黠戛斯的胜利并未在随后建立一个黠戛斯帝国，反而使草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突厥帝国全都仰赖中原资源维生。作为来自西伯利亚边缘的古老部落，黠戛斯不清楚这种关系如何运作，也没有与中原打交道的意愿。他们也不会去统治那些回纥曾经征服的其他草原部落，在对喀拉巴格什掳掠一番后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回纥在草原上所维持的内部秩序瓦解了。群龙无首之后，部落变得随心所欲，而没人能够重新恢复起集中统治。汉人获得这一溃败的消息后，得意洋洋地记载了其敌人的结局，并认为这些帝国将不会再次崛起，但这种欣喜为时尚早。回纥的瓦解使得中原既无力阻止内部反叛(而契丹被证明是有所帮助的)，也无法抵御来自东北草原的契丹人的压力，而这些人在唐代被其游牧对手突厥和回纥所统治。

令人惊异的是，黠戛斯没有采取一种帝国扩张政策。在三百年的时间里，野心勃勃的突厥人和回纥人曾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突厥人在对柔然发动进攻之后，将与中原建立起关系作为其首要任务。回纥在击败突厥之后马上派信使到中原政权那里告捷，并要求将原有的朝贡利益转给他们。突厥和回纥都知道他们帝国联盟的稳定寄托在汉人的奉供或劫掠获得的战利品上。多年以来，他们勒索唐朝朝廷的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帮助唐朝镇压内乱以继续获取巨额的丝绢奉供。然而黠戛斯在鄂尔浑地区安然自处，放任草原陷于分裂之中，同时与中原政权也没什么来往。蒙古地区陷入分裂局面并持续了350年之久，直到蒙古人崛起为止。

帝国联盟并不是一种简单或天然的草原政治组织形式，需要复杂的领导层来建立并维系，这正是黠戛斯所缺乏的。黠戛斯来自叶尼赛河上游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这是草原的极北地区，周边是猎人与驯鹿人所居住的大森林。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块贫瘠却通常可以自给自足的区域，正好处于国际贸易路线的边缘。黠戛斯或许也从事皮毛交易活动，因为皮毛贸易在北部草原是很有名的，但他们缺少突厥人和回纥人那样的世故，那些人已经跟世界文明的伟大中心——中国、粟特、波斯以及拜占庭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简而言之，黠戛斯是一个军事上很强大但被忽略的游牧部落。对他们来说，喀拉巴格什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财富宝库，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夺取它。出现在中原门口的未经世面的游牧力量有着相似的目标，但是在劫掠中原城市与回纥都城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原城市是定居的农业文明的产物，有能力以自身资源将之加以重建，而回纥都城是建立在保护游牧力量基础上的一座贸易都市，除非黠戛斯重建旧有的贸易网络，否则无法加以重建，而他们没有这么做，喀拉巴格什在洗劫之后，变成了牧羊之地。

这时或许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转变，使黠戛斯将原有的回纥贵族并入一个新的国家之中。回纥的谋士们可能已经让黠戛斯采取必要措施维持朝贡联系。而与此相反，回纥贵族逃奔到南方并重新成为西域两个定居的绿洲城邦的统治者。位于甘州和高昌的这两个国家为回纥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基地，使他们继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是他们，而不是黠戛斯，继续向中原派遣使臣，以马匹和玉石换取丝绢。尽管他们已经失去了勒索巨额奉供的军事实力，但依然维持着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高昌直到蒙古时期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回纥人在那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回纥人也没有忘记他们与唐朝关系的重要性。在唐朝的最后几年中，这些绿洲王国仍然向朝廷派遣使臣，甚至还向中原提供军事支援。^[1]

