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真，这位未来的成吉思汗，大约出生于1167年，在那时候，蒙古人只有一丁点儿独立的力量。他们的联盟已经被金朝和塔塔儿人的进攻所摧毁了，而蒙古人的敌对部落要么与克烈部联合，要么就在塔塔儿人的控制之下。铁木真的父亲是也速该，他是忽图剌汗仅存的兄弟的儿子。也速该是由孛儿只斤氏派生出来的乞颜氏的首领，这部分人曾在合不勒汗的领导之下统一了蒙古。蒙古人战败后，在孛儿只斤与泰亦赤兀惕部之间依旧相互对抗，俺巴孩一系及其继承者彼此间争夺对蒙古人的统治权。这些人在权力上是平等的，而汗的头衔则从一系转到另一系手中，但在内战之后，蒙古人四分五裂，再也没有大家共尊的汗王了。因此，尽管铁木真来自于曾经领导蒙古的那支世系，但这些祖先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在一位首领的成功岁月中，各部往往会聚集在他周围，但是一旦他失败或者死去的话，他所在的世系就众叛亲离、一文不值了。^[1]

由于成吉思汗的生活被详细记载了下来，因此人们就经常将他设想成草原帝国创建者的典型。拉铁摩尔曾认为，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既有社会地位获得追随者，同时又希望搅乱这一状态，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家。^[2]事实上，处于这些地位的人并不是游牧国家的典型创建者。

蒙古之前的草原帝国的建立者可以分为三大类。大部分是在草原某一地区已经建立强有力的部落联盟的世系首领。这些部落的首领可以得到自己部落的全力支持。在这种基础上，通过征服周邻部落而扩大权力，并将这些部落合并到一个帝国联盟之中，最终会将整个草原囊括进去。原初部落的贵族成为帝国的国家精英，而地方部落集团则成为帝国权力的臣属，通常会维持他们的传统领导及内部组织。匈奴的冒顿、突厥的阿史那土门以及回纥的骨力裴罗都建立过这类典型帝国。

第二类首领则通过重建已崩溃的或者不久前被摧毁的游牧国家而建立起帝国。这些王朝被那些既存的政治精英们通过政变、内战或重新合并而组建起来。匈奴的南单于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来自于旧帝国的统治贵族。更突出的例子则是在颉跌利施领导之下所建立的突厥第二帝国。尽管最初只有很少的支持者，但他还是重建了旧的突厥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旧帝国的威名。在回纥，骨咄禄的政变增强了王朝的实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这种政权再造者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集权统治的传统。

第三类是选举出来的统治者。鲜卑的檀石槐出身低微，却很有才干，他被选为联盟的头领，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步控制了草原。这种联盟结构松散，无法传给后继者。这些情况在东北草原地区是非常典型的，在这个地方，统治的世袭权从未发展到中部草原游牧力量那种程度。契丹辽朝的创建者阿保机是以这种传统而被选为领袖的，但是他破坏了部落体系，并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一个边地国家。

成吉思汗逐步获取权力的方式与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相同。尽管他出生于一个统治家族，但蒙古人并没有他们自己的跨部落统治传统，而且他们也从没为成吉思汗提供安全的环境。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一些战争中屡屡弃他而去。成吉思汗不能被看成是政权再造者。回纥人所建立的最后的草原帝国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消亡了。那里已经没有关于草原帝国的传统甚至记忆可以被用来型塑一种新模式。成吉思汗也没有通过选举以获取权力。当他最初被立为蒙古人的汗王时，近半数的氏族拒绝接受他的领导，而那些曾信誓旦旦永远追随他的人们也在他一遇到麻烦之际就弃之而去。跟檀石槐这位在早年就被选为首领并利用其职位强化鲜卑统治的人来说，成吉思汗在选为汗王的时候，正是蒙古人作为克烈联盟的低级成员而没有完全获得独立性的时候。

成吉思汗是从一个相当边缘化的地位逐步崛起为伟大的游牧帝国领袖的。成吉思汗缺乏部落的支持基础，而在他试图获取权力并统一游牧力量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系列的对抗。他对草原政治的切身经历以及部落军事单位的变化无常也形塑了他关于军事战略与政治组织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为蒙古帝国提供了统一的结构。较之其他草原首领，成吉思汗在战争中经受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他必须赢得胜利以确立起自身地位，正因为缺乏部落支持的稳固基础，他无法仰赖战略撤退以避开强有力的敌人。军队和帝国都由那些忠诚于成吉思汗的人所统领，而他自己世系的成员则大多被排除在重要职位之外。成吉思汗既不相信他的近亲，也不相信蒙古氏族，他将统治权威视作保持权力的唯一方式。

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草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分化对抗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敌对的部落或氏族能够联合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而一旦共同的敌人被击败后，这些联合起来的部落或氏族就会发生分裂并继续彼此争斗。加入部落联盟可以获得些许安全，但没有哪个部落联盟有能力长久控制其他联盟。任何获得权力的首领也招致了敌意，并导致了反对他自己的新联盟。在金朝利用这些敌对局面干预并反对那些取得过大权力的任何联盟的情况下，蒙古人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在个人的层面上，生命与财产也处于危险之中。部落战争、小规模的劫掠、伏击、偷窃、绑架以及谋杀都司空见惯。铁木真的早年充满着这样的危险，而他对草原的征服以及对秩序的强化贯穿于他成年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在他父亲被谋害且蒙古人抛弃他的家族时，铁木真还不过是个孩子。也速该为他这位九岁的儿子安排了与一位弘吉剌部女孩缔结婚约，而且按照风俗将铁木真留在这位未来的岳父那里。在回来的路上，也速该遇到了一群塔塔儿人，他们毒杀了他。也速该的遗孀诃额仑试图将她丈夫的人众维系起来，但是泰亦赤兀惕氏煽动他们叛逃而去。在投靠无门之后，这一家族迁到山岭之中，在这里，他们依靠猎取旱獭、鸟禽，捕鱼并收集野生食物为生。家族内部的和谐局面被铁木真和他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之间的同胞之争而打破了，铁木真杀死了别克帖儿，这令诃额仑大为气愤:

“正当除影子外别无朋友，

除尾巴外别无鞭子的时候，

正当受不了泰亦赤兀惕兄弟加给的苦难的时候，

正说着谁能去报仇、怎么过活的时候，

你们怎么能这样自相残杀？”

(诃额仑夫人)引用旧辞古语，训斥儿子们，非常生气。^[3][4]

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泰亦赤兀惕害怕流亡在外的铁木真长大后会找他报仇，他们就劫掠了铁木真的营地并俘虏了他，但铁木真还是设法逃脱了。

在大约16岁的时候，铁木真开始参与到部落政治活动中来，当时他回到了弘吉剌部去迎娶他父亲安排的未婚妻孛儿帖。她的嫁妆中包括了一件貂皮大衣，而铁木真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了克烈部首领脱斡邻。^[5]脱斡邻过去是也速该的安答(anda，义兄弟)，他得到这份重礼很高兴，并保证帮助铁木真重新收复他父亲的人众。然而，蔑儿乞部在不久之后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并掳走孛儿帖，这使铁木真亟需更多真正的支援。脱斡邻派了一支军队攻击蔑儿乞部并救回孛儿帖。这次远征使铁木真第一次有机会率领一支大军，而对蔑儿乞部的胜战也增强了他的声望，使他得以恢复对父亲部众的领导。

铁木真只是克烈联盟中众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他在蒙古人中间有一个叫札木合的对手，他在他们年幼时曾经是义兄弟。在蔑儿乞部战斗之后，他们驻扎在一起，但由于他们最终彼此争夺对相同部落的领导权，当札木合追随者中的一些人投奔铁木真时，他们的关系就决裂了。在这个时候(1190年？)，铁木真所在部落的首领们，那些合不勒汗的年长后裔，推举铁木真为蒙古人的可汗。在这背后的政治变动是鲜为人知的，但铁木真的部众也许已经完全放下身段来支持铁木真与扎木合对抗，而札木合的领导权已经威胁到合不勒汗后代的权力。不管怎样，铁木真只是一小支蒙古人的可汗，对他和札木合来说，他们都能在战场上投入三万人众。脱斡邻对于这次推举很满意。由于意识到蒙古人需要一位汗王，脱斡邻遂警告他们将来不要违背他们的诺言。脱斡邻的警告表明这一头衔可能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没什么真正意义。札木合一开始并不反对推举，但随着铁木真的一些追随者发动劫掠并杀死他堂兄，札木合遂率其部众发动进攻，铁木真大败而逃，札木合将一些俘虏活活煮死，这使得一些部落感到不安，随后陆续投奔到铁木真那里。

在草原政治中，铁木真一直是个小角色，这种情况直到1196年他支援脱斡邻以重新控制克烈部之后才改观。脱斡邻一直不得人心，这是因为他在获取权力时谋害了他的两位幼弟^[6]，并迫使第三位幼弟^[7]流亡到了乃蛮部。1194年这位幼弟将脱斡邻赶下台，脱斡邻向西辽统治者古尔罕(Gur Khan)求援，但遭到拒绝，一年之后，他势单力薄，被迫逃奔铁木真处，铁木真整军出击，使他这位之前的庇主恢复了汗位。铁木真随后击退了在克烈部内乱之际趁火打劫的蔑儿乞人的进攻，并将俘获的战利品送给脱斡邻。1198年，金朝决定与蒙古部及克烈部一起进攻强盛起来的塔塔儿部。蒙古人渴望向其旧敌报仇，联军击败塔塔儿部。脱斡邻因功而被金朝封为王罕，而铁木真得到一个次等头衔。

塔塔儿部的瓦解改变了草原上的力量平衡，乃蛮与克烈联盟成为漠北地区最有势力的力量。金朝的进攻也表明，女真人还远未失去对边疆的控制，他们仍然是草原政治中积极而强有力的参与者。在击败塔塔儿部之后，铁木真并未试图自立。他仍然只控制着一小部分蒙古人，依旧是克烈联盟内部的一个年轻成员。有证据表明，他似乎想更接近王罕，试图在王罕死后成为这一联盟的首领。但是，铁木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王罕对他支持的仰赖，都引起了克烈部首领们的恐惧与嫉妒。王罕也经常通过在铁木真及札木合间不断转变支持对象而使蒙古人一直成为这一联盟的属下。

随着乃蛮部在其汗王死后陷入内斗，王罕向其发动了攻击。札木合及铁木真都参加了这次行动。在战斗的前夜，札木合就说服王罕撤兵，留下铁木真孤军抗击乃蛮部，并预期铁木真的军队会被击溃。这一诡计没能成功，乃蛮部放过了蒙古人，转而向克烈部发动进攻。王罕被迫寻求铁木真的支援以击退乃蛮部。铁木真还击退了试图乘虚而入的蔑儿乞部的进攻。

由于害怕克烈部，其他的一些部落就在札木合的领导下结成一个新的联盟，他们公推札木合为“古儿罕”。在一场激烈的交战后，札木合被击败。铁木真乘机追击并击溃了泰亦赤兀惕氏残部，他在随后抗击塔塔儿残部时也如法炮制。

由于铁木真的支援拯救了联盟，王罕遂将其收为养子。王罕之子十分反对他父亲的这一行为，而在铁木真请求联姻以强化这种关系时，王罕之子和札木合(他如今回到了王罕那里)说服王罕拒绝这一建议。他们还指控铁木真与乃蛮部密谋。由于意识到铁木真在失去王罕的欢心，一些蒙古氏族离他而去了。克烈部毒害铁木真未成，随后向他发动了进攻，铁木真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此时的铁木真处境极为艰难，到他转移至班朱泥河休整时，身边只有四千六百骑。铁木真试图与克烈部重开谈判，但被一口回绝。他最终幸运地得救了，因为他的密探报告称乃蛮部正宴饮欢娱，大部分人都酩酊大醉，铁木真迅速出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王罕狼狈逃窜，不久身死。铁木真遂成为克烈联盟的统治者，而这一联盟在数周前还曾令其命悬一线。

这次突然转变使他的敌人在乃蛮部领导下结成了同盟。一年之后(1204年)，铁木真整军与敌交战。此役他若失败，就将万劫不复，但他还是取得了大捷，击败乃蛮部并瓦解其盟友。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事，他也因此成为蒙古地区的霸主。1206年，铁木真召集了忽里勒台(khurilati)大会，在会上，他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尊号。

