期盼着唾手可得的财富，但最终却一无所获。他们为此抱怨也先，而那些对他统治不满的首领利用这次机会消灭了他。也先的死标志着明代游牧力量创建草原国家第一次尝试的终结。

卫拉特帝国的崩溃开启了一个草原纷争的时代。残存的卫拉特首领无法在蒙古地区维持统治，被迫撤回到他们在西部的故土。然而，汉人也只是在也先垮台时松过一口气，这是因为新独立的东蒙古部落在他们新汗王孛来的领导之下在边疆开始了一系列的劫掠活动。虽然他无法征服草原上的其他部落，但孛来在劫掠中原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向中原派去了朝贡使团。正是他在位期间，游牧力量开始南下，占据了靠近边界的边缘地带。大约1457年，明廷被告知蒙古人已经渗入了鄂尔多斯地区并迫使汉人撤退。对明朝而言，失去鄂尔多斯在战略和经济上都饱受打击，这是因为明朝将之作为边疆军队物资供应的源泉。京畿地区以及甘肃因此处于日益增强的沉重打击之下，而到了1465年，孛来联合其他游牧首领开始了自也先以来最大的劫掠行动。明朝无法有效地威慑蒙古人，因为其防御漏洞很多。御史陈选在1464年向朝廷的奏表中描绘了边疆的一幅悲惨图景:

鞑靼部落，孛来最强，又密招三卫诸蕃，相结屯住。去冬来朝，要我赏宴，窥我虚实，其犯边之情已露。而我边关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军士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缓急何恃？^[11]

然而，孛来对中原的威胁并不是致命的，这是因为他对参加军事行动的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争吵显得无能为力。在席卷了明朝边疆之后，孛来成为这些争斗的牺牲品，最后被谋杀了。离开了草原的安全与统一，没有首领能将其注意力全然投向中原。

分裂、暂时的联合、战斗以及暗杀是也先死后草原上政治生命的特征。一些部落首领试图统一东蒙古，但失败了。朝贡使团逐渐减少，直至1500年完全消失。正如我们所假设的，如果规模日渐增长的例行朝贡使团标志着草原政治集权化的增强，那么，这些使团的减少也就是草原政治不稳定与权力下移的明证。卫拉特人远离中原，无法与明朝建立起稳定关系。东蒙古人则陷于一片混战之中，不时劫掠中原以要求获得朝贡交换。

东蒙古人之间的纷争使之前被忽略的黄金家族汗王的重要性增强，这是因为他们作为正式首领更容易被接受，而其他的冒牌者只能通过武力获得短暂的承认。在巴延蒙克济农或达延汗的统治下，黄金家族世系在15世纪末再次恢复了地位。达延汗生于1464年，于1488年获得了统治权。在西部的敌对首领亦思马因死后，达延汗强化了他对大部分东蒙古人的统治。^[12]

达延汗几乎持续不断地劫掠中原，明朝当时在防御方面贪腐横行、开销巨大但却毫无成效，达延汗的这种行动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明朝的防线。与蒙古人的少数几次小冲突经常被夸大为指挥有方的明军大捷，在1501年，有210名官员在一次只有15名蒙古人被杀的小战斗之后被提拔。明朝在草原上的军事行动变成了对妇孺居住的单个蒙古营地的攻击。^[13]

与也先相比，达延汗在建立游牧国家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非常不同。也先在他早年实现了他的草原梦想，他只有在征服了靠近边疆的部落之后才对中原发动攻击。达延汗在还没控制他的周邻时就开始了对中原的攻击。他之所以能建立联盟，因为他是被公开认可的有着黄金家族血统的大汗，同时也是游牧民一致拥戴的首领。然而，达延汗在处理其他事务时的独断专行还是遇到了强烈反抗。1509年，当达延汗任命他的一位儿子领导张家口和鄂尔多斯地区的部落时，这些部落发动叛乱。这次反叛历经四年方才被镇压下去，而达延汗直到1514年为止没有再对中原发动入侵。

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达延汗重组了游牧力量，改变了他的策略，以便对明廷施加更大压力。他建立了大约30个坚固营地，作为对边疆进行劫掠的永久基地。达延汗还训练了一支1.5万人的精兵，用来对宣府的要塞发动进攻，而这里是明朝最关键的边疆战略要地之一。这就使蒙古人形成了对京城的包围圈，1516年，据称有7万名蒙古人袭击了北京东部地区，洗劫了大批村镇。在第二年，5万名蒙古人袭击了京畿地区。明朝在反击达延汗入侵的过程中取得了一次大捷，迫使他撤了回去。

来自蒙古的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只有当草原内部争端爆发时才能缓解。达延汗为了镇压鄂尔多斯和青海地区的反叛，不得不停止进攻行动。直到1522年他才再次转向中原边疆，并于次年在京畿地带进行劫掠，还派遣其他游牧力量入侵甘肃。达延汗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这种攻击，直到1532年才试图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尽管明朝的军事实力日益衰落，但从15世纪末开始还是在处理游牧力量的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在这之前，明朝已经接待并回赠了朝贡使团，但此时却拒绝接待来自草原的使臣。在达延汗的使团被迫退回之后，他用一系列新的攻击加以报复，直到他1533年去世才结束。

达延汗使东蒙古人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以及漠北东部。他的长期秉政、元朝血统以及卓越能力使他在蒙古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获得了一些胜利，但他还是没能建立起对草原上所有部落的内部集权。达延汗的元朝血统使他更容易得到地方部落首领的正式归附，在以往王朝中的黄金家族傀儡也经常被视作是草原名义上的首领，但这是另外一码事，这种正式的权力承认转变为真正的政治权威。也先和阿鲁台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拥立黄金家族的傀儡并采取军事行动，这不仅是为了强化黄金家族的权威，也是为自己确立权威。

一旦建立起国家，游牧统治者就会向中原请求资助，但达延汗的问题表明，在面对一个顽固的中原朝廷时，草原联盟有必要开始采取一种敲诈政策。达延汗开始采取外部边界战略之后，对中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不是明朝的防御打乱了他的计划，而是因为草原内部的棘手问题迫使他开战。与中原的大规模战争要求游牧帝国的领导层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而当游牧帝国的军队沿着边界摆开阵势时，身居故地、各怀异心的部落首领们就以敷衍抗命表达不遵从之意，因而一位雄心勃勃的游牧首领在准备敲诈中原之前首先要确立起对草原的控制。一旦草原统一起来，游牧首领就必须将其注意力迅速转向中原，并转变统治王朝与草原之间的关系。达延汗曾试图在没有确保完全控制草原的时候就采取行动。明朝防御力量的薄弱也有助于他采取这种尝试，就像在草原部落中惯常以劫掠获取战利品一样。但是，随着达延汗在中原屡次取胜，当地部落首领的恐惧日渐增加，因为他们认为达延汗会更稳固地控制他们。这些部落首领选择在达延汗中原之战取胜前发动反叛，因此就打破了他建立国家的努力。

达延汗的后代迅速分割了领土。这种分裂也是蒙古的习俗，学者们将之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分割相比。实际上，蒙古帝国在大汗统治时期并没有正式分裂，直到内战爆发为止一直保持着国家的统一。与此相类似，卫拉特帝国从马合木到脱欢再到也先的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分裂。达延汗领土的分割是其无序化的明证。达延汗从未能实现过部落的统一，即使是在他的继承人建立游牧国家时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这种部落遗产，众多子孙在不同地区自立，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达延汗的子孙们在众多行动中协调合作，但是他们当中没人真正想要将整个草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这些统治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俺答汗(1507—1582年)，他是达延汗的孙子，在位超过40年，依靠资历与才干成为联盟名义上的领袖。^[14]他继承了山西北部的土默特蒙古部落，进而控制了边疆中部地带。俺答汗的兄弟吉囊获得了陕西北部的领地。在吉囊死后，俺答汗成为草原上最有影响力的首领，也正是他最后说服明朝转变了政策，为游牧力量提供奉供并开放边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这种让步来得太晚，以至于草原上无法形成一个集权化的游牧国家，对俺答汗来说，因为他从未试图垄断朝贡的收益，这些资源反而造成了草原上的混乱局面。