黠戛斯尽管在最初取得了胜利，但还是回到了鄂尔浑这一与世隔绝的地区。五十年后他们被契丹军队赶了出去，而东北的契丹人成为草原乱局最终的受益者。

唐朝很乐意看到回纥崩溃的局面。843年，唐朝攻击并摧毁了那些移到中原边境以获取安全的回纥部落。非常凑巧的是，吐蕃入侵的威胁在同时也消失了，因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被废，国家陷入混乱之中。黠戛斯并没有表现出袭击中原之意。在一段短时间内唐朝的边疆问题貌似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蒙古和西藏地区集权统治的终结增强了那些较小的部落首领的重要性与权威。尽管他们对中原并没有大的威胁，但还是制造了够多的麻烦，使唐朝不得不维持其原有的边境防御。

唐朝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其一直不愿正视的:这个王朝由于得到了游牧军事力量的支持才得以长久维持。尽管这些游牧力量傲慢自大且需索无度，但回纥还是忠诚的盟友，在镇压安禄山叛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不愿承认对于游牧力量所负的义务，唐朝就无法意识到这些游牧力量的灭亡使唐朝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军事支持者，而这本可以在紧急关头派上用场。回纥的瓦解预示着唐朝自身的灭亡。

中原内部的争斗对于唐朝来说不是新问题。即使在安禄山反叛之前，帝国北部就已经在一些独立的节度使的控制下走向分裂，这些人承认的是长安朝廷的合法性而非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越来越依赖于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赋税。随着赋税日增，这一地区发生了动乱，但在回纥覆灭的时候，唐朝还能够用自己的力量镇压内乱。然而，在二十年时间里，长安的朝廷开始无法控制局势。859—860年，裘甫率义军屡败官军，并在江淮地区建立政权。唐朝在与之激烈交战后镇压了这支义军，唐军将领感到有必要招募几百名回纥和吐蕃骑兵以增强其军力。^[2]

这一反叛带来了南部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大量兵变。其中最著名的是庞勋领导的。庞勋是南方的一位粮料判官，他在军队受命换防时发动反叛。在向北挺进过程中，他横扫长江流域众多地区，并于868—869年截断了供给长安的运河。唐朝官军在沙陀族人的协助之下设法镇压了这次反叛。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领三千军队，而回纥在进攻安禄山时也提供了差不多数量的军队。跟回纥一样，少量骑兵在大量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沙陀首领受到赐予皇姓的荣耀，被称为李国昌。

在这些战事中，唐军将领都仰赖外族军队。然而，与回纥不同的是，沙陀人居住在边界附近，并使用新的力量以获取北方的领土回报。而且，较之大多数汉人节度使，沙陀对唐朝朝廷表现出更大的忠诚。与大多数草原游牧力量一样，他们不想统治全中国。他们一直支持唐朝，直到唐朝灭亡为止。可以说，夷狄才是唐朝最强大的忠诚者。

唐帝国的崩溃始于875年，那一年，南部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大起义。880年，起义军占领洛阳和长安，唐朝朝廷被迫退往四川。一年之后，唐朝的反击阻止了黄巢的扩张，但是节度使们担心失去军队，因此维持着防御态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唐朝转而求助于仅有的坚定支持者沙陀人，尽管这些沙陀人当时已经攻击了中原支持的其他部落。在李克用这位前首领之子的率领下，沙陀于883年组织起一支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并与黄巢交战。在汉人地方军加入之后，李克用袭击并摧毁了大部分起义军。黄巢放弃长安，并向南撤退。在受到进一步重创之后，黄巢再次发动对唐朝的进攻。朝廷再次召用李克用，他遂于884年带领五万军队东进。在遭受一系列军事失利和天灾之后，黄巢带着一小队兵马在沙陀追击之下出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免被李克用俘虏，黄巢被迫自杀。

李克用被赐予北方大部地区的军事统率权。这种任命只是让他的权力合法化而已，因为中原已经分裂为在节度使控制下的众多军事割据地区，确实，是沙陀人取消了唐朝，因为当时其政令已经无法迈出都城。实际上，沙陀直到907年一直保护着中央统治集团，一位汉人军阀则正式结束了唐朝的命运。^[3]