凭借个人追随者建功立业，而非依靠部落的忠心，成吉思汗创建了一个草原帝国。大多数蒙古氏族的态度是变化无常的，他们会在某年选举他为汗，而在次年又抛弃他，就算他的叔叔与兄弟们也会在很多时候联合起来反对他。这种经历对于成吉思汗的影响很大，他从未想过将权力委派给他的亲属，或者委派给那些无法限制其独立性的其他蒙古首领。蒙古人从未与成吉思汗建立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匈奴人与其单于或突厥人与其可汗那里曾经非常密切。

传统上的蒙古政治组织以血缘为中心，而氏族首领是各个血缘集团的领主(tus)。然而，在政治混乱时期，对这些首领表达忠心是要有交换条件的，而且并不可靠。成吉思汗在孩提时代就被他父亲的部众所抛弃，除了他们的血亲，蒙古首领们被迫仰赖自己个人随从所组成的军队。崛起的首领吸引了伴当(那可儿n？k？r)，他们像自由民一样向其庇主效忠。他们既是侍卫、单个参战者，同时也是其首领的代理人。对成吉思汗来说，最可耻的行为无过于伴当的背叛。他处死了敌人的伴当，因为他们背弃了原来主人的信任，而在一场与蒙古人的战斗中向成吉思汗投诚。一个人只要有一次违背了誓言，就会失去信任。第二类追随者是家奴，他们宣誓为一个特定的家族服务。由于这种关系无法自由选择，这些人经常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担任要职。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被推举为蒙古汗王时，他挑选的军队将领是他两名最亲密的助手:博尔术，是一位伴当;者勒蔑，是一位家奴。

这些类型的职位都强调随从者与领导者之间的个人忠诚。在首领中间，安答的关系与之类似，但是所强调的是平等性。这就使得他们所形成的联盟超越了血族的联系。安答所给予的不仅是其援助义兄弟的个人保证，还希望能给予他的集团以支持。铁木真使用他父亲与王罕已经建立起的安答关系，在从蔑儿乞部那里夺回孛儿帖时，就曾得到王罕的支援。最著名的义兄弟关系或许存在于札木合与铁木真之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关系不复存在了。与对那些不守信誉的伴当毫不仁慈不同的是，对他的安答的反对行为，成吉思汗所表现出的更多的与其说是愤慨之声，不如说是惋惜之情。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之后，安答关系全都不复存在了，游牧首领成为新帝国的一部分，安答不再是独立的行动者。

成吉思汗1206年被选为蒙古之主时，他完全从三年前“同饮班朱泥河水”的低谷中走出来了，但在对军队的重组中，他的惴惴不安之情仍然可见。最高级的职位并没有分给他的家族成员或传统上的部落首领，而是给了最忠诚的将领。此外，私人侍卫(怯薛，keshig)也转变为一支帝国护卫军。在他余下的岁月中，成吉思汗仍然信不过任何人，尤其是他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们可能会篡夺他的汗位。直到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家庭成员才开始在帝国政治中扮演垄断性的角色。

1206年，军队数量有九万五千骑，成吉思汗将之分为八十六个千户长^[8]，其中大多数是由各部落混杂而成的，其中还吸收了那些自从铁木真1190年左右首次被推举为汗王之后一直支持他的部落或氏族，或者在他统一草原之后自愿接受他的统治并通过联姻成为“连襟”(güregen)的部落首领，这些人通常率领着千余部众。其他的散居部众被准许聚集起来，以回报其过去的忠心与支持。千户长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吉思汗的长期支持者(20%)，他们要么由于服侍得力而获得了特别宠爱，要么被授予高级职衔，正是在这一集团中出现了蒙古征服者中最为著名的将领。第二类集团由那些与成吉思汗联姻或收养的将领组成(10%)，他们在行政或战争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其余大部分(70%)在《蒙古秘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其个人的作用在后来也不明显，可能是传统的部落首领(tus)。^[9]

蒙古军队中最大的作战单位是万户(tümen)，由万人组成，但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满编。万户被置于成吉思汗亲信控制之下，万户长直接统率将近一半的军队。博尔术，这位成吉思汗的首位伴当，统率着以阿尔泰山为基地的万户。木华黎这位家奴则被授权统率位于东北边境地区的万户，并被授予国王(Gui Ong)的世袭头衔。豁儿赤，这位力助成吉思汗成就伟业的早期支持者，被任命为镇守北部林木中百姓的万户。纳牙阿曾经为成吉思汗俘获了其泰亦赤兀惕氏的敌人，但没有得到相应荣誉，这次成为中军万户的统率者。忽难则为成吉思汗之子术赤代管一个万户。另外一些人则统率自己的四五千部众。而整支军队的统率权则掌握在成吉思汗亲信者勒蔑的幼弟忽必来手中，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家奴。^[10]

显然，这种划分方式将成吉思汗父系亲属从将领职位上排除出去了。在成吉思汗的叔侄兄弟中最初没有哪个直接控制军队。一段时间之后，成吉思汗最终还是将军队分给他的家族，但他的举动还是谨小慎微的(参见下面的图表6.1)，尽管在蒙古控制之下的军队数量与日俱增。那些被分给家族的军队中的数千名将领都忠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久之后就将军队分割开来，而不是想方设法控制它们的崛起。

图表6.1成吉思汗家族(黄金家族)的子弟分民数

成吉思汗对其父系亲属的不信任贯穿了他整个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在大事方面总是信赖他的亲信。这些被新吸纳进来的人既忠心耿耿，又富有才华，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成吉思汗既慷慨又友好，他坚信对这些人性格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他在处理与亲属的关系方面则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猜忌、憎恶以及妒忌性格。成吉思汗几乎怨恨每个声称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认为他们就像不劳而获者一样，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而哪怕是关于某位血亲侵蚀他权威的谣传都会使成吉思汗勃然大怒，而且他处死或者威胁要处死的亲属的数量多达12个，基本上都是父系中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成吉思汗的态度是由三次关键性的经历决定的:在他父亲死后家族成员离他而去，那些选他为汗王的亲属的遗弃，以及在他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他亲属之间的争斗。

成吉思汗一生中最痛苦难忘的事情，也许是也速该死后，泰亦赤兀惕煽动蒙古人弃他家族而去的时候，当时整个家族陷入赤贫，而且无法从也速该的幼弟那里得到援助或支持。在这一点上，《蒙古秘史》强调了成吉思汗亲信那可儿的重要性。似乎是为了强调他对非亲属的仰赖之心，在这次流亡中，心怀憎恨的铁木真杀死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只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人。当蒙古人于1190年左右推举铁木真为汗王时，有更多的高级候选人竞争这一头衔，而所有合不勒汗的后裔都支持铁木真，而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些人就抛弃了他，随后又对他发动攻击，成吉思汗乘机将其一网打尽，撒察别乞和泰出(他是最年长的一支)被俘并处死。不亦鲁黑，这位曾给成吉思汗带来不少麻烦的人，被按照汗的命令刺穿了背部。忽图剌汗的儿子阿勒坛实力强大，一时无法击溃，一直到乃蛮部被击败之后，他才被杀死。甚至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也一度要被处死，直到大汗的伴当们说这过于不近人情，方才作罢。通过这些处决手段，成吉思汗扫除了在继承方面所有的竞争者。

成吉思汗对亲属的怀疑态度也表现在与他的异父母兄弟、蒙力克之子帖卜腾格里之间的一次你死我活的争斗中，而这种争斗是在1206年的忽里勒台之后发展起来的。帖卜腾格里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他因其巫师的权威而令所有蒙古人敬畏，作为巫师，他能够绝地天通而治病、克敌或预见未来。他之前声称成吉思汗已经依天所愿而被选为最高统治者，这为新帝国确立了诸多的合法性。尽管蒙力克娶了成吉思汗之母，并被任命为首位“千户长”，在《蒙古秘史》中被称为“父亲蒙力克”，但蒙力克和他的七个儿子都没有获得万户或个人军队。在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死后，帖卜腾格里随即夺取了她和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一万部众。当铁木哥斡赤斤去要回这些人时，蒙力克的儿子们拒绝照办，随后又对铁斡大肆侮辱。成吉思汗在处理对他权威的这种威胁时经常会冷酷无情，但由于蒙古人敬畏帖卜腾格里的巫术，成吉思汗因此犹豫不决，直到孛儿帖指出任何能羞辱成吉思汗兄弟的人都会对整个家族造成威胁的时候，成吉思汗方才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帖卜腾格里在第二次与成吉思汗见面时，见到他的那些侍卫，大吃一惊，他随即被铁木哥斡赤斤折断了脊骨，最后被处死，蒙力克随后被警告不准以旧功在将来保护他或他的儿子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专门的神巫了。^[11]

尽管这种争端经常被看作是蒙古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之间的争斗(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神巫在草原政治史上有所作为的少数几个时段之一)，更多地被解释为是蒙力克子孙以其继承权而要求分享权力的意图。帖卜腾格里自视为是至少可以统治一些部落的继兄弟，而成吉思汗则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其独断之权，甚至在他已经选定接班人之后，对于儿子们的任何冒犯之举还相当在意。例如，在他的儿子们将玉龙杰赤(Urgench)^[12]的战利品瓜分一空而没有为他进献时，成吉思汗大发雷霆，扬言要对他们严惩不贷，直到他的谋臣安抚他平静下来为止。在晚年，因为谣传术赤要发动叛乱，成吉思汗几乎要跟术赤交战。

可能是由于这些事情的缘故，成吉思汗进一步减少了分给术赤民户数量，在他死时分配的数量与第一次分配时的数量大不相同(图表6.1)。在第一次分配中，4.45万骑中的9.5万骑直接分给了家庭成员(47%)。到1227年，这一数量降到了12.9万骑军队中的2.8万骑(22%)，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下降了。儿子们得到了相同数量的部众，但比以前要少。阔列坚，这位受宠的庶妻之子，首次被归到儿子辈中。拖雷没有分到部众，这是因为，作为幼子，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11万军队的统率权。旁系亲属所继承的部众也有所变化。合撒儿的子孙们仍然由于与成吉思汗的争吵而只分到了最少的部众。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裔则完全被摈弃在外了。只有作为成吉思汗早亡的同母次弟合赤温后裔的按赤台子孙们，所获得的部众才有所增加。总之，比起亲戚，成吉思汗与伴当的关系要好得多。

成吉思汗的最大改革是建立了怯薛(keshig)制度。这起源于他原有的宿卫八十人以及护卫、散班七十人。之后，这一数量上升到八百护卫(以及大概八百宿卫)，还包括火儿赤(箭筒士)、信使以及服侍者等。到1206年，怯薛在此基础上又扩充到一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各军抽调而来的。共建立了十个千户，其中最重要的是专门服侍大汗的宿卫，这些人后来形成了巴图鲁(被挑选出的勇士)的精英集团以及七个宿卫集团。那些在旧怯薛中服务的人在新来者看来就成为高级人员了。^[13]

成吉思汗从各方征募怯薛成员。怯薛的首领全都是千户长的儿子，有时候也会是千户长的幼弟。其成员往往代代相传:

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的儿子和白身人(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有武艺，身体、模样好的人，可到朕处效力的人，进入轮番护卫队。千户长的儿子被选入时，带伴从者(那可儿)十人、其弟一人同来。百户长的儿子被选入时，带伴从者(那可儿)五人、其弟一人同来。十户长的儿子、白身人的儿子被选入时，带伴从者(那可儿)三人、其弟一人同来……^[14]

怯薛不仅仅是为成吉思汗服务的护卫军。通过将子孙及幼弟征召入帝国军队的方式，这些人都成了成吉思汗的人质，以此表示这些家族的忠心，这也是首个效忠于帝国政府而非其自身部落的大集团。老一辈人可能会记起那些自由转换同盟关系，随后又背盟而重获自主的岁月。将未来寄托在帝国身上的那些儿子及幼弟们组成了一支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军队。为了强调怯薛的重要性，成吉思汗发布命令称，他们的地位高于那些担任军队将领的部落同伴们:

朕的轮番护卫士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各千户长;朕的轮番护卫士的牵从马者(阔脱臣)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各百户长、十户长。在外的千户长，若想攀比到与朕的轮番护卫士同等地位互相斗殴，则应惩罚该千户长。^[15]

这种护卫制度就将那些有才之人的才智用来为帝国服务，而护卫军也成为未来蒙古首领的权力基础。这种策略随着帝国分化瓦解那些古老部落而成效卓著。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没人敢未经允许而转到别的部落单位中去。这种统治方式及帝国护卫制度，使蒙古军队较之草原上曾经出现的力量要稳固得多。军队被严加管制，他们从属于中央权威，并以一个团体而非个人的名义作战。那些人要是违规掳掠或者在战斗中不听命令，就会受到严惩。