俺答汗延续了达延汗推行的通过劫掠方式对明廷施压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之下，东蒙古人年年都侵入中原地区，在40年的时间中未有宁日。俺答汗通过劫掠要达到两个目的:直接为蒙古参与者提供回报，迫使中原恢复朝贡体制并开放马市，为蒙古领导层提供奢侈品。明朝拒绝开放边市是导致蒙古袭击的一个主要因素。例如在1541年，蒙古人要求以边地和平换取边贸的倡议被明廷拒绝，蒙古人遂在第二年发动了一次深入山西的大规模袭击。

在朝廷拒绝和平倡议之后，蒙古人发动的破坏性劫掠持续了数十年。这些劫掠在1550年达到顶峰，当时俺答汗兵锋曾进抵北京城下。汉人拒绝弃城，俺答汗自己退兵了。这次袭击迫使汉人对此加以重新考虑。一些官员认为拒绝蒙古互市要求进而遭受年复一年的袭击是很愚蠢的，于是明朝同意组织马市，并向俺答汗馈送大量金钱礼物。这些市场在当蒙古人要求交换谷物与衣物时就几乎立即取消了，明朝朝臣认为，这是蒙古人的计谋，他们得到谷物以供养那些漠南的被俘汉人。蒙古人的反应很迅速，他们于1552年对中原发动了八次大的袭击，而在之后的五年中又有着类似频度的劫掠。到1557年，这些劫掠非常厉害，以致明廷一度考虑放弃北京，另寻一个更少受到攻击的地方定都，这种建议在一个世纪之前也先俘虏明朝皇帝之后也曾提出过，但最终没有执行。

这种连绵不绝的边疆入侵在明廷决定维持贸易与奉供之后迅速结束了。1570年，王崇古这位经验老到的明朝边帅接受了俺答汗宠爱的一位孙子的投降，他用这次事件促成了明朝对蒙古政策的转变。在与蒙古人协商而得的一项和约中，明廷保证通过授封、奉供以及边市以换取边疆的和平。这正是蒙古人七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结果。在一代人的战争之后，这一协定为边疆带来了和平，当然，这在明廷中是经过激烈争论方才实现的。^[15]

然而，蒙古的和平并未能建立起一个游牧国家。俺答汗只是众多相关但却彼此独立的蒙古首领之一。因此，对俺答汗采取的措施并不会自动地将鄂尔多斯的众多部落包括在内，这些部落必须被区别对待。这里也不包括东部那些劫掠辽东的察哈尔蒙古人。他们在土蛮(图们)大汗的领导之下，土蛮(图们)是黄金家族的大王子，在谱系上要高于俺答汗。土蛮(图们)拒绝参加这一体系，这是因为

俺答汗是土蛮大汗的属下，但是现在他接受了王衔以及大金印，这就像他成为丈夫，而土蛮大汗被降为妻子那样。^[16]

土蛮(图们)及其继承者继续劫掠辽东地区。

明朝的新政策给蒙古人带来了很多好处。较之劫掠，奉供和边市在事实上更为有利可图。它们带来的好处也以不可思议的比率上升。在宣府、大同以及山西这三个军事地区的马市和奉供在1571年共计白银6万两，在第二年达到7万两，而到了1577年则上升到27万两，而其中的奉供占大约10%。到1587年，奉供这一项就高达白银4.7万两，尽管总额可能有点夸大。对1612年三处边疆马市与奉供的年度开支(以银两计)的分析表明了土默特部是如何通过这一体系获利的。^[17]

此外，土默特汗王还额外获得了2万两的个人奉供。

这一和约为参加朝贡体系的所有蒙古贵族提供了头衔以及按照等级授予礼物的机会，而且还包括贸易权。这一体系中的蒙古人数量与日俱增，这是因为死去的人从未从名册中剔除出去，而族长们时常要求将他们的下属人员增添进去。大体上，这一政策不成文地保护着1570年条约签订时草原既存的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一个集权的游牧国家只有通过确保对与中原关系的垄断才能用中原物资养活自己。在这种体系之中，一旦地方首领试图获取中原物资，就必须通过帝国体系行事，他自己是不能直接与中原谈判的。俺答汗从没试图建立起这种垄断。在俺答汗的支持之下，每一位游牧首领都保持着与中原的私人关系，参与这一体系的权利也确保了地方首领的权威，他们在从中原获取财富时不需放弃其独立性。

中原的边疆官员对这种分裂局面牢骚满腹。较之需要一个个协商的鄂尔多斯部落首领，明朝从俺答汗那样的统治者那里更容易获得成效。蒙古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只是在名义上控制着当地的部落。一些首领总是发现打破和平局面是有利可图的。负责监视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位边疆总督(徐三畏——译者注)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报以说明为什么他的辖区一直碰到这种问题:

河套之部与河东之部不同。东部事统于一，约誓定，历三十年不变。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长，卜失兔徒建空名于上。西则火落赤最狡，要挟最无厌;中则摆言太以父明安之死，无岁不犯;东则沙计争为监市，与炒花朋逞。西陲抢攘非一日矣。然众虽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多者不过二三千骑，少者一二千骑耳。宜分其势，纳其款，俾先顺者获赏，后至者拒剿。仍须主战以张国威。^[18]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和约还是给边疆带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节省了巨额的军事开支。宣府、大同和山西军镇1577年的军队开销据称只是和约之前的20%—30%。市场与奉供的开销使与土默特部的和平关系变得可能，而这些花费只是16世纪80年代在边疆维持驻军开销的10%，尽管随着游牧民索求日增，节省额度越来越少。^[19]对于汉人来说，这一和约甚至有助于降低草原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而当初永乐帝所关注的就是通过维持众多小首领的力量以对抗任何集权。这一政策无疑是成功的，问题仍然在于为什么明朝要拖延如此长的时间才采取这个早被自己官员反复提倡的建议？

明朝的政策总是将游牧力量的朝贡关系问题区别对待。与之前的本土王朝一样，朝贡使团是为边疆民众提供奉供与贸易活动的一条许可渠道，使臣们献上“贡物”(经常只是象征性的)并获得了多得多的馈礼，他们受到慷慨款待并准许入市贸易以获利。中原通过以属臣之礼对待那些蒙古使臣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朝廷因此为这些人提供巨额奉供，并经常满足他们的勒索，而从未真正意识到这到底起不起作用。中国中心观的世界秩序凸现出来，而统御万邦的皇权也因此得以绵延不辍，权力政治的真实性被灵活对待。这一政策背后的理性计算在于，这种朝贡关系和市场较之战争更为廉价，且破坏性更少。很少认识到的一种好处在于，一个虚弱的王朝能够经常从游牧力量那里获得军事支援以镇压反叛或抵御入侵，因为游牧力量想要维持一种有利可图的地位。那些对朝贡关系的反对之声集中在开支方面，反对者还认为对蛮夷的馈礼和贸易只会增强中原敌人的力量。这些官员要么支持进攻性的军事政策，要么主张防御性的自我孤立。