随着唐朝的灭亡，边疆及中原内部的政治形势与汉朝之后外族王朝的更迭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要对这一时期加以分析，就必须指出，当时存在着一种政治生态，而特定的外族王朝利用了特定的形势，导致了王朝更迭的有序性。这一模式体现为外族王朝、其起源以及组织的三个基本类型:

1.草原游牧者

居住在华北边疆地带，利用部落军事组织而成为华北大片地区的统治者。这些王朝厌倦了与当地的汉人军阀交战，并形成中原的第一批外族外朝。然而，由于好战、无法提供稳定的统治以及无法解决兼具部落及中原体系的统治者内部的冲突，这些政权很容易崩溃。

2.保守型的东北边疆国家

发源于东北，最初是汇聚着草原游牧民、森林部落以及汉族城乡居民的小王国。这些王朝建立了一个二元化的管理体制，一部分由部落民管理，掌管部落事务与战争;另一部分则由汉人官僚管理，掌管民政事务。两者都在皇帝的统治之下，他任命每个集团的官员，采用汉法以削弱部落的独立性，并靠部落军事组织镇压内部反叛。这种二元化组织是数十年发展的产物，只能在中原战乱之地以外的某些地区实现相对稳定局面。这种类型的国家是保守的，只有在草原帝国崩溃后才移入中原。他们与其说是征服者，毋宁说是拾荒者，最多也只是控制着华北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些在东北和西北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中，那些发源于东北的国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较之华北平原要近得多。

3.进取型的东北边疆国家

这些国家由那些来自于森林或草原的“野蛮”部落首领所建立。从起源上看，它们是保守型的东北边疆国家的边地部分。这些国家未能将整个华北纳入其统治之下，表明最终遇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在大批官僚和军官中间造成了不满。边疆上粗鄙且野心勃勃的部落利用这种军事经济弱势而取代了王朝贵族，使国家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开始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政策，试图将整个华北地区都纳入到统治之下。既采纳那些已经存在的二元化官僚机构，同时又将大多数旧有的统治阶层纳入到新的政治秩序之中。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是东北征服者的一个主要例子，其国祚长久，但在形式上与4世纪慕容鲜卑所建立的燕国相似。对于草原部落及中原所采取的政策，为这种类型的王朝如何崛起并维持权力提供了信息。

契丹是北魏末年西北地区的一支主要游牧力量。然而，契丹每次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都被中原王朝或草原帝国所镇压，这是因为它们都不愿意看到一支新的边疆力量独立自存。这可以从隋唐时期契丹人所发动的反抗其领主的大量失败了的反叛看出来。605年，契丹进攻中原，而隋朝作为回应，派突厥军队将其击溃。契丹人之后于648年接受唐朝的统治，并在一位节度使的控制下直至695年。因为赈灾物资并未到达，同时也由于首领们认为被汉人官员欺骗了，他们在那时发动反叛。契丹向南推进，在现今北京附近的区域摆开阵势。尽管中原正与东突厥交战，唐朝还是于697年临时性地与突厥人一起镇压契丹人;中原在南部攻击契丹军队，而突厥则进攻契丹腹地。反叛被击溃了，而契丹也转而效忠突厥。714年，在突厥的力量衰落之际，契丹被重新纳入中原统治之下。当地的契丹统治者们权力日益增强，到了730年，他们宣布自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契丹人挡住了来自唐朝和突厥的进攻，但是在740年又一次落入中原的控制之下，而这时唐朝的边疆军事力量已经大为增强。这种边疆的军事化，同时也伴随着745年在对抗契丹的战役中所遇到的麻烦，使安禄山得以崛起，他统领着唐朝的东北防御。直到回纥被黠戛斯摧毁为止，契丹并没有再次活跃起来。^[4]