成吉思汗的一些军事观念并不新鲜。十进制的组织结构在匈奴时代就已经采用了。契丹人最先锻造了一支真正有纪律的游牧军队:不管是匈奴人还是突厥人，都以其无序但却强大的军队而闻名于世。怯薛的扩大以及帝国削弱部落组织重要性的意图却是全新的，可能来自于成吉思汗这位没有安全的部落基础的草原首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每位统治者都有一些个人追随者，但只有成吉思汗将他的各族伴当看得比家族更重要。因此可以说，蒙古政治组织并不是草原古老传统所形成的结果，而是对这种传统的背离。与东北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力图创建一个组织化的国家，这种国家并不以部落联盟的原则为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蒙古帝国较之之前任何草原帝国都更有效率，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游牧力量又回复到古老而又缺乏效率的部落联盟组织模式之中。

在统治华北地区的所有外族王朝中，只有蒙古人来自北部草原。之前曾发源于这一地区的游牧帝国，在面对本土的中原王朝时，其着力点在于从远处榨取中原的资源。在中原与草原的中央权威瓦解后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中，那些发源于东北地区的王朝乘机崛起，致力于征服农业地区并进行统治，而那些东北王朝通常也会阻止草原帝国的崛起或扩张。然而，蒙古人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他们是在反抗一个稳固的外族王朝的镇压中崛起并逐步拓展起来的，而且他们也真正征服了华北地区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这就使蒙古人不同于其他的草原游牧力量，但双方在战略选择上是一致的。蒙古人最初采取外部边界战略以敲诈中原，由于金朝拒绝用传统的中原方式加以回应，这种策略未能成功。与之相反，女真人以战争相回应，并与蒙古人交战，直到金朝自身土崩瓦解为止。蒙古人在华北大肆杀戮，他们一开始不愿意担负管理职责，而且经常从占领的城市与地区撤退，这些全都是游牧战争的老样子。征服中原并不是蒙古人的最初目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征服仅仅是他们将曾经计划加以敲诈的金朝彻底摧毁之后所造成的后果。

外部边界战略曾被游牧国家用来扭转其弱势局面:这些国家无法生存，只能用粗放且没什么差别的游牧经济来维持国家组织的运作，中原则是农业及手工业资源的传统来源。外部边界战略被匈奴、突厥以及回纥在他们与中原的汉朝与唐朝打交道时采用，用来从中原王朝获取贸易及奉供，以支援游牧帝国，但与此同时，中原王朝又害怕边地战乱及其相伴而生的庞大军费开支，而这又会对中原王朝的内部稳定造成了威胁。游牧力量对征服中原不感兴趣，他们多次背弃和约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奉供，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

身处中原的外族王朝采取一种不同的政策。首先，他们会设法阻止草原的统一。女真人与蒙古人以及之后的塔塔儿人的战争，是为了阻止任何部落一支独大。随后，金朝暗地里支持乃蛮部，试图摧毁成吉思汗的势力，然而，由于金朝忙于与宋朝在南部进行边疆战争，没有直接干涉成吉思汗的势力。一旦某一部落能够克服这一障碍而崛起，那么，在对中原劫掠的过程中，就不得不与同样有强大骑兵的边疆守军进行一场硬仗。例如，直到北魏末期其边疆守军反叛为止，柔然始终无法对北魏采取敲诈政策。

蒙古人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金朝在紧邻的边疆防卫方面对蒙古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尽管金朝位于中原的朝廷已经非常汉化了，但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而富有攻击性，同时也能组织起有效防御。与长期执行向契丹人和女真人偿付巨额奉供政策的宋朝不同，金朝向蒙古人偿付金钱，只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组织新的军队。因此，一旦蒙古人采用外部边界政策，他们就无法获得获益丰厚的和平局面，反而会使华北陷入一场恶战。蒙古人对金朝的最初胜利是血腥战争的结果。还没有哪个草原力量曾经如此顽强地与一个如此稳固且自我防御能力完备的王朝对抗过。

随着蒙古征服中原、西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欧，他们创建了一个无比强大而广阔的新帝国。它将欧亚大陆的东西部统一到单一的政治统治之下，促进了人员、贸易及思想观念的交流。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帝国的创建是征服的结果，同时征服带来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被征服的地区经常被遗弃，而那些被纳入帝国版图中的地区，较之以往，其统治要粗疏得多。蒙古的军事战略、统治政策以及价值观念始终困惑着当时及近代的历史学家。

通过对成吉思汗政策更为细致的观察，其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成吉思汗所采取的政策是试图采取敲诈这一传统的草原策略，而如果敲诈不成，则会在这些地区采取暴力行动，或者就跟那些拒绝作出通常反应的位于中原的王朝相对抗。尽管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声称他们有权统治世界，但成吉思汗的视野更多地局限在对草原的控制之上。直到成吉思汗孙子辈的时代为止，蒙古对庞大的定居文明的征服行动一直了无头绪，并不是有计划进行的。

在蒙古人统一的时期，成吉思汗在草原上没有对手，但他还是宁愿去榨取而不是征服周邻的定居政权，此外，他也乐意与这些政权联合。在畏兀儿君主(亦都护Iduq qut)巴尔术阿儿忒摆脱西辽控制而投奔蒙古后，被成吉思汗纳为“第五子”，并允诺以女儿结姻。畏兀儿邦国在成吉思汗时期一直维持着自治局面，之后则成为帝国最初的属国。这就开启了一项长期政策，成吉思汗通过回报以地方自治的方式，让当地统治者代为管理。^[16]

1207年和1209年对西夏的进攻也有类似的目的。成吉思汗在选举他为蒙古统治者的忽里勒台大会一结束，就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事，因为他需要税金以完善新的草原政体。蒙古首次进攻的目的是在小范围内获取战利品，第二次远征则要大得多，并包围了西夏都城。尽管蒙古人对攻破城墙没什么把握，但西夏国王还是战战兢兢，被迫接受和平协议，其中规定在将来的战事中，西夏应派兵支援成吉思汗，并为蒙古人提供骆驼、毛衣以及猎鹰。西夏国王还将女儿献给了成吉思汗。很明显，在这一和平协定中，蒙古人并不想真正征服西夏，他们对提供奉供及军队的协议心满意足。不管是畏兀儿还是西夏统治者都没有被迫宣布放弃主权。

与女真人的战事始于1211年。表面上，这次战争是为了报金朝半个世纪前袭击蒙古人的一箭之仇。作为紧邻蒙古的最为富庶的国家，金朝成为蒙古人的口中肥羊，但这顿大餐却并不容易下咽。金朝为防备来自北方的入侵，已经构筑起复杂的城堡防御体系。通过维持一支强大的骑兵及庞大的步兵，金朝在近期已经击败了南宋和西夏。9月，蒙古人在野狐岭向金朝大军发起进攻，随后一路追击，控制了进入中原的要道。另一支军队穿越东北并从鄂尔多斯阻止金军增援。尽管占领了大量金朝城堡，但蒙古人还是从他们攻占的全部地区撤退了(除了关隘之外)，并与1212年二月退回漠南。金朝重新收复了这些被遗弃的地区。^[17]

到了1212年秋天，蒙古人卷土重来，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反叛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契丹首领与蒙古人结成同盟。在蒙古入侵之前，这些契丹人由于不时反叛，成为金朝的心腹之患。与畏兀儿一样，契丹人通过加入蒙古一方而在帝国内部获得自治地位。在这场战事中，蒙古人再次攻占大片地区，但在成吉思汗受伤之后，蒙古军就将所有攻占地域都让给金朝，退回北方。

1213年秋天的蒙古第三次进攻最具毁灭性的。金朝都城虽被蒙古重兵围困，但防守严密，难以攻破。蒙古人转而南下，将山东以东、南抵黄河、西至山西的华北平原劫掠一空。1214年冬天他们重新围困金朝中都前，蒙古军已经攻占了金朝大部分领土。金朝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政治大动荡^[18]，随后开始与蒙古人进行和平谈判。金宣宗献其前任完颜永济之女及马匹、金帛求和。蒙古军在得到这些并对南方掳掠一番后，再次撤出中原:“我们的士兵把缎匹财物尽力驮载，甚至用熟绢捆起来拖着走。”^[19]

契丹和女真在他们占领汉地之初就使用了汉式国号，并将汉地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但蒙古的政策与契丹和女真的这些政策截然不同，蒙古人采取的是维持对定居区域间接控制的草原策略。早在他们与金朝订立和约时，蒙古就已经与畏兀儿人、契丹人以及西夏人建立了这种关系。蒙古在与西方的花剌子模沙^[20]打交道时也采取谈判的方式。1218年蒙古与高丽确立了建立在奉供之上的和平局面。那些顺应新形势的地区(东北、高丽、畏兀儿诸政权)避免了蒙古人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并保留了自己的首领。而那些拒绝蒙古和平建议或违背之前协议的地区(金朝、西域西部以及西夏)则屡次成为战场，生灵涂炭，遍地废墟。在成吉思汗有生之年，毁灭性的战争是对那些违背之前的和平协定的首领们准备的。这些战事极为惨烈，令那些统治王朝瞬间土崩瓦解，由于这些王朝违约在先，它们被直接并入蒙古帝国中。

尽管攻击地域广阔，但蒙古的三次对金作战既没有获得多少土地，而蒙古人也不想取代女真人成为中原的统治者，他们只是带着战利品凯旋了。然而，金朝皇帝在蒙古重压之下的中都感到过于危险，因此就将都城移到一个更易守难攻的地方。一些官员认为，作为一个发源于东北的王朝，应该撤回到更易防守的辽东地区，在那里可以得到部落力量的保护，这成为衡量这个王朝已经汉化到何种程度的标志(而所有其他的东北王朝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一建议被拒绝了。与之相反，皇帝往南越过黄河，到了北宋故都开封，这是金朝中原领土的核心地带。

蒙古人立即察觉到这一动向，因为中都使金朝在北方蒙古的控制之下，而当金朝将都城迁到南方之后，蒙古人对其影响力就小了不少。成吉思汗将之看成是迈向新抵抗的一步，声称:“金主与我订了和约，但如今他将其都城南迁;很明显，他不相信我的话，并用和平的幌子来骗我！”^[21]从蒙古人后来的征服行动来看，成吉思汗的抱怨可以被看成是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开始。尽管像匈奴或突厥那样的其他草原首领的过往历史已经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进行征服战争，但《蒙古秘史》宣称，正是金主的拒绝使蒙古使臣可以直接与宋朝朝廷打交道，导致蒙古新一轮的进攻。^[22]在这一时期，和解政策仍然会使金朝免遭蒙古的进一步入侵。

蒙古人在1214年秋包围了中都，但该城防守严密，蒙古军只能采取围困政策，以期使饥肠辘辘的守城者投降。除了蒙古骑兵之外，军中还有汉人和契丹人，这是因为成吉思汗已经从被击败的金军那里主动招募了一些人，这不仅增加了其军队数量，而且还获得了擅长围攻及步兵战术的将领。到1215年初夏，这座城市才被金军将领放弃，全城遂向蒙古人投降。成吉思汗当时不在阵中，他已经北返了。尽管中都投降了，这座城市还是不免生灵涂炭，众多地方沦为一片废墟。花剌子模沙的一位使臣报告称，土壤中满是人之脂膏，腐尸遍地。^[23]

中都的陷落标志着中原土地第一次真正纳入蒙古统治之下。大量汉人、契丹以及女真军队被蒙古人所控制，其中一些人迅速成长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及行政官员。受他们的影响，蒙古人首次开始对中原加以管理。然而，成吉思汗将对中原的进一步征服放在了次要位置，他率蒙古主力退回草原，对乃蛮及蔑儿乞残部发起进攻。成吉思汗的家奴木华黎留守中原，率领着一支以两万蒙古兵为核心力量的由汉、女真、契丹组成的联军。成吉思汗不再参与对金战争，这次战争在其子窝阔台在位时期以1234年开封陷落而告终结。甚至在蒙古人取胜后撤回大军之时，南宋还试图占据这一大片区域，蒙古遂派军将之驱逐出去。