对两种政策的争论有着历史先例。在汉朝和唐朝，中原政策的基本框架在立朝之初处理与游牧力量的关系时是不合时宜的。汉、唐两朝都依靠朝贡体系与边市所提供的奉供来安抚游牧力量。这两朝对抗游牧力量的军事行动既耗资巨大，也不得人心，并且被证明是无法持久的。到各朝衰落之后，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与北部草原部落保持和平关系的条约的价值所在。唐朝尤其仰赖回纥的保护以维持政权。

没有哪个王朝会试图采取明朝在永乐帝死后所执行的不相往来的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拒绝给游牧力量提供贸易和奉供，而中原军队则限于抵抗入侵，真实情况则是:明朝较之任何其他中原王朝在更长时期中经受了更多的攻击。但明朝就算在边疆态势恶化之际，仍然拒绝与草原和解。更令人惊讶的是，明朝的这种拒绝，较之汉朝和唐朝，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军事困难。明朝既未直接控制东北，也没有掌控西北边疆地区，而且在永乐帝之后，没有在草原上进行过军事行动。考虑到这些问题、军事困境以及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什么明朝不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去处理草原的问题呢？

答案在于，中原对游牧力量所造成的危险类型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蒙古人对中原的征服，其苦痛之感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它带来的是汉唐未曾有过的恐惧感。明朝最为恐惧的是那些想征服中原的草原游牧力量。汉唐曾经经历过游牧入侵，但是从未想过草原民众会成为中原的潜在征服者，这种看法无疑是对的;其他王朝的边疆战略要求游牧力量避免占领中原地域，而只有在当地的中央控制崩溃之后，才能在中原建立王朝。与此相反，明朝取代蒙元王朝这一征服中原的直接草原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元朝力量退出中原，卫拉特人和东蒙古人重新采取了匈奴人、突厥人以及回纥人的传统战略，但明朝不再将游牧力量视作简单的勒索者，对明朝来说，游牧力量的袭击是草原对中原新征服的前兆。这种猜疑由于其都城位于问题重重的边疆最核心地带而大为夸大了，就连一般的劫掠也经常会使京城风声鹤唳，因此明朝就无法解决游牧力量袭击城市这一边疆问题。明朝在土木堡的大败大大强化了这种态度，因为这是仅有的一个在与游牧部落作战时其在位皇帝被俘的王朝。

明朝的其他恐惧在于，其所处的方位使之更像是弱小的宋朝而非强大的汉朝或唐朝。明廷担心奉供与贸易会被用来增强敌人的力量，而最终这些敌人会强大到足以摧毁整个王朝。宋朝曾经向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偿付巨额款项，最初只失去了北部地区，之后又被元朝所吞并。明朝深刻意识到，它与宋朝一样，是一个在南方起家的王朝，并在早期控制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之后却无法对边疆进行有效防御。因此，与将对游牧力量的奉供与贸易作为外交的实用手段所不同的是，明朝将其视为导致宋朝崩溃过程的第一步。一些官员确实也要求执行一种更为现实的政策。驻守边疆的军人尤其愿意接受游牧力量互市与提供奉供的要求，但他们遭到了那些担心蒙古人是否“真心实意”的明朝官员的反对。在1542年就边疆政策的一场争论中，当俺答汗蹂躏京畿地区时，杨守成就抨击了这种质疑，认为与宋朝相比，这种朝贡关系已经成为在边地阻止战争的一种有效方式。^[20]

朝贡使团当然也是明代在永乐朝所执行政策的一部分。永乐帝为兀良哈开放了马市，并在西部进行茶叶贸易，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使双方实现联合。永乐帝死后以及在也先领导下草原实现统一后，明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也先派出越来越多的使臣时，汉人却失去了对这种体系的控制。一旦明朝反对这种体系，也先就发动战争，试图重组这种朝贡体系以增加向草原的货物输送量，从而换取与明朝的和平。正如我们所见的，也先俘虏明朝皇帝所带来的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导致了卫拉特的覆灭。这给了中原喘息之机，因为随着草原政治组织的崩溃，来自游牧力量的朝贡使团减少并逐渐消失了。在1530年游牧力量要求重启这一体系并将之拓展至贸易活动时，明朝一口回绝，因为明朝害怕这将会让自己走向毁灭。这些恐惧随着明朝自身防御能力的下降而日渐增大。

明朝的封疆大吏们对这一保守政策日渐不满。他们认为，尽管给游牧力量的奉供花费巨大，但是较之增加军队或建造长城，仍然要便宜许多。他们还认为，朝廷想要游牧力量“真心诚意”地对待中原，并将之作为衡量政策成败的标准，这是对朝贡体系的误解，让明朝与蒙古各得其利将会使这种政策取得成效，但这种建议被拒绝了。在70年的时间里，明朝边疆地区遭受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

1570年出现的政策转变消弭了战火，明朝转而以奉供和贸易换取边地的和平局面。这一转变为何发生在这时候尚不可知，因为答案显然在于对明朝政策而非边疆事务的探析之中。确实，军事开支的增长超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而军队也越来越不中用，边地常年被敌人占领。每年的军费从1480—1520年的43万两白银增长到1567—1572年的230万两。^[21]这之后的增长由于满洲人以及内乱问题变得更多。要是没有与蒙古人的协定，明朝可能在它真正覆灭前的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分崩离析了。明朝与俺答汗的交往，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多大野心的老人而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然而，这一决定看起来也与明朝对外关系的大调整有关，明朝需要减缓日本人和欧洲人在南方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压力。不管是在北疆还是南疆，明廷都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而且对外国人采取宽容态度。不管基于何种目的，和平政策在不久之后成功地与草原部落建立起一种更为和平的关系。对那些渴望得到头衔与礼物的蒙古首领来说，劫掠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明朝下定决心解决这种边疆问题还是太迟了。对明朝统治的真正威胁从不来自草原，而来自内部叛乱以及东北地区的部落，而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日益凸显。在1800年漫长历史的第三个阶段，中原内部秩序的瓦解以及草原的混乱使满洲人如虎兕出柙，建立起一个所有外族王朝中最成功、最长久的新王朝。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边疆问题也就是游牧民族问题。中原与游牧力量之间的长期冲突在1571年协定签署之后随着朝贡体系的建立而大为减弱了。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蒙古部落首领都得到了奉供，获得了贸易权并取得了明廷授予的头衔。和平协定还有助于巩固并维持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碎化的政治结构。由于每一位小头领都能独立接受资助，所以他们都反对在单个首领领导下所作的统一努力。

尽管明朝与蒙古人的边疆问题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得到缓解，但东北边疆所发生的一系列显著变化对于明朝利益来说是却是非常危险的。利用明朝朝贡体系及其军事弱势，分裂的女真部落开始了统一过程并形成了一个边疆国家。最初曾干预这一国家事务的蒙古力量由于东蒙古部落之间的争斗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女真人是那些曾经建立金朝的民众的后裔，金朝后来被蒙古人所灭。在明代，女真人居住在通过血缘集团组织起来的零星小村落中，从事着农业、畜牧业以及狩猎活动。出于政治目的，汉人将东北的女真人划分为三个集团:建州女真，占据着东北部直至鸭绿江以西地区;海西女真或称扈伦四部(哈达、叶赫、辉发以及乌拉的联盟)，位于西部至沈阳北部地区;其他则是更为偏远的“野人”女真，生活于更北部的丛林之中。前面两个集团与中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野人”女真则没有。