这种未能成功的反叛故事贯穿着一种特征。只要草原与中原联合起来，就保持了一种两极化的世界，边疆民众就会在两种力量之间左右摇摆。保持一种两极化的边疆是如此之重要，因为当反叛者抗击中原并脱离其控制时，他们就落到中央草原的游牧力量的控制之下。在中原与蒙古地区的中央权威崩溃之后，一个东北国家就此崛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东北的首领们三百年来一直试图建立这种国家，但他们只能期望没有遇到外部对立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建立政权。在高丽地界以北的地广人稀的地区，渤海民众从8世纪起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王国，其组织形式依据的是中原样式。渤海国由于处于中原与蒙古的边缘地区，而中原政权的军队要镇压南部的潜在对手而无暇顾及，因此渤海国就保持了其独立性。由于沙陀人忙于与汉人军阀的战斗，黠戛斯在草原上悄无声息，契丹统治者们就开始了国家建设的进程，这为一个新的强大王朝奠定了基础。

到9世纪末，契丹在一位来自遥辇氏的最高酋长的统治下分为八部。这位首领权力有限，因为组成部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联盟的领导权在军事失败后有时候从一个部落转到另一部落。在部落层面上，中央权威受到更多的限制，首领则每三年选举一次。例如，在迭剌部的四代时间里，就有12位酋长选自于庞大的耶律氏。继承通常是横向的，而那些排除在外的兄弟与堂兄弟则转而被授予官职。这些人大部分只担任一届，但是迭剌部占据这一职位长达27年，这表明强人能够统治其部落。然而，他的长期统治并没有改变契丹部落组织的基本结构，这是因为在他统治结束之后领导权继续轮流下去。假如按照汉文记载所称的契丹是鲜卑后裔的话，就可以发现推举首领以及地方自治的传统在东北依然很强大。^[5]

在回纥及唐朝力量崩溃之后的混乱局面中，部落化的契丹政治秩序开始解体。耶律撒剌的，这位迭剌部的酋长，通过拓展部落的经济基础，从而逐步巩固了权力。他与旁边的回纥萧部联姻，并得到炼铁的先进技艺。撒剌的首先在契丹人中建立起首座用以铸造的炼铁炉，他的弟弟则有组织地鼓励生产衣物，建造城邑。在他们父辈统治下，农业明显领先，这使迭剌部富强起来。

当撒剌的之子阿保机于901年成为迭剌部的首领后，他以此为基地，拓展其自己的权力。902年，他发动对中原边境的一次大袭击，据称俘获了9.5万民众以及10万只牲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袭击并击败了东邻的突厥部落、北部的女真以及东北地区的军阀刘守光。907年初，他自立为契丹“皇帝”。^[6]这对于传统平均主义的部落结构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只有在汉人谋臣的建议以及从征服地区获得的资源的帮助下，阿保机对旧有的政治组织的破坏才有可能实现。

与契丹为敌的宋朝记载了阿保机如何将契丹从一个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的血腥故事:

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 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 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 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 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 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7]

阿保机的力量得自于他将部落骑兵及汉地农业基础的结合。对部落首领们的杀戮使阿保机获得了不受挑战的地位。不同之处在于，阿保机所俘获的汉人为契丹带来了新的手工业技术、农业以及定居化的管理官员。由于中原正处于内战中，边疆国家就能够聚集难民或者俘虏去帮助进行生产活动。迭剌部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关注使其较之其他部落更具实力，并得以在事实上统治其他的部落。

阿保机及其继承者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反映出新的东北边疆国家常见的保守战略。这些国家从未拓展至中原腹地，并通常通过联合或者在其对手崩溃后而获得土地。在草原上，契丹采取了一种遏制政策，控制周边部落并干涉更远处的部落。契丹辽国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它的每次征服行动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实施的。

契丹一开始的军事行动直接对抗的是其周边部落而非中原。916年，阿保机击败了草原上的大批突厥部落，其中包括沙陀，而在924年，他的军队到达了鄂尔浑河畔被废弃的回纥城市。在那里，阿保机命令在一块毗伽可汗镌刻的旧石碑上重新记载他自己的行动。^[8]这些军事行动使契丹成为草原上强有力的统治者，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作为一个对中原有所关注的边疆国家，他们将蒙古地区视作边缘区域，并规划着草原战事以清除其两翼的危险敌人。东北地区的部落战争则是另一种情况。像女真那样的森林部落与诸如突骑施之类的草原部落被用武力并入契丹国之中。