成吉思汗对定居地区的其他战事也与之类似。当花剌子模沙的使节在中都陷落后来访时，成吉思汗使他们确信，他将花剌子模沙看成是西部(阿姆河流域及伊朗地区)的统治者，而成吉思汗自己则是东方的统治者，并认为只有商人才能在两个帝国之间自由往来。一支蒙古使团于1218年春天到达花剌子模，准备订立和平协议。尽管花剌子模沙对成吉思汗称他为“吾儿”很是不满，但还是同意订立和约。然而，在数月之后，一支蒙古商队就被讹答剌城^[24]的长官全部杀害，派去保护这一商贸活动的使臣也被杀死。按照蒙古习惯，杀死外交使节及毁约是重罪，必须加以报复。成吉思汗倾全军发动西征。1219年，讹答剌城被夷平。1220年，阿姆河流域的大都市不花剌(布哈拉)、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忒耳迷等都在蒙受巨大损失之后沦陷。蒙古军于次年横扫呼罗珊地区，摧毁了马鲁、巴里黑、塔里寒以及你沙不儿。到1222年，蒙古军进抵印度河一带。另一支蒙古军于1223年进抵里海，在南俄地区击败了钦察草原上的游牧力量。^[25]

这是游牧力量首次从中原边界向西部定居国家进攻。充满着毁灭与恐怖的外部边界战略使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中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人口，但是对这一地区的损害则要长远得多。那些有着数十万人口的都市完全被夷平了。灌溉系统成了一片废墟，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在一个世纪后，一位观察者对当地状况的描述中还这么说:

(今日的)废墟是蒙古人大侵袭的结果，在那些日子里，民众被大批屠戮……在将来，毫无疑问的是，就算在一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不再遭此恶行的话，还是不可能弥补这些损失，并使这片土地恢复到之前的模样。^[26]

跟在中原一样，成吉思汗从他征服的大部分地区撤军了。只有花剌子模被置于受蒙古控制的非蒙古管理者手中。与对这些地区造成的严重伤害一样令人费解的是，蒙古人很快遗弃了这块地区。那些之前曾从草原进入西南亚的游牧者们，总是试图并经常成功地建立起新王朝并成为统治者，但那些来自中原边疆、有其自身特征的蒙古人却拒绝承担管理之责。

成吉思汗对定居区域的最后一次入侵是对西夏的战争。西夏国王拒绝为西征提供军队，并称:“力量尚且不足，何必做可汗？”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结束后，成吉思汗将蒙古兵锋对准了他，彻底摧毁了西夏及其城廓。就像其他战役一样，这次入侵并非由于征服欲所致，而是对违背条约的一次惩罚。1227年，在这次战役结束之际，成吉思汗去世了。

由于成吉思汗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榨取中原资源的外部边界战略失败了。蒙古用以搅乱中原并从中榨取收益的政策，随着这一地区的崩解也宣告结束。蒙古人似乎并不想承认他们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失败了，他们继续采取行动，似乎中原只是一个值得劫掠而非加以统治的地方。

其他游牧力量曾经多次深入中原劫掠:匈奴对长安周边大肆掳掠，而突厥人则几次袭击长安与洛阳。然而，蒙古的入侵更有组织、更具策略性，而最重要的则是采取围困战略，这是其他草原军队所不曾有过的。蒙古人迅速征募了中原那些具有围城经验的工匠，其他游牧力量只会在坚墙之下大肆掳掠一番而去。在将速度、冲击力以及技术能力融为一体之后，蒙古军队就远胜于同时期的所有对手，尽管它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蒙古人发展出一种闪电战(blitzkrieg)式的作战方式，这曾被近代的军事战略家仿效。^[27]

成吉思汗与其他游牧首领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进行决战的爱好。按照传统的游牧方式，当面对一支庞大而又组织严明的军队时，游牧军队会主动撤退，等到敌军精疲力竭、开始撤离之际，再伺机交战。伊朗与斯基泰人的战争，以及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都表明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游牧力量传统上遇弱则强、遇强则弱。与之相反，成吉思汗则希望以其军队和谋略在战争中冒险一搏。他对王罕及之后对乃蛮部的进攻就是他这种策略的早期例证。当然，他用战术撤退将敌军引入伏击地这种招术运用得出神入化，而这是蒙古人最常用的圈套，但他从未采用长距离的战略撤退以避免与敌遭遇。相反，他会找到最佳战术点并对敌发动进攻。

这在蒙古对金朝的首次进攻中表现得最明显。在1211年的“野狐岭之战”中，他以六万五千骑兵与十五万金军对决，而金军中还包括与蒙古所有骑兵相当的兵力。^[28]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游牧领袖会选择撤退，而不是与这支大军冒险一战。成吉思汗攻击并尾随金军，他之所以敢冒这险乃基于两种原因，从积极方面来看，归因于蒙古人的战斗训练，他们受命各部协同作战，而蒙古万户长也是天才的将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是成吉思汗害怕退却的后果，由于缺乏稳固的部落基础，在政治上就难以保证他们撤退到蒙古地区之后，不会被新统一起来的部落抛弃。成吉思汗通过巨大冒险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成为草原上的统治者，而要是他在对抗克烈部、乃蛮部或者女真人的任何一场早期战争中失败的话，他就不会有今天。甚至在他已经巩固了其地位之后，他还是对所有的威胁者保持着其旧有的进攻性反应体系。

成吉思汗的世界观念是以草原为中心的。当他去世的时候，蒙古帝国由之前被突厥人所统治的草原地区及其周边的定居领地构成。控制草原部落，而非征服汉地或伊朗地区，是其最初目标。定居的边地被视为草原政权的一种有用附属物，而来自定居地域的蒙古谋臣们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草原才是周邻文明的附属物。蒙古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成吉思汗孙子辈掌权之时，他们最终放弃了草原观念。

没有什么比蒙古人对城镇与农田的毁弃更能体现其草原中心观了。暴力掳掠是一种古老的草原战术，但蒙古人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蒙古人对自己人数的弱势相当在意，并将恐怖杀戮作为瓦解抵抗的一种工具。像赫拉特那样降而又叛的城市人口被屠杀殆尽。蒙古人无法维持一支强大的守军，因此更愿夷平那些会造成麻烦的整块地区。这种行为令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疑惑不解，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对生产人口的征服才是战争的目标。更重要的则是蒙古人与定居社会之间既有关系的缺失，在他们与中原的关系中，北方的草原部落与农业生产者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他们在边市中交易，并直接从中原朝廷那里得到馈礼。对游牧力量来说，中原是财富的极好来源。这种财富如何生产，或者汉人如何组织起管理体系并对数百万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征税，蒙古人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作为汉地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被游牧力量所轻视，他们将农民看成政治世界中的一小部分，就跟草原上的牲畜差不多。农民被归为没什么用处的一类人中，因为他们无法为蒙古人提供专门的服务。他们在攻城时被当作人体盾牌，被迫背井离乡，不允许重新进行农业生产。根据1195年的金朝人口调查，华北大致有5000万民众。1235—1236年的蒙古第一次人口调查显示，当地只有850万人。^[29]就算将由于北方混乱或者被蒙古人控制的民众排除在外而造成人口低估一两倍的情况，华北的人口与生产力还是被破坏殆尽了。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西部更为糟糕，因为当地所采取的是一种毫无目的的充满政治恐怖的破坏政策。

广泛的破坏只是蒙古人对中原所持态度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在蒙古人看来，中原只是被掳掠或其政府被敲诈的地方而已。长期以来，他们也拒绝担负起管理的职责。蒙古人得到了粮食、丝缎以及白银，并从俘获的工匠那里获得了兵器，但与之前的外族王朝不同，蒙古人并不仰赖这种在维持传统的统治观念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汉地官僚体制。蒙古人采取一种临时性的政策，他们让受蒙古人掌控的外来者进行管理。汉式知识首次被摒弃在管理之外，经辽朝和金朝所维持下来的汉地管理体系的传统形式被弃置一旁，在税收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蒙古人最初依靠对农业征收的赋税，他们让商贸团体中的中亚穆斯林人从中原征税。这同样阻碍了中原经济生活的复苏，土地与人户经常被作为属地与属民分给蒙古首领和皇族成员。1235—1236年的蒙古人口调查表明，华北有173万在册家户，其中90万户(超过50%)属于此类情况。^[30]

直到金朝灭亡后，窝阔台的宰相(中书令)耶律楚材才在中原建立管理机构。耶律楚材要求停止向农业征税，将众多苛捐杂税统一起来征收，然而实际上，特别是由于在农业征税方面的失误，赋税在很久之后才稍有下降。尽管窝阔台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但他的观念仍然深深扎根于草原文化之中。窝阔台将攻灭札兀惕人(Jakhud tribe)^[31]、创立蒙古驿传体系、开挖井渠以开辟新牧场以及在定居地域驻军视为他最引以为荣的成就。^[32]正如在之前鄂尔浑的叙述中所提到的，成吉思汗希望使游牧力量免于外来的牵累。在这位伟大征服者去世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子孙们们固守着帝国应该以其草原城市哈拉和林为中心的观念，而哈拉和林短期内也是整个欧亚地区的权力中心。

管理不善问题最明显地体现在蒙古对农业生产及农民的政策中。中原农民的绝对数量经常使蒙古人不得不犹豫一番。考虑到这些人不能当兵，并且没有像艺人、商人或学者那样的专门技能，因此有人建议窝阔台将这些没什么用的人彻底消灭，并将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耶律楚材强烈反对这种建议，声称一旦他受命建立一套税收体系，并使农民得以和平劳作的话，就能得到每年500万盎司的白银税收、40万袋谷物以及8万匹丝缎。只有那些对定居文明的现实情况毫不知情的北部草原部落，才不知道他们所需的剩余物资实际上是由农民生产的。随着货物源源不断输往哈拉和林，关于将农民赶尽杀绝的讨论销声匿迹了。^[33]

直到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1294年在位)，蒙古对中原的无序统治局面才宣告终结。在他与其幼弟的内战中，忽必烈在中原的军队切断了哈拉和林的食物供应，就立即暴露出都城的薄弱之处。东亚地区的蒙古力量转到中原，忽必烈也将蒙古都城从草原移到北京。1271年，他建立了元朝。所有之前的外族王朝早在其征服汉地之前就已经建号立国，试图得到汉人最起码的支持。成吉思汗从未想过会成为一位汉地皇帝，也没想过要将蒙古统治纳入到中原历史传统之中。忽必烈的政策更为老练，因为他既将自己看成是草原上的汗王，同时也要当汉地的皇帝。^[34]

从忽必烈在位时期开始，元朝为了保持并提高国家的生产力，采取了更多传统的汉地管理方式。那些有属地的贵族们继续获得赋税，却通过中央政府这条渠道获取。在征服宋朝的过程中，元朝的这种新态度变得越来越清楚。忽必烈进攻的目的是要推翻宋朝政府，而不是让军队去劫掠(这些军队如今主要是汉人步兵，更加适合在南方作战)。相比之下，这种政策对经济和地主阶级的破坏很小，这些在和平局面中都得以保存。元朝在对宋朝采取征服行动的同时，也保护了南方的经济基础，其间也没有出现曾使北方生灵涂炭的大肆掳掠。然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外部边界战略仍然被有效运用着。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征服了伊朗和近东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世系。在其长孙合赞继位之前的三十年时间里，逐渐建立起了对征服地域的相应统治秩序。

从蒙古草原传统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方面，尤其体现在贸易与交通上。在中原王朝，尽管(或者由于)贸易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其国家政策中仍然长期贬低贸易的价值。中原王朝秉持自给自足的国家理念，官方则将农民放在比商人更高的地位，商人经常禁止经由科举考试而入朝为官，通过这种方式，这一有着潜在实力的阶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并生活在国家没收财产的阴影之下。蒙古人和草原的其他游牧力量有着与汉人不同的观念，他们鼓励商人们前来贸易，并为商队提供保护。由于无法像中原那样实现自给自足，游牧力量就通过货物交换而获益。中原政权将国际贸易视作对资源的一种潜在榨取，游牧力量则将其视作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遣使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过境商队的安全。随着蒙古的进一步远征，商人们发现欧亚地区的货物贸易越来越便利。蒙古政府通过发行纸币甚至资助商人冒险，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货物在蒙古控制地域的安全转运也极大地推动了新贸易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华北或伊朗地区变得更为繁荣，因为这些地区在蒙古征服过程中遭到巨大的破坏，较之本土的汉人王朝，蒙古人只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看法来对待贸易活动，并给予了更多的认可与支持。

交通问题是蒙古人的另一个非凡之处。信息与重要人物通过拥有快马及骑手的驿传系统在广阔帝国内迅捷往来。迅捷的交通也经常是游牧力量所优先考虑的。这种驿传曾经维系着回纥帝国的统一。蒙古人将驿传网络视作维系其帝国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窝阔台认为这是他在位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之一。这些驿站虽然代价高昂，并且常被滥用，而对马匹的滥用一直在朝廷中倍加指责，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体系的话，蒙古世界秩序会崩溃得更快。