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那些与中原关系友好的女真部落被组织为大约二百个小的卫所，这是旧元制度的延续。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卫所是明朝军事辅助机构的一部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汉人设置的一种结构简单的权宜政治组织，明朝通过这些组织以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并使其不受朝鲜人的控制。与本土的汉唐王朝或者蒙元王朝不同的是，明朝并未直接统治辽东以外地区以及辽西的部分地区。大量的卫所削弱了女真部落联盟的权力，而这对于一些当地部落首领来说，却有利可图。明朝认可并授权他们在边境进行贸易活动并亲自参加获益颇丰的朝贡使团造访中原城市。在明朝对抗那些居住在草原西部的野心勃勃的蒙古部落时，这些盟友还构成了缓冲地带。^[22]

在众多边疆冲突中，满洲人崛起了，这中间充斥着谋杀与复仇的纷繁故事。努尔哈赤(1559—1626年)是满洲国家的创建者，他是建州女真族长的儿子，这位族长死在女真部落之间的一次战斗之中。1585年，努尔哈赤发誓要杀死尼堪外兰这位汉人支持的敌对汗王，以报杀父之仇。努尔哈赤最初试图从汉人那里得到补偿，但是他们拒绝给予帮助，因为尼堪外兰是他们的盟友。努尔哈赤随后发现他自己亲戚中的一些人试图拥立一位有这种强大背景的人，因此就带着一小队支持者(他们以十三副兵甲起兵)开始了自己的军事行动。出人意料的是，他成功地击败了所有周边部落并将建州置于其统治之下，并且在同一年杀死尼堪外兰。他的胜利使女真政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23]

这些是努尔哈赤跟敌对的十部所进行的小战争。按照朝鲜的记载，“大酋”努尔哈赤到1596年为止只领有150兵丁，并与他的弟弟“小酋”舒尔哈齐共同掌权，舒尔哈齐率领40兵丁。^[24]可以合理地猜测，努尔哈赤可能已经通过与其他部落首领结盟而间接地建立起一支大军，而这么少的兵力对中原那些自以为是的匪帮来说完全不足为虑。努尔哈赤早期胜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牵涉到的人数，而在于使他有机会在一个更为集中化的政府下重组女真部落。军事胜利改变了女真政治结构的特征，使其成功地从一个小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复杂的边疆国家。努尔哈赤还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存了军事实力，而经济的发展将会为他提供充裕粮食并使其他能力自己制造武器。

努尔哈赤时期的早期满洲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部落阶段持续至1619年，而边疆征服阶段则直到他死的1626年。在第一个也是长得多的阶段，他设法控制并统一了女真部落。努尔哈赤采用了传统的战争策略，进行联姻并从汉人的朝贡体系中获利。在这一阶段，他与亲属分享权力。在统一了大多数部落之后，努尔哈赤开始逐步集权并在1615年自立为汗，但直到1619年他才开始吞并中原领土。在第二阶段中，努尔哈赤设法创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雏形，但是他受到了自身有限的政治视野的限制。创建一个真正国家并建立起真正的王朝传统的重担落到了努尔哈赤儿子的身上。

在尼堪外兰死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在1588年结了两次婚，一次与哈达部长的女儿，而另一次则是与刚刚去世的叶赫部长的女儿。这些联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努尔哈赤与扈伦女真建立了联系。1590年，努尔哈赤率团向明朝纳贡，并获得一个低级职衔。这一朝贡之旅对于努尔哈赤意义重大。他窃取了500件明朝朝贡特许品馈送给那些挑夫，而他的随从也获利丰厚。在汉人的影响力对其他部落举足轻重的地方，这一低级职衔对于努尔哈赤在这一地区的威望大有帮助。

年轻的努尔哈赤崛起不久，就引起了其他部落首领的反对。叶赫部族长，如今努尔哈赤的姐夫，要求将一些土地割让给叶赫部。在努尔哈赤拒绝之后，叶赫、哈达和辉发部发动进攻，焚毁了他的一些村庄。1593年，这些部落发动了一次更为长久的攻击，努尔哈赤成功地击败了他们，实力大为增强。

努尔哈赤的权力基础并不仅仅是军事意愿。他的领地，都城是佛阿拉，控制了包括珍珠、毛皮、人参以及白银在内的珍贵资源。此外，他还在周邻地域抢夺战利品和俘虏，这些俘虏被带到更适合农业的地区进行生产。在这时期，努尔哈赤还引入了汉地的炼铁方法。这种经济发展以及努尔哈赤对明朝朝贡体系的日益垄断使得其他更为老资格的部落首领起来反对他。努尔哈赤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起了明廷的注意，明廷于1595年授予他高级头衔。在几年时间里，努尔哈赤感到有足够实力将主要女真部落置于他统治之下，他相继征服了哈达(1599—1601年)、辉发(1607年)以及乌拉部(1613年)，只有叶赫部暂时不受他控制。

这种扩张表现为都城的变化，1603年他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并重组了新建立的王国。铁匠加班加点制造武器，并建立了一座粮仓以使努尔哈赤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性。他继续执行掠取汉族人户的战略以扩大农业生产。为了提供资金，努尔哈赤并没有直接征税，而是沿用了旧的部落传统，每个村庄都支援十户家庭为政府进行生产活动。部落集团，不管是被征服的还是投降的，都依据血缘关系被纳入国家结构之中，他们被组织为“牛录”，依当地的人口划分而定。早期的记载表明在努尔哈赤时期这些牛录平均只有150户，有的少至100户。因此，在地方层面上的变化是很小的，也很容易纳入到既存的部落与军事单位之中。1614年有400个牛录，其中308个是女真蒙古人的，76个是蒙古人的，16个是汉人的。^[25]

努尔哈赤的主要创新是在上层组织机构方面，他创设了被组织为“旗”的跨部落军队。为了创设旗，牛录被合并为大约50个集团以组成甲喇，5个甲喇组成一旗。八旗单位事实上成为女真政治军事组织的核心。牛录可能依旧在当地首领的领导之下，却从属于更大的帝国结构。八旗体系一旦兼并了部落集团，就取代了旧有的分类，并废除以前组织机构的家族性。从上述牛录的人数组成上看，最初的女真各旗是由有着众多族类构成的牛录所组成的，从未被女真所独占。这种独占性的缺乏有助于解释为何努尔哈赤可以轻易地增加新的盟友，而学者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试图确定不同族群之间的特征，正是这些人在他的继承者领导之下形塑了“满洲”国家。

在一开始，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及长子褚英分享权力。在他们统治少数几个村庄时，这种共同掌权的形式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旧的女真部落被摧毁之后，努尔哈赤对他的高位变得更加警惕。舒尔哈齐在他抱怨长兄专权之后于1611年被处死。两年之后，在与乌拉及叶赫部的战斗中，努尔哈赤将政事托付给褚英，但在他返回时听到褚英试图夺权的风声。努尔哈赤逮捕了褚英并在1615年将其处死。

努尔哈赤一直将直系亲属视为权力对手，这种对皇位争夺的恐惧鲜明地体现在1615年对满洲国家的首次重大重组中。这以努尔哈赤取得汗的头衔并自称为新的金朝的唯一统治者为开端。这使他成为国家的领袖，对于他之前所自认的部落首领来说是一次重大超越。与此同时，他将旗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八个。

1601年，在他开始征服行动之初，努尔哈赤建立了四个旗(黄、红、白、蓝)，并任命他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亥)以及侄子阿敏统领。1615年，努尔哈赤创建四个新的“镶”旗，并任命他的其他四子统领，从而削弱了正四旗旗主的权力。那些最初的旗主因此被称作大贝勒，而镶旗的旗主则是小贝勒。这一扩张在政府上层造成了紧张局面，因为旗主将其军队视为自己的财产。因此，为了剥夺贝勒作为一个集团的权力，努尔哈赤选取没有血缘关系的五位早期支持者作为他最贴身的谋士。他们属于“昂邦”(大臣，amban)这一层级，并在之后通过联姻与努尔哈赤建立关系。这些超家族集团掌握着大权，权势甚至超过了身为旗主的努尔哈赤诸子。这些昂邦控制了接近努尔哈赤的机会，甚至可以将大贝勒挡在外边。这些人在各旗中也扮演着努尔哈赤代理人的角色。