较之之前曾维持统一的突厥帝国，庞大的蒙古帝国所面临的问题更大。这些问题随着每位新大汗的继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蒙古首领将各自的地方利益置于整个蒙古国家的利益之上，这在如此庞大的帝国中是难免的，但这一问题由于选择最高统治者方面的固有难题而凸显出来。与突厥人一样，蒙古人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继承原则，相反，却有着众多指导原则(有些彼此相冲突)，可以为很多结果作辩护。通过掌握强大军队，并以震慑或在事实上击败对手的方式，最终确认统治权。军事上的胜利经常会导致草原上的无序继位。^[35]

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将统一帝国传给创建者的孙子辈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突厥横向继承的方式在创建者儿子辈统治时可以确保稳定，但在当权力传到下一代时，就会导致血腥争斗与内战。每位堂兄弟都会说自己有权继位，而最终只有一人能够继位，其余所有人都将被排除在外。蒙古人面临着类似的争斗，但缺少确定的横向继承方式，他们的政治要复杂得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罗列出蒙古人在挑选最高领导者时所采用的原则。

在蒙古人中，继位问题既是法律之争，也是政治之争。每个集团都会找出一些理由来捍卫自己并指责对手，话语、侮辱以及合理化粉饰都充斥于每次继位过程中，这些都保存在当时的大量记载中，为我们勾勒出蒙古继承的基本原则。这些历史材料与其说是对事件的叙述，毋宁说是政治文件，因为这些人都试图为其所作所为辩护。

蒙古帝国继承中唯一确定的原则是新大汗必须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年男子，通常指成吉思汗正妻所生的四个儿子及其后裔。这就限制了合法觊觎者的数量，但无法自动加以选择或排除。其后裔的血缘纯度通过两种方式评判，首先，他们父母亲的身份应该明确。在父系社会中，维持一个纯种的谱系是非常重要的，对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真正生父的怀疑经常用来反对他及其世系;其次，其后裔的每支都按辈份、母亲的地位以及出生先后顺序而分类编排，在这样的体系中，正妻之子往往比庶妻之子或养子地位要高，就像长兄高于幼弟一样，年长一辈也比年轻一辈有更多优先权，但有两种方式区分长幼之别，分别是横向和直系的方式，蒙古人以出生时间加以评判。在具体操作上，长幼法则只是继位斗争中的一个因素而已。这些规则决定了谁可以参与竞争，而不是谁会胜出。

横向继承的重点在于辈份。在横向继承方案中，政治权力在同辈人中从长兄传到幼弟，直到传到下一代为止。在下一代中，长支的长子应加以继承，之后的继承则在兄弟间延续。这种方式强调了代际上的长幼之别，因为汗位经常回到创立者最长一支的最年长者那里。在这种体系中，继承不应越代进行。

区分长幼之别的另一种方式是采取直系继承，重点在于汗位从父亲传给儿子，通常传给长子，但也有特殊情况。在这种方式下，每次传到下一代那里时，职位总是从父传子。这基本上以代际间的关系(父亲到儿子)为基础，而排除了同一代人内部的关系(长兄到幼弟)。按照这种逻辑，幼弟只有在当其长兄无子时才能继位。最极端的情况是，汗位在传给一位儿子(太子的兄弟)之前会传给一位孙子(已死太子的儿子)。

第三种继承方式将长幼原则彻底反了过来。按照突厥蒙古的传统，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财富与家户，这被视作是其父亲遗产的受托人，这是幼子继承制的具体实践。这种方式关注的是男性的个人财产，而财富的继承与官职的继承是截然不同的(这与英国习惯法中两者不可分割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汗位传到谁的头上，父亲的遗产还是会留给幼子。然而，作为其父遗产的受托人，幼子可能会声称汗位也应该传给他，从而忽略了更年长的亲戚。

蒙古人在两种不同的长幼原则以及一种幼子继承制中，难以做出简单的抉择，因为这三者间又彼此冲突。更多的人不仅将自己看作汗位候选人，而在他们没有获得汗位后，又觉得自己被骗了。每种体系都存在着大问题。如果继承采取横向方式，内战将在堂兄弟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因为长幼原则要求汗位在传到新一代时转回到长支那里，但将与这样一种政治事实相冲突，即已故大汗的儿子们不大会平白无故地将权力交出去。而在直系继承体系中，经常会使兄弟间反目成仇，尤其是在当大汗死后，其幼弟正处盛年而大汗之子仍然年幼之时。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一种转换的方式。横向继承体系经常被那些要求汗位采取直系继承方式以便将其叔父及堂兄弟们排除出去的儿子们所破坏，而直系继承体系又经常受到那些通过坚持横向继承权并将侄子们排除出去进而篡夺汗位的众兄弟们的威胁。草原政体似乎总是在内战中分崩离析，这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些战争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逻辑。

为了避免这些困难，大汗通常会设法指定继承人。在理论上，他可以超越任何法则，而他的意愿也希望被遵从。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指定继承人并不总能奏效。大汗的选择从未被忽视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也越来越小，除非能够得到国内强势首领们的支持。“大汗之命”在草原政治纷争中只是另一个有利因素而已。

上面所列举的原则都能用来表达竞争汗位的权利。此外，在具体情况中，还需要考虑到五种对选择大汗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

1.摄政

大汗死后，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摄政，通常掌握在已故大汗的正妻手中，少数情况下则掌握在幼子或幼弟手中。摄政会暂时称制，直至新大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选出为止。蒙古帝国非常庞大，要召集这种大会，经常会耗费数年时间。通过在政权过渡时期控制官员任命以及国库资金，摄政就能够以其职权鼎力支持所中意的候选者(如果是妻子为摄政的话，则通常是她的儿子)，而将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作为临时统治者的摄政的意愿举足轻重。

2.对军队的控制

在继承过程中统率军队将会带来巨大的政治能量，将间接地使军事统帅成为权力庇护者，假如这位将领是汗位争夺者，就可以直接用军队争夺汗位。继承权最终要靠击垮对手的能力而定，必要时会诉诸武力。某位竞争者如果掌握一支常备军，较之那些临时拼凑队伍的对手们来说，优势就非常明显。

3.距离

(a)属地的远近:

蒙古帝国非常庞大，因此较之那些更接近于权力中心的人，拥有巨大领地的首领们对于汗位继承不那么关心。他们的角色通常是被动的，会支持那些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更为中心的候选者。

(b)个人的远近:

大汗的去世使帝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对手相比，首先到达都城的汗位竞争者就有优势。至少他可以通过篡位而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大多数情况下，在他掌权时，对手们仍然在千里之外，无法组织起有效行动。

4.名誉

竞争者的受欢迎程度、总体性格(好战、谦逊、慷慨、嗜酒、吝啬等等)、朋友与谋臣的类型、健康状况、年纪大小都是选举时所要考虑的因素。积极或消极因素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与之相反，关键在于有多少人支持这些竞争者。个人因素经常被列举出来，用以解释将已有的继承人排除在外的原因。最被人接受的排除因素是年幼及身体病弱。假如爆发战争，失败者在蒙古史书中通常会被说成是由于个人的失败而非战略失误，而相反，胜利者会被粉饰为由于良好的人品而取胜，而不是因为由于诸如更强的军队或补给得力这类原因。

5.忽里勒台大会

蒙古继承中最后环节是由帝国所有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大汗。从某种意义上说，忽里勒台并不是将参选对手否决而选出胜者的一种选举，而毋宁是对单个候选者的合法性确认。大汗的选择是消除敌对、巩固支持并展示其权力这一过程的终点。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某位候选者确实杰出，忽里勒台会通过一致决定确认这种政治事实。而对某位候选者的强烈不满则会通过缺席忽里勒台大会而表现出来，众多关键首领的缺席可以被视作忽里勒台大会缺乏合法性的明证。

继承法则、部落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在决定谁能成为大汗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不同方式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蒙古的政治面貌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之中，任何将蒙古继承问题置于同一时段中所作的分析都是站不住脚的。原则虽然没有变动，但随着统治的改变，继承权及合法性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应该弄清楚。

成吉思汗死后，选举窝阔台继位更多的是个人决定。创建者选择一位候选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贵由的继位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合法性只是将其他候选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假象，实际上起作用的则是对异议者的军事威胁。只有在他暴卒后，才阻止了内战的爆发。蒙哥通过一种类似的方式获得大汗头衔和军事力量，从而形成他继位的基础。之所以没有爆发公开战争，是因为蒙哥处死了他的对手，而他的支持者又控制着局势，防止了反叛的发生。最后一位普遍意义上的大汗忽必烈则在内战中获得了权力，却从未召开传统的忽里勒台大会对其确认。我们通过探究专门的事例试图弄清楚的是，继承及政治限制的原则是如何成为复杂而又不断变化中的母体的一部分的？

预先将权力传给一位继承者是一桩不好的事情，在成吉思汗在位时，除了朋友或者家庭成员之外，其他人是不会谈及此事的，他对任何分享权力想法的猜忌心是众所周知且令人可怕的。直到1218年对花剌子模的战事开始时，成吉思汗最得宠的一位妃子才敢跟他说，就算是伟大征服者也会死的，并怂恿他任命一位继承者。按照惯例，他立其长子术赤为太子，但察合台怒而指出术赤很可能是蔑儿乞人的儿子，无权继位。这种指责牵涉到孛儿帖在术赤出生之前被虏为人质的情况。成吉思汗通常将他视作自己的儿子，这种私生子的指控是两兄弟之间长期争斗的顶点。作为妥协，成吉思汗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继承者。窝阔台受到他所有兄弟们的一致拥戴，尽管据说他有点懒惰并嗜酒如命。长兄术赤与察合台以及幼弟拖雷都接受这一决定。在以处死曾忠诚支持成吉思汗后来又离叛而去的阿勒坛和忽察儿以作警醒之后，成吉思汗警告他的这些儿子要忠诚。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从他兄弟之子中挑出继承者率领他自己的队伍。^[36]

但这种任命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起窝阔台世系的独断权力。成吉思汗宣称:

我的位子里教一个子管，我言语不差，不许违了。若窝阔台的子孙们都不才呵，

生了包在青草里牛不吃，

裹在脂肪里狗不吃的，

我的子孙们岂都不生一个好的？^[37]

图表6.2大汗世系

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继位对他那些彼此不和的儿子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后，出现两年的过渡时期。尽管监国拖雷控制着军队，但他不敢违背其先父的意愿、自己的誓言以及察合台的反对而自立为汗。(术赤先于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惯常的拒绝话语表明了有些法律原则已经被成吉思汗的选择所超越了，就像在之后(拖雷系之前)的伊朗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

虽然成吉思汗的命令奏效了，但还有他的长兄与叔叔辈，而特别是他的幼弟拖雷更适合承担并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按照蒙古的习俗，幼子守其父的旧屋并管理他的家户与大帐，而拖雷是大斡耳朵之子且受成吉思汗宠爱……看见他还活着而他们在这里说让我继承汗位怎么样？众王子皆异口同声说道:“成吉思汗已经将这一任务吐露给了他所有的兄弟儿子们，并将之托付给你。我们对他的决定与不可动摇的命令怎能再作任何变化或改变呢？”^[38]

这些话简要地表明之前所列出的四条法则。由于成吉思汗还有活着的兄弟，窝阔台就认可了兄终弟及的横向继承传统。由于窝阔台自己也有一位长兄，因此他确定从父传子的直系继承的权力。由于窝阔台有一位幼弟，他就确定了幼子守产的蒙古习俗。(对拖雷权利的长期称颂，意在表明建立元朝及伊利汗国的后代们的合法性，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最不正式的权利。)为了控制要职，窝阔台认可了大汗任命自己继承者的权力，并不许其他统治者这么做。事实上，相互抵牾的这四条原则全都暴露出蒙古人中间的潜在分裂。对继位问题的不同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蒙古领袖之间个人关系的削弱而日益尖锐。在突厥蒙古民众中，当堂兄弟间闹翻时，亲兄弟们总会联合起来共同应对。