从中原的视角来看，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是他最重要的举动。在传统的中原意识当中，这是从明朝统治中独立出去的宣言，而且在1615年后，努尔哈赤对明朝而言变得强大很多，这是因为明朝无法再轻易地在女真内部找到盟友来反对他。然而，努尔哈赤选择蒙古汗王的举动表明他仍然坚定地植根于部落政治的世界中，并不将自己看成是与明朝皇帝平起平坐的政权首领。

从女真的视角来看，这些关键事件是与其说是观念性的，不如说是结构性的。努尔哈赤摆脱了共同领导的传统，并迫使他的亲属们自甘于从属地位。他所采取的步骤虽小但意义重大。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们在王朝的早期历史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国家的领导者只有将那些更偏好维持部落独立性的弱小的联盟家族成员排除在外，方能将权力集中起来。

努尔哈赤的扩张带来经济方面的问题。他最初的权力基础仰赖丰富的自然资源，他通过与中原的贸易扩大了这一基础。获取战利品与人口的劫掠也增加了他的财富。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有两大局限性。首先，女真人所控制的赫图阿拉周边的农田以及其他村庄不久就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所有的可利用土地都用于生产之后，再占有更多的人口就显得没多少价值了。其次，女真军事结构的主要部分是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士兵与军官，他们所需要的是战争，但要维持和平却代价高昂。早在1615年，当贝勒们试图与蒙古人交战时，努尔哈赤推迟了这一行动，并声称:“我们的粮食还无法自给自足。如果我们征服他们，我们拿什么给他们吃？”^[26]

尽管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女真有限的经济基础经常迫使他们发动攻势，目的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叶赫部在1618年被最后征服，但并非其战略上有利可图，而是因为女真人迫切需要获得他们的食物。努尔哈赤不得不警告他的蒙古同盟者不准抢占任何食物作为战利品，因为这些对于努尔哈赤自己人安然过冬是必不可少的。他随后要求蒙古人在今后的军事行动中自备粮食。年初的一次对明朝边境据点的攻击，也是由明朝政府的决定所导致的经济问题造成的，在1618年，明朝政府为回应女真的劫掠，切断了与女真的贸易活动。明朝拖欠了努尔哈赤的人参大笔金钱，这就使女真人陷入资金短缺之中。在明朝尚拒绝承认偷去的物资明显养肥了努尔哈赤的追随者之前，他被迫首次征服辽东地区抚顺城的周边地区并驻守中原地域，以弥补他的损失。

如今，这两次征服已经被看作是满洲扩张伟业的开端。事实上，这两次都是绝望之下的举动。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后来出现的军事行动中的类型，军事上强大的女真人之所以发动攻击，并非因为具有军事优势，而是因为他们严峻的经济需求。在大部分时期，满洲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不稳定性的结果，而非严格的军事计划。

尽管边疆沿线的劫掠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女真对抚顺的进攻则是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的首次大冲突。明朝作为回应，在1619年派遣了一支8万至9万人的远征军攻击女真人。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击溃了这支军队，这一失败也迫使辽东各城的望风而降，因此到了1621年，在辽河以东的半岛所有地区都被女真人控制了。努尔哈赤首次控制了一个明朝的省份，不得不接受一项管理它的生疏任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女真发展出了一种双重形式的统治机构，这不是按计划来的，而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产生的。最终的结构仿效了慕容鲜卑或契丹的机构模式，因为早期的东北王朝面对过相似的问题，在他们进入辽东地区时找到了相似的解决之道。

对辽东的征服并未在女真贵族中得到普遍赞同。在1619年之前，辽东是一个通过劫掠以获取奴隶与战利品的边疆地带。而自从各旗被授权占有所获的所有战利品起，他们就希望找到一块方便的劫掠之地。尽管吞并辽东地区增加了女真国家的面积，但这块领地却无法再劫掠，税收也交给帝国政府而非各旗。第二种抱怨则指向努尔哈赤在辽东所采取的非部落化政府组织。在传统上，被征服的人户在各旗间分配，作为额外的牛录，为各旗增加人力并给每位贝勒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努尔哈赤破除了这一传统，他声称，由于辽东全都是汉人，这里的居民应该被视作国家的臣民，他们与部落八旗并没有关联，而汉人官员也将继续处理这些不同的管理事务。这对于贝勒们是一种双重打击。他们被剥夺了占有战利品以及获得人户的权力，而这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此外，汉人人户与领土都在努尔哈赤的控制之下。通过这些方式，女真国家创建了一种双重化的组织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非女真人户要效忠于女真国家，而不是其部落基础的那一部分。

对新政策的公开反对在努尔哈赤将都城南迁，离开部落地域而进入汉人的辽河平原时变得表面化了。都城首先迁到萨尔浒，之后转到辽阳，努尔哈赤要求各旗重新驻扎。他的侄子阿敏，这位舒尔哈齐的儿子以及最爱惹是生非的贝勒，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被指派的地域，公开与努尔哈赤对抗。努尔哈赤的一些儿子与支持他们的昂邦(大臣)们图谋篡夺汗位并回归到旧道路之上。努尔哈赤发觉了蛛丝马迹，立即采取行动巩固他的权威。他处死了一些原来的谋士，削弱了贝勒的权力，并从他们那里夺回了之前指派给他们的一些汉人家户。八旗的经济独立性在1622年进一步被削弱，在那一年，努尔哈赤宣布，所有在劫掠中获得的战利品必须在全部八旗中平均分配，防止任何一旗获得过多的权力。为了确保落实，昂邦(大臣)受命监视个人物品的分配并造册登记。

努尔哈赤对待汉族人户的政策最初是对待女真人的做法。尽管汉人并不是八旗体制的一部分，但努尔哈赤需要他们的劳力以促进农业生产。他设法诱使农民从明朝统治的辽西地区进入女真地域，并向他们保证会有更好的生活:“假如你们回中原的话，你们的皇帝会对你们毫不理睬。假如你们去广宁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你们俘去。他们有粮食和衣物吗？假如你们向东到辽东来，我将给你们土地并善待你们。来辽东吧。”^[27]这种简单的宣传战并未奏效，这既是因为辽东的条件并不怎么好，还因为中原的内乱并没有达到令这些汉人农民不得不走的程度。之前大规模逃归“野蛮”地域的统治者的情况只有当中原政府的权威完全崩溃时才会发生。在那段时间里，外族的边疆国家较之那些飘忽不定的各路军阀提供了更为安全的环境并使其免于饥荒。明朝的国家状况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危机局面。(www.daowen.com)

努尔哈赤在最初辽东的统治时，曾期望辽东的汉人能被并入女真国家之中，就像女真人、蒙古人以及边疆的汉人在之前被吸纳进来一样。确实，在他与贝勒们的矛盾爆发之后，汉人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就成了一种平衡部落影响的有效手段。但是在矛盾爆发时，努尔哈赤命令边界附近的女真与汉人在同村中共处，这是汉人提出的一项计划，目的是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去。当女真人和汉人受命一起在田地劳作时，女真人更多地将汉人视为农奴而非协同劳作者。辽东汉人马上被这种态度所激怒，在1623年粮食歉收之际，他们发动了反叛。尽管这次反叛迅速被镇压，但还是沉重打击了女真人，因为汉人采取了秘密毒杀他们女真邻居的策略。这些毒杀使努尔哈赤坚信他的同化政策是不起作用的。他因此采取了一种隔离政策，将女真人和汉人加以划分，建立起了分隔的女真村庄，并在城市中划出了女真区域。他在给八旗首领的一封信中勾勒出了新的政策，这一政策揭示了努尔哈赤的原初面貌，这种原初面貌被后来的晚清历史学家在汉文记载中重加修饰，试图不再将他看成是清朝的创建者。