成吉思汗通过将窝阔台选为继承人，试图避免专注于巩固权力的大汗可能会造成的问题。甚至在成吉思汗死的时候，他还将帝国视为草原上的一个创举，并认为这一帝国基本上是牢不可破的。每个儿子都获得了草原上的一个兀鲁思(ulus)，或被称为个人领地。术赤的后裔获得了西北地域以及钦察草原。窝阔台继承了阿尔泰地区以及叶尼赛河上游流域，而察合台占据了伊犁地区，拖雷作为幼子则获得了蒙古旧地。这些兀鲁思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对于其真正的边界尚有争论，但是它们最初靠得很紧，而且也并非帝国的全部领土。在分配这些土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并没有拆分帝国，他只分给他的儿子们每人四千户作为家奴。与突厥帝国不同的是，蒙古人从不接受汗位的分割，在蒙古帝国中只有一位合法的大汗，他作为整个皇族的代表统治着这份巨大的遗产。成吉思汗只是为他的每个儿子提供放牧地，而富饶的定居征服地区仍然在大汗的控制之下并由皇室官员管理，只是在窝阔台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这些民众与土地才成为蒙古汗国的基础。比如，在察合台试图亲自控制河中地区时，窝阔台指责他越权。尽管如此，窝阔台在之后还是将河中地区交给了察合台作为私人领地，这一地区后来成为察合台汗国的根基。然而，在成吉思汗儿子那代人时期，大体上还是会尊崇大汗权威的。^[39]

窝阔台被选为继承人使他和他的世系获得了政治优先权，但拖雷还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宿卫军，这使他变得相当有实力。成吉思汗曾声称:

管理事务是一项艰难的事情，就让窝阔台去做吧。但是像我的庭帐、部众以及我集中起来的家产与军队这类事情，就让拖雷去管吧。^[40]

诸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平衡。拖雷作为军队统帅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察合台尽管失去大汗之位，却继承了帝国最好的领地，其中包括河中地区的城市以及他的游牧部众中意的优良牧场。术赤曾经跟成吉思汗作对，他的后裔得到的最少，但是1234年金朝灭亡之后，窝阔台派蒙古西征军协助术赤的继承者拔都开疆拓土，在蒙古帝国的支持下，拔都征服了俄罗斯草原的大片地区，进抵中欧平原，并建立了一个平起平坐的汗国。

1241年窝阔台死去，标志着成吉思汗儿子辈时代的终结。拖雷在窝阔台在位初期就死了(或许是被毒死的^[41])，而察合台也只比窝阔台多活了几个月，这使得大汗之位又成为争斗的焦点。争夺者不再是亲兄弟，而是心怀不满的堂兄弟们。有两个主要问题摆在面前:是否仍然是窝阔台一系继承？如果是的话，窝阔台选择的继承人是否会被承认？

很明显，继承仍然在窝阔台一系内进行，因为成吉思汗已经称窝阔台是自己的继承者，没有给他这一系以任何其他儿子应获得的权利。按照横向继承方式，汗位应该传给术赤的儿子辈，因为他们是下一代最年长的继承者;或者，如果术赤一支被认为出身不怎么好，察合台的儿子们将会是合适的候选人。拖雷系通过对幼子继承制的歪曲解释，认为应该由拖雷一系的长子继承以表明建立者的托付之意。更为边缘化的，但却仍然是横向继承的观点是，成吉思汗之弟铁木哥斡赤斤声称，作为成吉思汗家庭的年长成员(以及两代中的最长者)有权继承汗位，尽管他明显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窝阔台的儿子们催促众人承认直系继承权，以便使他们中的一个能够继承汗位，但接受这种直系继承权将会牵涉到很多事情，会造成将汗位局限在窝阔台后裔的情况，从而将其他世系从未来的继承中排除出去。这种情况在窝阔台选择了一位孙子为大汗之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最初，窝阔台选其三子阔出为继承人，但在阔出死后，窝阔台以阔出之子失烈门取而代之，这就使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以及曾被成吉思汗称颂为未来大汗不二人选的次子阔端无法继承汗位。

窝阔台死后，他的侧室脱列哥那暂摄国政。按照习俗，她会一直摄政，直到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出新大汗为止。一些重要的蒙古贵族当时正与拔都一起在欧洲作战。他们一路所向披靡，却被内斗深深困扰，这种内斗在汗位继承之争中深刻体现了出来。窝阔台长子贵由以及察合台的一个孙子不里都与拔都不合，这招致了拔都对汗位的不满，而将贵由召回蒙古地区，也令拔都感到不快。窝阔台的死讯终结了蒙古在欧洲的征伐，而拔都也开始退回蒙古地区。拜这一征召所赐，贵由领先一步，他首先到达蒙古都城哈拉和林。较之更遥远的对手，接近权力中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通过这种方式，贵由能够更好地确保其权利，而他家族的其他人也会更敬重他。当盛传成吉思汗之弟铁木哥正带大军袭来时，都城中一时手足无措。铁木哥试图自立为汗，但在反对者面前犹豫了，在听说贵由已经到达都城之后，他最终退却了。

暂摄国政的脱列哥那不想按照她丈夫的意愿让失烈门继位，相反，她更想让她的儿子贵由继位。摄政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她。她动用国库收买重要人物以获得对贵由的支持，还设法清除了反对的官员，因此就使她能够直接统治这个帝国。在1245年忽里勒台大会召开时，贵由脱颖而出。在这一政治现实面前，失烈门和阔端出局了，贵由遂登上汗位。在指出贵由对手的诸多缺点之后，这一忽视窝阔台选择的政治决定于是变得合理合法。

由于成吉思汗曾经指定成为窝阔台继承者的阔端有些体弱多病，而脱列哥那更喜欢贵由，而且窝阔台的继承者失烈门也不成熟，因此我们选择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是说得过去的。^[42]

贵由登上了汗位，并保证未来的继承会在窝阔台后裔中进行。

这是窝阔台一系的重要胜利。尽管其他一些人在横向继承原则下会更理直气壮，但只有窝阔台的后裔有权继位。脱列哥那尽管没有顾及她儿子贵由的期望，还是有力地推动了他的继位，并使权力控制在窝阔台一系手中。大家一致推举贵由继位。术赤一系的继承者拔都拒绝参加他对手的忽里勒台大会，派其弟代为出席。如前所述，在蒙古政治中，可以不亲自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以选举大汗，但在之前会达成一致意见。拒绝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并反对其选举结果则表达了强烈的异议。由于拔都是成吉思汗最年长的后代，他不与贵由见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较之他嗜酒冲动的父亲窝阔台，贵由更为隐忍。他迅速设法增强个人权力，并强化对帝国的控制，因为被选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只是控制整个帝国的第一步。通过将继承权限制在窝阔台一系当中，贵由建立起了皇系，而这实际上将其他各支的后裔排除在帝国权力之外，并减弱了其独立性。他通过处决图谋篡位的成吉思汗之弟铁木哥斡赤斤而展示了他的权威。贵由还遏制住了在脱列哥那摄政期间出现的腐败局面，而那时曾滥用蒙古的财富。贵由公开指责蒙古贵族的恶习，并严厉惩罚违规最严重的人。这一整肃行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最近过世的母亲的那些不得人心的谋臣，他们都被贵由处死了。

在贵由关于帝国秩序的观念中，他要求取消拥有属地的其他成吉思汗家族的独立性。贵由首先干涉察合台一系的继承问题，从而贯彻了这一政策。察合台曾指定他的长子抹土干为继承者，但抹土干先于其父而死，察合台不理会他那些还活着的儿子，而选他的孙子、抹土干长子哈剌旭烈承嗣。贵由取消了这一任命，指出:“尚有子时，岂能传孙？”并命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继承父位。^[43]也速蒙哥是贵由的政治盟友，而贵由通过这一行动也希望确保察合台领地的忠诚。由于哈剌旭烈既受人拥戴，又是其祖父所选，故而察合台一系就此事出现了分歧。从长子传给长孙所依据的是直系继承逻辑，尤其是自从察合台认为也速蒙哥不合适继承之后，但贵由的反对则有自己的考虑，他有意忽略了他父亲窝阔台自己选择孙子继承汗位这件事情。

贵由通过减少受拖雷系统率的宿卫军的数量而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在拖雷寡妻唆鲁禾帖尼的领导下，这一家族避免了腐败行为，并全力支持贵由，因此没有遭到公然反对而失去其军队。然而，在暗地里，她悄悄地结好贵由的一些反对者，获得了对她诸子的广泛支持。贵由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与术赤继承者的关系，他们是对其权力最大的威胁。拔都与贵由的不和众所周知，因为他在欧洲征战，统率着一支大军。贵由警告拔都说他将亲征，而这似乎会开启蒙古人之间的第一次内战，但贵由在仅仅统治两年后，于1248年死在征途中。汗位继承之争再次凸显。^[44]

贵由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暂摄国政，但是她无法维持在帝国中的权威，当时众人皆各自为政。窝阔台一系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贵由的儿子们都还年幼，并与其堂兄失烈门不和。在贵由被选为大汗时，其他世系的情况要比窝阔台系好，因为贵由的权力巩固之路才刚刚开始，而他的寡妻并没有其婆婆脱列哥那那般强大。拔都以王室之长的身份召集了忽里勒台大会，由于他深受痛风困扰而不能长途跋涉，因此这次忽里勒台大会就在西部召开。对继位问题的分歧不久之后变得公开化。窝阔台、贵由以及察合台之子拒绝参加，随后宣称只有在蒙古本土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才是合法的。唆鲁禾帖尼找到让拖雷系获取汗位的机会。她派其子到拔都处，拔都推举蒙哥为大汗。拔都攻击贵由的继承是篡权，因为窝阔台所选的失烈门被排除在外，但是他并未采取措施纠正这一错误。与此相反，通过使用幼子继承制的逻辑，他声称:

如今，蒙古是统治者的最佳人选。他来自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而其他王公在他的深谋远虑下得以管理帝国与军队，除了我的好叔叔拖雷这位成吉思汗幼子及占有其大帐之人的儿子蒙哥外，还有谁能办到呢？ (众所周知，按照札撒以及习俗，父亲的位子要传给他的幼子。)因此，蒙哥完全有资格继承汗位。^[45]

拔都对蒙哥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成吉思汗后裔中的长者，较之蒙哥，拔都实际上更有权继承汗位。通过推举蒙哥登位，拔都宣布放弃那些权利，蒙哥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为回报，拔都在西部得以完全自治。欧洲的资料甚至称拔都与蒙哥是帝国的共同统治者。^[46]这种交易的原因不难发现:西部的拔都领地离帝国本土最远，这块地域已经很大了。拔都欲从哈拉和林控制这一帝国并仍然维持对他领地的统治，毫无疑问会遇到无比巨大的困难。作为妥协，他接受了帝国的分割，正如庞大的突厥帝国被分为东西部一样。之后被称为金账汗国的独立历史是从拔都开始的。

拔都与蒙哥的联合使窝阔台后裔们孤立无援。他们与一些察合台王公结成同盟，但其他察合台王公支持蒙哥，其中包括被贵由削去官职的哈剌旭烈。窝阔台系的首次回应之招就是声称忽里勒台大会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并未在蒙古本土召开。为实现这一目标，拔都命军队与拖雷的军队一起进抵蒙古本土，这样，忽里勒台大会就能按照传统在当地举行，并重新确认他的决定。窝阔台系及察合台系的一些王公随后拒绝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他们相信没有他们的出席，忽里勒台大会就无法召开。他们对权力从他们一系交出表示抗议:“我们不会同意的。汗位属于我们。怎能交给其他人？”^[47]

拔都回答，他已经做出了选择，而窝阔台系候选者们都太年轻，无法胜任这一重任。在受到一系列威胁之后，那些不受指挥的王公们决定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但是他们一路拖延。代拔都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弟弟别儿哥带话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再拖延了，“为了让蒙哥继位，我们已经等了两年了，而窝阔台、贵由汗之子以及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还没来”。

拔都的简短回复标志着蒙古忽里勒台大会的神圣性已不复存在，“命他继位。违反札撒者处斩”。通过这次残缺不全的忽里勒台大会，蒙哥于1251年登上大汗之位。^[48]

在登基庆典进行时，窝阔台系王公还在去忽里勒台大会的路上。有消息传到蒙哥那里，称窝阔台继承人失烈门以及贵由之子脑忽正率军来袭。蒙哥将俩人截住并逮住审讯。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要发动反叛，尚不清楚，也许只是蒙哥为了清除对手而编造的理由。不管怎样，蒙哥随后还是发动了对摄政、密谋者以及窝阔台系支持者的清洗行动，一些军队将领也被处死。蒙古的继位问题从政治之争进一步演变成动用国家力量的血腥争斗。清洗行动使蒙哥得以回报其同盟者。哈剌旭烈重新成为察合台系的首领。拔都除了完全得以自治外，还得到了其宿敌、察合台孙不里，他被拔都处死了。继位之争就这样结束了，而权力永远传到了拖雷家族手中，这却使帝国第一次发生了分裂。