我国诸贝勒大臣，皆图个人畅快悠闲，我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耳。尔等不明审断之法也，何故将旁立授首之汉人，与我诸申等同看待？倘我诸申犯罪，当问其功、论其劳，稍有口实，即可宽宥之。汉人乃生还之人，若不忠言效力，复为盗贼，怎可不灭其族，而杖释也？至于由费阿拉与我等同来之汉人，亦一体审断之。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矣。著诸贝勒召集尔等各该旗之贝勒大臣等，密阅此谕，勿使他人闻之，耀州之人扬言，待我兵去后，欲杀我之子女，各处之人鸩杀我诸申，尔等犹不知耶？^[28]

管理女真人和汉人的满洲二元体系，起源于他们管理辽东地区时的经验。这一政策是在旧的部落模式的失败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用以管理汉人省份中的汉族人户。努尔哈赤已经成功地将边疆汉人像女真和蒙古小部落一样同化进他的王国之中，但是辽东的大量汉人以及反叛的威胁使他敏锐地意识到需要采取一种新政策。将女真人和汉人相互区分并不是出于种族上的动机，正如上面信件中所说的，在征服辽东之前，努尔哈赤就已经将边地的汉人家庭与女真人一视同仁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种少数民族征服者所制定的政治战略，所关注的是维持其对人数多得多的汉人的统治。

在新的统治之下，汉人与蒙古人禁止携带兵器，而女真人则必须携带。在城镇当中为女真人专门设立分隔地域。那些认为理应统治汉人的汉官被降职了。最后的这项措施激怒了那些已经投降女真人的汉官，因为他们曾认为可以保持旧有的等级与职务。他们在当地汉人农户1623年所发动的叛乱中仍然保持效忠，但是这些新规定使那些汉族官员在1625年也发动了反叛。这一反叛就像第一次一样被女真迅速镇压，随后从官府中开除了一些汉官。然而，这种清洗是温和的，因为女真人需要汉人在管理上的经验以及农业与战争中的汉人劳力。当大量汉人参加1625年的反叛时，努尔哈赤警告他的将领们不准进行大规模屠杀。“若辽东民人叛逃，此乃犯罪也。何以杀之？应使其为兵，以汉制汉。此方于女真有益矣。”^[29]女真人正在学习统治的艺术，但过程很缓慢。

在一次对辽西的进攻失败之后，努尔哈赤于1626年去世了，在这次战斗中，明军使用火炮抗击女真人。努尔哈赤身后的这个边地小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混乱无序，困难重重。努尔哈赤自己已经是部落政治中的一个天才操盘手，他创建了八旗体系并在之后机智地集中权力以维持他的统治权。然而，他的世界观与其说是帝国性的，不如说是地方性的。甚至在自立为汗之后，努尔哈赤还是无法将女真部落的利益与女真国家的利益区别开来，除非是在他的个人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因此，他在组织被征服的汉人及维持八旗秩序方面收效甚微。尽管努尔哈赤在与对手过招时已经大权在握，但他还是深深植根于部落共同统治的观念之中，就他的意愿来说，他希望通过轮流领导的议事会确立一个协作化的联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议表现出努尔哈赤对曾经强烈反对过的东北部落统治方式的依恋。这就使他的继承者皇太极不得不找寻一种更有可能性的形式，并将其父的女真部落汗国转变为可以与中原相对抗的“满洲”国家。

努尔哈赤的去世开启了权力斗争的序幕，女真政治组织中的矛盾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努尔哈赤一生从未失去部落信仰。他试图拆解旧的部落单位并将之重组，进而控制女真部落。按照努尔哈赤的想法，他打算让政府在控制各旗的八贝勒会议的指导下运作。这些贝勒聚在一起共同议事并达成一致意见，每位贝勒轮流担任议事会领导。这种议事会自从1621年起就存在了，但由于努尔哈赤牢牢地掌握着权力，议事会也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将权力转移到部落议事会对于一些贝勒来说很受欢迎，因为这将使政府运作回归到旧的部落方式上去，并给每位贝勒更多的权力与独立性。这些人可能很乐意摆脱那些女真法规的限制，尽管这些法规是对他们地位的整体性保障，就像他们在五年前在反对努尔哈赤占领辽东时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分割汗国领土，这样的话，每位旗主就能成为独立的统治者。

皇太极，这位大贝勒中最年幼者，反对这种权力的转移，而且他充分利用了贝勒之间的分歧，迅速获得了最高权力。按照皇太极的意愿，孝烈皇太后的三个儿子:多尔衮、多铎以及阿济格，每人都获得一旗。大贝勒们担心一旦这些兄弟与他们的皇太后母亲联手，就会控制政局。努尔哈赤这种恐惧在他指定多尔衮为继承人的谣传中被强化了。作为回应，大贝勒们迫使孝烈皇太后自杀，并只将旗分给了多尔衮和多铎。皇太极亲自统领了这一多出来的旗，因此他就控制了正黄和镶黄两旗。他随后争取(或者胁迫)了最年长的大贝勒，当时也是正红旗旗主的代善以及统领镶红旗的代善之子岳托的支持，推举他为汗。孝烈皇太后最年长的儿子阿济格因为没有获得一旗而被排除在领导权竞争之外，多铎和代善则因为太年轻而无法有效利用他们的旗。这就使皇太极的侄子阿敏陷于孤立，他希望只有以自己统领的镶蓝旗的独立来换取接受皇太极为统治者。与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不同的是，皇太极有着帝国统治的视野，他在拒绝阿敏脱离计划的一份信中明确地指出:“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弱其国也。”^[30]皇太极被选为汗只是他创建真正帝国的第一步，在这种帝国中，部落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他的集权举动采用了三种政策:移除其他大贝勒，增加汉人官僚机构的数量与权威，降低各旗的独立性。

一旦大贝勒联手行动的话，他们就能将皇太极从皇位上赶下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皇太极在1629年轮流化的议事会决策一结束，就迅速将大贝勒从他们旗中清除出去。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阿敏甚至在努尔哈赤时期也经常是一个最不服管教的贝勒，作为贝勒，他在努尔哈赤儿子们中间很少得到支持。在1630年袭击中原的一次惨败之后，皇太极控制了阿敏所在的旗，从而成为满洲八旗中三旗的领袖。第二年，他转而对付他的同父异母弟莽古尔泰，将其逮捕并降职，两年后，莽古尔泰死于狱中。莽古尔泰死后被控谋反，他的家庭成员被逮捕并处决。最后一位大贝勒代善认为在将来应该使皇太极高于众贝勒，因而得以独善其身。然而，就算是代善台吉也无法逃脱皇太极的清洗。他被指控不服从上级，但被赦免了。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的时候，在部落贵族之中再也没有对他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了。

然而，皇太极除了清除他的对手之外，还改革了政府结构，以一劳永逸地削弱部落首领的政治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点，他转而依靠一支效忠于新的满洲国家及其领袖的汉人官僚集团，而不是贝勒。这些汉人官僚集团只有为具有较少部落传统。更为集中化的官僚机构服务时才能大展鸿图，他们较之其部落敌手能够更好地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更喜好帝国领袖大权独揽的统治模式。皇太极意识到汉人在对抗部落八旗官员时不但是一种重要的抗衡力量，还增强了政府与军事力量。第一个汉军八旗创建于1630年，第二个在1637年创建，到1639年有四个，到1642年则达到八个。随着满洲人征服内蒙古，蒙古八旗也被组织起来。这对依旧属于各个贝勒的最初的满洲八旗的重要性有着巨大的影响。新的八旗直属于帝国政府，其领袖也缺少满洲八旗官员那样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新建的八旗成为用来规制女真贝勒的工具。

1636年建立清朝的诏告既表现了皇太极更大的雄心，也标示着政府的组织形式。一年前，皇太极正式宣布禁止使用“诸申(女真)”(Jurchen)与“金”(朝)的名称。他觉得这两个名称会让人回想起部落民众与金朝的时代。新命名的“满洲”人的“大清”则有着更高的目标。这种转变的准备工作早在1629年随着汉式官僚体系的建立就开始了，在同一年，贝勒轮流主事被终止。新的汉式行政职务在1631年六部建立时确立起来。随着新王朝的建立，皇太极还建立了监察六部和贝勒的都察院。内三院也建立起来，用以管理文档、处理私人事务，并成为秘书机构。

所有这些行政上的变化以牺牲贝勒和其他女真首领利益为代价，使权力更直接地掌握在皇帝手中。满洲八旗的地位减弱了，在满洲国家中，八旗是关键的支持者，但是此时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再控制整个国家了。将汉人从满洲人区分开来的二元组织机构也被皇帝用来剥夺部落首领独立的财权，使他们依附于朝廷。

皇太极的汉人官僚提议将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从而减弱八旗的权力。在一份提议中，他们指出消除八旗独立性的核心对策:在边疆军事行动中所获取的战利品将不再在各旗间平分，应直接交给汗，并按其意愿加以分配。具有讽刺性的是，努尔哈赤最初坚持在满洲八旗间平分以防止任何一旗坐大，在一代人之后，皇太极转变了他的政策，让各旗更加依赖皇权，从而降低各旗的独立性。皇太极对汉人官员与汉式机构的仰赖表明这一举措相当有效，但满洲朝廷的很多汉化是否发生在这一时期颇值得怀疑。例如当时的汉文记载不时会涂上专制的色彩，这些记载通常会忽略部落领主的信息，正如一位大臣所说的:“如此十羊九牧……臣谓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31]

在很大程度上，皇太极的战争就是对努尔哈赤通过劫掠及俘获人户以支持满洲国家与军事力量的政策的一种回应。明朝在东北，尤其是在山海关这一咽喉地带的防御，是很稳固的。为了劫掠中原，满洲人需要蒙古人的协助，只有从他们那里借道才能成功组织起进攻。因此要想取得成功，对外关系就至关重要。皇太极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资利用的资源跟不上满洲军队与政府组织快速发展的需求。这些负担造成经常性的粮食短缺，必须从周邻的蒙古部落得到支持。东北地区1627—1628年间以及1635—1636年遭受了饥荒。在努尔哈赤时代储备充足的白银变得越来越少，满洲统治机构成员也收取包衣以取代通常的俸禄。因此，满洲军事战略以及出击时机对于获取新资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征服或吞并新领土的计划倒在其次。满洲国家的粮食短缺使皇太极在第二年发动了一场战役，他期望着明朝在清军进攻之下会土崩瓦解。

皇太极在获得权力之后的首次外交努力是为了获取钱财。1627年，他准备与明朝达成一项和约，以获取金银回报，而一年前曾击败满洲人的明朝政府拒绝这一提议。明朝失去孤立无援的辽东之后，在东北的防御仍然十分坚固。与之前蒙古人的成功相比，满洲人无法突破明朝的边防线，这表明满洲军队还不是很强。在被中原王朝拒绝之后，皇太极开始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同意为满洲人提供银两及衣物，使皇太极得以在当年年末发动对明朝边境的新进攻，但再次被击退。

由于直接攻击明朝在辽西的防线徒然无功，皇太极于1629年得到其蒙古盟友的支持，借道蒙古地域作为袭击中原的基地。这是首次经由蒙古地域发动的入侵，并提升了蒙古的战略重要性。早在1619年，努尔哈赤就与内蒙古的五个喀尔喀部落订立条约，建立了一个反对明朝的联盟。十年之后，皇太极与喀喇沁蒙古人达成了类似的协定。^[32]这些协定之所以能达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满洲人需要蒙古土地作为组织对中原劫掠的基地，而蒙古人是满洲扩张中一个威胁。蒙古人处于满洲人的侧翼，可以直接对其发动袭击，或者通过拒绝为满洲人提供马匹和运输路线而协助汉人。让满洲人感到幸运的是，蒙古人处于分裂之中，而明朝过于保守，从而无法操控部落政治。

当林丹汗(1604—1636年在位)在17世纪20年代开始试图将所有蒙古部落统一在他的麾下时，汉蒙联盟确实成为一种现实威胁。林丹汗是察哈尔蒙古部的首领、土蛮大汗的孙子，是蒙古最高级的黄金家族的代表。然而，从俺答汗时代开始，汗王就丧失了权威。林丹汗试图通过武力建立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而踵续其祖先的权威。这使他与大部分蒙古部落首领为敌，因为这些人因其政治地位而从明朝朝贡体系中获得了满意的回报。察哈尔部是拒绝参加朝贡体系的唯一的蒙古大部落，也没有要维持这种朝贡体系的既得利益。其他草原首领将察哈尔部视作对其地位的威胁，他们积极反抗任何实现蒙古统一的活动，一些部落遂与满洲人联合起来反对林丹汗。

尽管察哈尔部与中原敌对，但明朝意识到，通过与林丹汗建立友好关系可以使之成为对抗满洲人的对手。辽东于1618年陷落之后，明朝实际上结束了与林丹汗的联合。这种与草原游牧力量的联合曾帮助汉朝和唐朝镇压反叛，并抵御来自边疆的威胁，但是明朝未能真正支援林丹汗。例如，在1621年，老臣王像乾建议明朝每年花费100万两奉供，在山海关外建立一个蒙古国家以作缓冲，但这一政策被明朝试图重新征服这一地区的意愿所拒(虽然明朝确实一直给察哈尔部奉供)。林丹汗靠着从中原得来的奉供维持自己的权威，当他与明朝在1628年决裂后，察哈尔部停止了在草原上的战争，并重新开始劫掠中原。在一年之内，林丹汗失去了对草原的控制，因此到1629年，满洲人就借道蒙古地域，并将这块地区作为在土默特部及喀喇沁部支援下对中原进行大规模劫掠的基地。明朝短视的边疆政策将吸纳满洲人的最后一点能力也抛弃了。

满洲人利用蒙古人之间的分裂组织起反对察哈尔部的同盟。1632年，他们偶然间发现了察哈尔部，一路追击，迫使林丹汗带着部众西逃。两年后，满洲人再次向察哈尔部发动进攻，将其击败。林丹汗于次年(1635年)死于天花，在他死后，满洲人在漠南最后的对手也土崩瓦解了。从东北一直到甘肃的边界沿线的所有蒙古人都被并入八旗体制之中。满洲人西侧已经没有反对力量了，而皇太极也登基称帝，满洲人得以将矛头转向明朝，并在边界到处侵袭。