蒙哥是权力建基在哈拉和林草原上的最后一位大汗。随着内斗的结束，蒙哥重新开始了贵由曾着手进行的改革。对内，他强化帝国统治，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清除了一些强有力的首领，并以更服从他的人取而代之。在继位之争中停顿下来的对外扩张重新开始。很明显，蒙哥并没有继续对欧洲的征战，因为在拔都的领地获得自治权之后就没必要再由帝国军队协助了。蒙哥转而将大军分为两支，一支在其弟旭烈兀率领下进占伊朗，而余下的则进攻南宋。伊朗本应是术赤系所继承的部分，但蒙哥以其大汗之位为家族建立了一个新的汗国。对人口众多的文明地域采取的这些新的军事行动，对蒙古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权力从那些草原上的蒙古人那里转移到那些占据更具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能力的制造中心的蒙古人手中。正是建立了元朝以及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的蒙哥那一系改变了帝国的权力平衡。

在与宋朝初战不利的局面下，蒙哥直接控制了中原的蒙古军队。他与幼弟忽必烈一起行动，而让最年幼的弟弟阿里不哥掌管哈拉和林。蒙哥死于1259年的战役中。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没有通过忽里勒台大会而自立为大汗。阿里不哥得到草原上的部落首领的支持，而忽必烈则有汉地军队的支持，在遥远伊朗的旭烈兀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争斗。

这场争斗及其后果与草原上之前的权力争斗明显不同，因为这一事件关系到统治的基本走向。阿里不哥执行的是成吉思汗所制定的政策，他承袭大汗之位，将草原及其都城哈拉和林视为帝国的权力中心。对农业地区及城市的占领被证明是有效的，对于供养草原确实必不可少，但真正的权力应该用来控制亚洲内陆腹地。而统率汉地军队的忽必烈认为权力中心不再是草原，而是被征服的农业地区。在成吉思汗死后，这些地区只占帝国的很小一部分，但随着窝阔台征服金朝、旭烈兀对伊朗的进占以及蒙哥对南宋的进攻，力量平衡开始转向农业地区。对征服的非草原地区的控制成为掌控权力的关键。斗争发生在游牧与定居力量之间，尽管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出身于草原，但这场争斗是在控制农业区域的游牧力量以及位于草原的游牧力量之间进行的。正如忽必烈所称，中原在将来是东亚蒙古力量的中心，而蒙古本土则会成为边缘，那些控制草原领地的游牧贵族的影响力也会下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表明东亚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他在战争中击败阿里不哥并围困哈拉和林:“习惯上要用马车从汉地为哈拉和林运去美酒佳肴。忽必烈截断了这一运输，因此当地就发生了大饥荒。”^[49]蒙古都城要依靠外部供应来维持。虽然这是指令经济的中心，却不是一块能够自给自足的地区。忽必烈声称，谁控制了供应资源，谁就能控制哈拉和林。阿里不哥被迫转而寻找供应来源。一开始他远遁到叶尼赛河流域，这一地区较之蒙古草原要肥沃许多，但还是无法自给自足。

阿里不哥费心想了想后说:“最好是让巴代尔之子、察合台后裔阿鲁忽……管理其祖父的驻地及兀鲁思，并给予我们协助及供给，并派兵守卫阿姆河边界，这样的话，旭烈兀和别儿哥的军队就无法前来支援忽必烈。”^[50]

即使是草原特征的捍卫者也需要农业及手工业的定居区域提供给养。在占据了察合台领地之后，阿里不哥的计划失败了，因为阿鲁忽拒绝为阿里不哥提供补给。相反，阿鲁忽杀死了阿里不哥派去的代表，并有条件地与忽必烈联合起来。忽必烈将帝国西部地区交给阿鲁忽，而保持了在东部的主要部分，这种情况在信中曾提到:

这些地区正处于反叛中。从阿姆河到埃及大食地区应该由你——旭烈兀管理并严加防卫;从阿尔泰山那一边到阿姆河的兀鲁思之地由阿鲁忽管理;而从阿尔泰山这一边到大海的所有地区由我统治。^[51]

从钦察草原到欧洲的土地之前已经被蒙哥分给了拔都，因此忽必烈无权对此再作决定。拔都之弟别儿哥没有参与争斗，他还试图调和战争双方。

阿里不哥不久被围并被击败。他投降了忽必烈并被赦免，但其支持者被处死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世界帝国就此终结，分裂为四大汗国:位于俄罗斯草原的金帐汗国，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从阿姆河到阿尔泰山的察合台汗国以及位于汉地与蒙古地区的元朝。

忽必烈面对着来自草原，尤其是窝阔台一系的海都的反抗，但这些冲突不再是内战，而是位于中原的一个外族王朝与其草原邻居之间的冲突。忽必烈及其元朝继承者对蒙古地区采取的政策与那些中原的其他外族征服者类似。与其他的外族征服者一样，蒙古人擅长利用中原的资源以及他们自身对草原的认识去控制位于中原边境地区的部落。他们在草原上的军事行动颇有成效目标是为了保护在中原的既有地位。忽必烈将他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中原汉地以及对宋朝的征服之上。

忽必烈汗在位时期标志着位于中原的蒙古统治方式的重大转型，这对草原上的游牧力量产生重大的影响。将都城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并选取国号以作为从草原向中原转变的标志。之前“边缘化”的农业地区已经成为每一位蒙古大汗权力基础的核心地带。在成吉思汗牢牢地以草原为基地创建起一个帝国后，他的孙辈们发现有必要将游牧经济与定居基础结合起来。察合台汗国仰赖的是跨中亚的资源，伊利汗国凭借的是伊朗地区的经济，而金帐汗国则依靠俄罗斯地区斯拉夫人的城镇与税收。窝阔台的后代由于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未能形成独立的汗国。

中原的元朝政府与其位于东北地区的祖先非常不同。这些东北国家全都仰赖一种分别治理汉人与部落民众的行政机构的二元组织形式。在这种二元组织中，民事权力掌握在那些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汉族官僚手里。他们也扮演着在军事机构及边疆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部落精英们的抗衡者的角色。在东北地区王朝建立之初，这些王朝很快使用并变得依赖于汉族官僚及其行政技能。与之相反，蒙古人最初并未将这些汉人看作一个集体，他们任用来自西方与中亚的盟友为官员。蒙古人通过自己的传统、外族语言以及文字，并利用色目官员，从而摆脱了汉族文官及其文化包袱。即使是早期的外族王朝重新改造过的汉式行政体系，在蒙古人那里也并没有完全遵照使用。

蒙古人放弃了二元化组织，转而采用一种简单的管理体制，用一种世袭化的族类划分维持他们在中原的统治。这分为四类:蒙古人、色目人(西方与中亚人)、汉人(北方的汉人、东北地区民众以及高丽人)以及南人(南方的汉人)。这些集团的人数很悬殊。1290年元朝的人口统计可归结为如下近似的统计分析数字:^[52]

蒙古人及其色目盟友占据了所有官职中的大约30%，包括其中大部分最高军政官职。他们还在事实上垄断了宿卫的职位，这些是旧的怯薛的继承者，一些高级官员从中选拔。就算元朝使用像科举考试制度这样经典的汉式选官机制，每个族类集团的录取名额都是一样的，这就使蒙古人和色目人较之汉人竞争者，在考试中成功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且他们的考试题目也更容易。为了突破这些障碍，一些汉人就学习外族语言，并用外族姓名假扮成更受宠集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元朝不时要加以清理。然而，与二元化体系不同的是，汉人广泛分布在政府所有分支部门中。^[53]

忽必烈对汉地蒙古政府机构的重组表现出众多的草原特征。在朝廷以及各级大臣都从属于权力无边的皇帝之后，元朝政府变得高度集权专制。然而，行省制度及直接统治的限制表现出很大的地方自治性以及中央行政体系的严重不统一。^[54]

如果剥去汉式外表的话，元朝政治统治更多地像一个草原帝国联盟。尽管元朝朝廷掌握着对外关系与经济政策，但帝国政府只直辖中书省和草原地区。帝国内部的行省，如云南和甘肃，被视作一个个王国。而那些与中央政府有着更紧密关联的行省也不直接受中央政府掌管，而是通过达鲁花赤(darughachis)加以控制，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职责是监制行省或地方行政，并确保在当地获取一定税收。^[55]

使用这种官员来监制地方行政是草原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地方部落首领在帝国官员的监督下处理民众事务。中原并不是由部落组织起来的，蒙古人将其传统习俗运用到定居官僚当中。因此，与帝国联盟一样，元朝政治统治表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面相。政府的最高层表现为专制集权，而地方行政则表现为各省的自治性。不管在草原还是在中原，上下层之间的薄弱联系所仰赖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由于需要定期收取大量税收，所以这种关系在中原日益恶化，而在传统的草原帝国中，这既不常见，也很少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在这两种体系中，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官军镇压反叛，从而阻止了分裂。(www.daowen.com)

蒙古人构成帝国的贵族集团，但在中原或草原上的一般蒙古人的生活状况在元朝政府的重重需索之下日益恶化。元朝政府将蒙古军队视作一支代代相袭且自给自足的军事力量。虽然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蒙古军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还是被看成帝国最忠诚的支柱。在1279年最终征服宋朝的大战之后，大批蒙古军队驻防于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以北各地。淮河既是华北与华南之间的生态界线，也是宋金之间旧的政治分界线。驻扎于此界线以北的蒙古军队保持了其高效的草原骑兵，并控制战略要地，以保护北部京畿地带。这些军队也受命镇压南方的反叛，但是潮湿的产稻地区不适合骑兵行动，因此元朝就将在蒙古和色目人监制之下的汉人军队当作驻防主力。

但是，自给自足的世袭军队的观念作为一种古老的草原传统难以移植到中原环境之中。草原游牧者的军政活动难以截然两分。每个男子一接到命令就得参战。此外，游牧军队也需要自己携带装备、武器、马匹以及战争给养。这在游牧经济中习以为常，因为骑术与射艺是其文化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人力则由遗下的人而定，每户可以提供一位或两位士兵，这在定居的农业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战争通常也会提供战利品，这使得战争有利可图。

然而，蒙古军队一旦在中原驻防，就很难维持这种传统。元朝政府最初将华北地区过剩的农田加以分配并让奴隶在上面劳作，因此一般的蒙古人有空闲服兵役。但土地分配既无法维持蒙古人的生计，也无法偿付其军事义务。一些蒙古人被迫出售土地以便为遥远的边疆战事提供装备与给养，而这些战事无法提供足以弥补其损失的战利品。在草原上常见的征召，对于那些试图专心农事的蒙古家庭来说，经济上也是毫无益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4世纪中叶叛乱频生之时，从军的蒙古人在数量和效能上都大为下降，蒙古军队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将这些反叛镇压下去。^[56]

中原驻军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在于元朝在蒙古和西域地区跟敌对的蒙古首领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争斗的一开始，蒙古地区就成为一片战场。阿里不哥的失败表明，仅仅依靠草原资源的蒙古宗王在对抗从中原得到装备与给养的其他蒙古力量时，胜算很小。然而，蒙古和西域地区远离中原，只有付出巨额代价才能将这一地区的游牧力量击败。与之前那些只是想在草原造成混乱局面的外族王朝不同的是，元朝直接统治着漠北地区，并防御着边疆。作为帝国的龙兴之地，成吉思汗的故乡对于蒙古人来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元朝也从未想放弃它。

蒙古的两翼，尤其在阿尔泰山地区以及西域绿洲以南，由于是元朝与敌对汗王之间的缓冲地带，因此战事不断。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四年之后，窝阔台后裔海都与察合台汗王联合起来，并发动一系列进攻，这些行动贯穿了忽必烈整朝。海都的行为还促使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于1287年发动发叛，但被迅速镇压下去。直到1303年，在所有这些人死了之后，这一地区才恢复和平局面。

为应付这些军事威胁，元朝向蒙古和西域地区派出了30万大军。要对这支大军进行补给，就必须运送大批粮食，一开始是每年20万石，到14世纪初增加到30万石。就算与海都后裔达成和平之后，来自察合台宗王的威胁依旧很大，元朝仍然必须在北部维持大军。到1311年，元廷声称全部政府税收(600万—700万锭)的1/3花在蒙古地区的防御上。^[57]这一巨额开销要是没有从征服南宋得到的巨额税收是无法维持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蒙古对其故地的控制只是由于元朝设法从南方获取了汉人的赋税后才变得可能，这是之前所有的外族王朝无法获得的一种资源。