蒙古的统一对满洲人的计划来说总是具有潜在决定性的。一旦某位蒙古首领建立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话，满洲人随后就会在西面和南面被包抄，并受到侵袭，甚至会使满洲国家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劫掠。因此，皇太极的蒙古政策跟他与明朝的关系同样重要。这可以部分地解释满洲人为何会资源紧张并需要劫掠。满洲人的领地或许可以支持当地民众，但无法满足蒙古同盟者的需要。与此类似，从中原获得的战利品以及从朝鲜得到的白银需要用来支付获得蒙古联合的巨额馈礼。满洲人之所以承担着这一负担，一方面是要阻止蒙古在林丹汗领导下统一，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明朝将消极的朝贡协定转变成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满洲人甚至不惜牺牲其族众，也要支援蒙古人。粮食尽管经常短缺，但还是爽快地供应给了那些向满洲人提供马匹并有条件同意停止与中原贸易的蒙古部落盟友。在皇太极与蒙古人结盟后不久签发的一份文件中抱怨道:“今(1633年)满官已将谷粮尽数售出，以购马匹。故一无物可食，众人皆受饥数年之久。”^[33]

蒙古的并入为满洲人提供了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使其获得上佳的战略位置，但仍然无法突破明朝在山海关的重点防御。几乎年年而来的对中原的劫掠变得习以为常，但目的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而非征服。1638年朝鲜再次遭到满洲人的入侵，他们被迫提高纳贡的数额并为东北提供粮食。将北部尚未开化的以及没有什么组织的东北森林部落纳入控制之下，这些全都付诸实施了。与其他虎狼之国一样，清朝的战略是确保其自身的强势，并设法利用中原的政治混乱局面。1644年，在皇太极去世一年之后，随着明朝的突然灭亡及其边疆防御的随之崩溃，满洲人的机会到来了。

关键名称表

草原边疆地区的主要部落

东蒙古

漠北与漠南的蒙古部落

黄金家族后裔

察哈尔部和土默特部是其中的主要部落

卫拉特(西蒙古)

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的蒙古部落

非黄金家族后裔

兀良哈

中原东北边疆沿线的游牧部落

由朵颜、福余及泰宁三卫组成

女真

东北地区北部的森林部落

17世纪初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

关键性的部落人物

俺答汗

当土默特首领长达四十年(1507—1582年)

达延汗之孙

与明廷建立起朝贡关系

阿鲁台

明朝初期的东蒙古首领

1434年被卫拉特人所杀

达延汗

东蒙古首领(1488—1533年在位)

在蒙古地区重建黄金家族权威

也先

瓦剌(卫拉特)首领(1439—1455年在位)

统一了蒙古地区，俘虏了明朝皇帝

皇太极(阿巴亥)

努尔哈赤继承者(1626—1643年在位)

对国家结构加以重组，并建立“大清”王朝

将女真名称改为满洲

林丹汗

察哈尔蒙古部首领(1604—1636年在位)

蒙古地区黄金家族最近支系

在对抗满洲人的过程中未能统一蒙古

努尔哈赤

女真部落统一者(1559—1626年)

清朝的初创者

中原王朝

明朝(1368—1644)

关键性的中原人物

洪武皇帝

明朝第一位皇帝(1368—1398年在位)

将蒙古人驱逐出了中原

永乐皇帝

明朝第二位皇帝(1402—1424年在位)

赢得了对蒙古草原战役的胜利

将都城迁至北京

【注释】

[1] 明代一般把“卫拉特”称为“瓦剌”，为了使读者便于阅读与分析，文中统一译为“卫拉特”，特此说明，下同。——译者注

[2] 关于这一时期草原的汉文历史资料记载于《明史》所涉游牧力量的章节中，尤其是关于蒙古(鞑靼)的327章以及关于卫拉特(瓦剌)的328章。在后元时期还有蒙古编年史，著名的有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Erdeni yin tobchi)(参见施密特译本)以及无名氏的《阿勒坦汗(俺答汗)传》(Altan tobchi)(参见鲍登译本)。这一章的历史记载大多来自璞科第:《明代东蒙古史》(Pokotilov，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以及傅吾康(W.Franke)在同书中所作的修订，以及司律思(Serruys)的大量著述，尤其是1959、1967、1975年所写的。大多数游牧首领及明朝边防将领的生平可在《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中查到。

[3] 司律思:《洪武年间中原的蒙古人》(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 wu Period)。

[4] 这些汗王的继承过于复杂，因此无法加以概述，伯希和在其《卡尔梅克史评注》(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第二册中提供了最完整的序列。

[5] 司律思:《洪武年间中原的蒙古人》(Surruys， Mongols， 附录3， pp.286293)。

[6] 德雷尔:《明朝初年的中国》(Dreyer， Early Ming China， pp.65172)。跟之前的中原王朝不同，明朝(及之后的清朝)皇帝通常只有一个“ 年号”，在大多数史书中这些年号就指代这些皇帝。虽然从技术上看这只是一个称谓，诸如“ 永乐皇帝” 之类由于被广泛使用，我就将之等同于所涉的人名。

[7] 范德:《明初的政府:两京的发展》(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the Dual Capital， pp.134188)。

[8] 参见傅吾康:《永乐帝的蒙古战争》(Franke， “Yung lo？s Mongolei—Feldzüge”)。

[9] 法夸尔:《1408—1459年卫拉特与中原的朝贡关系》(Farquhar， “Oirat Chinese tribute relations， 14081459，” pp.6068)。

[10] 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Mote， “The T？u mu incident，” pp.243-272)。

[11] 《明史》327: 10b 11a; 璞科第: 《明代东蒙古史》( 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pp.7071)。

[12] 和田清:《达延汗研究》(Wada， “A study of Dayan Khan”);冈田英弘:《达延可汗传》 (Okada， “The life of Dayan Qaghan”)。

[13] 《明史》173:18b;璞科第:《明代东蒙古史》(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pp.8586)。

[14] 傅路德、房兆楹:《明代名人录》(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pp.1720)。

[15]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团(1400—1600)》(Serruys， The Tribute System and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 pp.6493)。

[16]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团( 1400—1600)》( Serruys， The Tribute System and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 14001600)，p.104)。

[17] 同上书，pp.308313。

[18] 《明史》327:30a b;璞科第:《明代东蒙古史》( 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pp.144145)。

[19]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Serruys， Tribute System， p.68n.11)。

[20]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Serruys， Tribute System，pp.59-61)。

[21] 陈伦绪:《明朝兴衰史》(Chan，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p.197)。

[22] 梅谷(Michael)在其《满洲人在华统治的起源》(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中强调了满洲组织的明朝先例，但是其沿用的是之前外族王朝的设置的证据更多。此外，明朝所采取的卫所组织取自于元朝，参见法夸尔:《满洲人蒙古政策的起源》(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 Policy”)。

[23] 汉文史料将这一时期努尔哈赤掌权以及皇太极创立清朝记载得看似非常顺利，但原始的满文档案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充满着艰辛及内部争斗的更真实的故事。陆西华(Gertraud Roth Li)在其《满洲国家的崛起:1636年满文资料中所见图景》(The Rise of th Manchu State: A Portrait Drawn from Manchu Sources to 1636)中提供了从这些叙述中的得到的资料。此书应该受到更多关注，但是书中的一些结论可在陆西华《1618—1636》(“The Manchu 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以及满洲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anchus”)，与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合著，收录于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0， part 1。中找到

[24]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 p.15。

[25]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p.29)。

[26]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p.34)。

[27]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pp.38-39)。

[28] 陆西华:《满汉关系》((Roth， “The Manchu Chinese relationship，” p.19)。

[29]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 pp.111112)。

[30]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p.120)。

[31] 陆西华:《满汉关系》(Roth， “The Manchu Chinese relationship，” pp.21-22)。

[32] 法夸尔:《满洲人蒙古政策的起源》(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Manchus Mongoliann policy”)。

[33] 陆西华:《满洲国家的崛起》(Li， Rise of the Manchu State， pp.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