为了维持对边疆的控制，元朝于1307年将蒙古地区纳入到行省体系之中，派汉人军队驻扎在哈拉和林。普通蒙古人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朝廷对军队、给养以及马匹的不绝需索成为草原经济的沉重负担。就算有来自中原的支援，游牧民众还是越发贫穷。发放救援食物的一系列救济措施据称涉及到数十万家庭。粮食直接来自元朝中央政府，而其他赈济则来自当地蒙古宗王。在这些敌对的中心地带，宗王被元朝政府用从中原得到的巨额薪俸笼络起来。或许可以说，直到清代为止，没有哪个时期中原对蒙古的控制会如此紧密，而游牧力量的状况会如此糟糕。^[58]

忽必烈朝之后，元朝陷入朝廷内部的激烈党争之中。蒙古人维持着传统继承统治习惯，这就使那些皇族的直系与旁支都对皇位虎视眈眈。这些人还保持着草原政治的组织化暴力作风，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谋杀皇帝是一种常见的伎俩。这就导致了一部充斥着意外、谋杀、下毒以及诛杀政敌的王朝史。较之任何其他汉人皇帝的世系图，元朝统治者的世系图(图表6.3)确实表现出与突厥可汗世系更多的相似性。按照汉人的标准，这里充斥着诸多的暗杀以及将帝位传给幼弟与侄子的无序继承。虽然蒙古人在朝廷中也曾接纳了一些儒家观念及机构，但在牵涉到权力争斗时，他们就回复到自身有着非常不同标准的传统上去了。

这些皇位之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朝廷中出现了权臣，这些权臣尽管名义上受皇帝统治，实际上却各自为政。到14世纪20年代，朝政控制在一批权臣手中，他们掌控朝政，直到突然被对手所取代为止。都城中的这种短期冲突转移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使各省饥荒、混乱以及农民不满日增，并开始爆发大起义。这些起义在14世纪30年代于华南与华中多地爆发。在中央政府镇压的同时，还遭受着经济上的威胁，因为元朝政府仰赖来自长江流域的钱粮维生。运河体系、海路或者南部农业地区的任何混乱都将对元朝的统治造成直接影响。从南方运往京城的粮食在1329年达到3340306石这一顶峰，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这一数字下降了1/4。^[59]

在这之后，形势变得越来越糟。1344年，黄河发生洪灾，并向北改道，迅速摧毁了6000平方英里的农业区域，使大运河陷于瘫痪。作为向北方提供粮食的替代方式的海运，也落入地方军阀手中，当地守军无法应对此起彼伏的劫乱。然而，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元朝的根基并非孤立无援，因为脱脱这位前任大臣于1349年重新掌权并维持了局势。他迅速组织起大规模工程，重新疏通黄河，并重开运河。1351年，仅用6个月时间，这一工程就完成了，一些海盗转而归顺朝廷。这一庞大的资金投入使粮食的大批北运就算在元朝灭亡之后仍然得以继续下去。脱脱的另一个大工程是巨大的农业移民项目，使得北方更少依赖粮食输入。脱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元朝尚有一线生机。^[60]

图表6.3元朝皇帝世系

在河道工程完成之后，淮河流域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虽然红巾军最初一路凯歌，并将起义范围拓展到长江流域，但到1354年，脱脱在汉人军队的支援之下将之镇压下去。同一年，脱脱还包围了在高邮堵截大运河的军阀势力。当他离京出师之际，不幸成了朝廷纷争的牺牲品，被削官夺权，权力落到割据一方的汉蒙军阀手中，这些军阀在朝廷内外彼此争斗。朱元璋乘势崛起，创立了明朝，明军以南方为基地，扫灭敌对的军阀，并于1368年在元廷退回蒙古地区后占领北京。

在受到进攻时从华北撤退，这并不是一个统治王朝的惯常反应。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每一个主要的外族王朝都会想方设法固守其中原领地。但这些王朝都起自东北地区，都具有征服观念以及完备的管理结构。蒙古人来自于草原，秉持的是外部边界战略。在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人没有去管理或保卫被其征服的汉人。只是随着1234年金朝的灭亡，蒙古人才开始对农业生产加以管理，而直到忽必烈时期，蒙古人才将都城移至中原，并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王朝。

只有从最古老的草原传统之一——战略撤退的角度考虑，蒙古从中原的撤退才能被人理解。在面对来自南方的明军攻势时，蒙古人选择了撤退，而不是组织最后一波抵抗，这也成功地使元朝能够继续在中国范围内立足，就像契丹在被北宋袭击时所做的一样。游牧力量经常更倾向于采取移动防御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较之固守据点的风险，他们可以择机进行战斗。游牧力量转移到草原之上，在这里没有城市或农田能被敌军占领，但是从中原的撤退并不是这种情况。元朝在后方留下了诸多蒙古军队，并丢掉中原的关键地区。元朝的首领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在蒙古地区的军队，这些军队在那里保卫着边疆。但是一旦王朝撤退，就很少再有机会返归中原了。照着游牧民众的方式，尽管元朝首领们已经长期远离草原生活，但他们还是以同样随意的方式，像他们的前辈获取中原一样，轻易就放弃了中原，全然不考虑什么后果。

关键名称表

草原边疆地区的主要部落

克烈部

12世纪后期蒙古地区的主要部落

包括蒙古人在内的统治性部落联盟

蔑儿乞部

贝加尔湖地区的游牧部落

在12世纪经常与蒙古人争斗

蒙古部

12世纪蒙古地区的小部落成吉思汗领导的部众

乃蛮部

阿尔泰地区的游牧部落

12世纪晚期强大部落联盟的领导者

汪古部

12世纪中原边地的游牧部族 金朝的边疆防卫军

塔塔儿部

12世纪蒙古地区的小部落 蒙古人的劲敌

关键性的首领

拔都

术赤之子，成吉思汗之孙

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

孛儿帖

成吉思汗正妻

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以及拖雷之母

察哈台

成吉思汗次子

其后裔统治着中亚西部地区

成吉思汗(铁木真)

蒙古帝国的创建者

大部分已知世界的征服者

贵由

窝阔台之子，成吉思汗之孙

继其父为大汗(1246—1248年)

诃额仑

成吉思汗之母

旭烈兀

拖雷之子，成吉思汗之孙

位于伊朗地区的伊利汗国的创建者

札木合

成吉思汗的结盟兄弟(安答)

争夺对蒙古部领导权的对手

术赤

成吉思汗长子

其后裔统治着金帐汗国

忽必烈

成吉思汗之孙

统治中国的第一位蒙元皇帝(1260—1294年在位)

征服了宋朝

蒙哥

拖雷之子，成吉思汗之孙

继贵由为大汗(1251—1259年在位)

木华黎

掌管中原战事的蒙古将领

成吉思汗的伴当

窝阔台

成吉思汗第三子

继其父为统治者(1229—1241年)

唆鲁禾帖尼

拖雷之妻，蒙哥、忽必烈以及旭烈兀之母

使拖雷系一支独大

帖卜腾格里

蒙古人中的著名神巫

成吉思汗的异兄弟

脱斡邻(王罕)

克烈部部落联盟首领

成吉思汗最早的庇护者

脱脱

14世纪元朝的权臣

试图镇压汉人起义，以维持元朝统治

拖雷

成吉思汗幼子

其子孙成为中原及伊朗的统治者

脱列哥那氏

窝阔台庶妻

在窝阔台死后暂摄国政(1241—1246年)

耶律楚材

有契丹血统的前金朝官员

窝阔台统治时期在华北为蒙古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

【注释】

[1] 成吉思汗生活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基本资料见于他死后不久写就的《蒙古秘史》，尽管此书编纂的确切时期仍有争论。此书主要述及部落史，而对蒙古在定居地区的战事只作了概述。轲立夫对此书作了英文全译。为便于阅读，我已经完全用“你”(you)代替了“汝”(thee)。另可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Vladimirtsov， Life of ChinggisKhan)。《元史》则是对入主中原的蒙古人的官方正史记载。

[2]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p.543-549)。

[3] 此处译文据民国二十五年《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元抄本，并参考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而组织。下同。——译者注

[4] 《蒙古秘史》78;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24)。

[5] 后称王罕。——译者注

[6] 台帖木儿与不花帖木儿。——译者注

[7] 也力可哈剌。——译者注

[8] 似应为九十五千户。——译者注

[9] 《蒙古秘史》202;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p.141-142)。

[10] 《蒙古秘史》205，206，207;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p.145-150)。

[11] 《蒙古秘史》243-246;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p.176-182)。

[12] 花剌子模都城，今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译者注

[13] 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Hsiao， Military Establishment， pp.34-8);参见爱尔森:《1251—1259年蒙哥汗统治时期的护卫军与政府》( Allsen， “ Guard and government in the reign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14] 《蒙古秘史》224;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162)。

[15] 《蒙古秘史》228;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166)。

[16] 爱尔森:《十三世纪的元朝与吐鲁番的畏兀儿》( Allsen， “ The Yü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pp.243-280)。

[17] 爱尔森:《十三世纪的元朝与吐鲁番的畏兀儿》( Allsen， “ The Yü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pp.243-280)。 马丁:《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 Martin， 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一书力图用汉文材料重新勾绘出蒙古对金战争的大致状况。

[18] 1213年金元帅胡沙虎弑金主完颜永济，立宣宗。——译者注

[19] 《蒙古秘史》248;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185)。

[20] Shah，波斯语“国王”之意。——译者注

[21] 马丁:《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 Martin，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pp.173-174)。

[22]《蒙古秘史》251;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186)。

[23] 《剑桥伊朗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5， pp.303-304)。

[24] 今哈萨克斯坦阿姆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译者注

[25]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p.381- 462); 波依勒: 《世界征服者史》(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26] 斯特拉吉:《东部哈里发国的土地》( 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p.34)。

[27] 利德尔哈特:《不知名的名将》(Liddell Hart，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28] 马丁:《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Martin， Conques o Nort China， pp.336-337)。

[29] :毕汉思:《公元2—1982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 Bielenstein， “ Chinese Historical Demography， AD 21982”， pp.8588);参见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Ho， “An estimat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Sung Chin China”)。

[30] 舒尔曼:《元朝的经济结构》(Schurman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pp.667)。

[31] 在此处指金朝。此处以金朝由王京丞相赠给成吉思汗的官爵“ 扎兀惕· 忽里” (chaud khuri)为名指代。姚从吾先生曾称:“‘扎兀惕·忽里’ 注者甚多，但罕得真解。伯希和先生译注《圣武亲征录》(九节)，说是:这个字的真正意思，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连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百夫长’也在内。大约是‘一个有威权的部落首长’。”——译者注——译者注

[32] 《蒙古秘史》281;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p.227228)。

[33] 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佛教的理想主义者和儒家的政治家》(De Rachewiltz，“Yeh lü Chu ts ai”)。

[34] 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蒙古与中亚地区统治方式的转变》(Dardess， “From Mongol empire to Yü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 central Asia”)。

[35] 弗莱彻:《蒙古人:生态与社会视角》(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36] 《蒙古秘史》254;柯立夫:《蒙古秘史》(Cleaves， Secret History， pp.184194)。

[37] 《蒙古秘史》255;同上书，第197页。

[38]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pp.3031)。

[39]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Barthold， Turkestan， p.392393， 464465)。

[40]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 pp.1718)。

[41] 弗莱彻:《蒙古人:生态与社会视角》(Fletcher， “Mongols，” pp.33-39)。

[42]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 p.181)。

[43]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p.182)。

[44]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pp.180-186)，引自第182页。

[45]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pp.201202)，引自第182页。

[46]杰克森:《蒙古帝国的瓦解》(Jack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47]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 p.203)。

[48]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 p.204)。

[49]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p.253)。

[50] 波依勒:《成吉思汗的继承者》(Boyle， Successors，p.254)。

[51] 同上书，pp.255256。

[52] 兰德斯:《蒙古统治下的中国》(Langlois，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15， n.34)。

[53] 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p.3536， 60， 68)。

[54]法夸尔:《元代朝廷的结构与功能》( Farquhar， “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Yüan imperial government，” pp.5253)。

[55] 安迪考特韦斯特: 《元朝的统治》( Endicott West， “ Imperial governance in Yüan times”)。

[56] 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Hsia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üan Dynasty， pp.17-24)。

[57]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 Hsia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üan Dynasty， pp.5960)。

[58] 司律思:《洪武年间中原的蒙古人》(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 wu Period)。

[59]《元史》93:21a，97:1b 2a;舒尔曼:《元朝的经济结构》(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pp.112113， 125);窦德士: 《征服者与儒士》(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p.88)。

[60] 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pp.9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