契丹从部落联盟向在皇帝统治之下的官僚制国家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阿保机杀死他的部落对手，从而消除了来自其他契丹氏族部落的反对，但是共同统治的旧有观念在皇族中依然存在着。尽管他保持着对其家族的强烈忠心，但阿保机还是拒绝与其家族成员分享最高权力，其亲属所得到的都是重要但却从属性的职位。然而，他的兄弟及其他旁系亲属仍然喜欢那种限制酋长任期与横向继承传统的契丹部落习俗，而这一事件成为部落体系与新的帝国体系彼此冲突的焦点。

到911年，阿保机传统上的三年任期期满，但他并没有退位而让其他部落轮流统治。作为回应，阿保机的兄弟、叔父以及堂兄弟们多次密谋发动反叛，试图夺取权力。他们的前两次尝试失败了，但是皇帝饶恕了他的这些兄弟，甚至还给他们以重要官职。913年，他们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叛乱，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阿保机处死了大部分叛乱头目，但没有杀他的兄弟，最后将他们释放了。最后一次叛乱发生于918年，结果又失败了。这些反叛表明专制统治的观念无法被轻易接受。阿保机无法处死他那些参与反叛的兄弟，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自己不敢违反契丹部落法律，按照这些法律，他的旁系亲属有权认为他已经违背了法律。不管如何，他们及其后代都永久性地从继承序列中排除出去了，虽然在整个王朝历史中，由于政变及反叛，统治权可能会转移到皇帝疏远的兄弟、堂兄弟以及叔父手中。

采取直系继承的行动，也受到了那些鼓励阿保机采纳更多中原文化的汉人谋臣们的支持。916年，阿保机定了年号，并将其长子立为太子。这些行动以及他对儒家哲学理念的公开赞许，全都被这位新皇帝加以强调，从而巩固其集权统治，而这些观念在平均主义的契丹部落传统那里没有基础。例如，当阿保机的叔父辖底被问及他在913年领导反叛时所起的作用时，他轻蔑地表达了部落契丹人对新情况的看法(也是过于轻蔑了，以至于他不久以后就被杀):“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9]

阿保机通过控制辽东的大批汉人都市为辽国建立了基础，在契丹内部获得支配权，并在随后击败草原上的其他敌对部落。在他晚年，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诸如朝鲜半岛的渤海国这样的定居地域，他在926年死前不久，征服了这个国家。阿保机死后，由次子尧骨(也被称为耶律德光或辽太宗)继位，他在位高权重的母亲的协助下，取代了太子、长兄而成为皇帝。尧骨继续了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利用南方军阀之间的纷争，开始向中原东北部发动进攻。

阿保机和尧骨在位期间，辽国在相对安全的四十年时间里得以发展壮大，领土一直拓展到华北。正是在这段时期，辽朝改进了其二元化组织体系，这成为它在中原稳定立足的关键。从一开始，阿保机就意识到，他无法用与统治契丹部落同样的方式去统治辽东地区的汉人城市。他需要汉人官员，以其行政与税收知识使这些被征服者重新焕发活力。因此，汉人官员就保持了其职位，并得以继续使用唐朝的组织体系。然而，阿保机也充分意识到完全采纳中原的政治体系将会损害其部落军事力量。二元化的组织体系使他可以将新国家牢牢掌握在手中，而同时又让每个部落集团按照其习惯法进行统治。

这种政府体制在慕容鲜卑的燕国就已经发展出来，并被北魏所继承。它在数世纪之后重新出现并不是观念模仿的结果，而是大多数东北国家的创建者面临问题时自然而然的解决之道:如何组织起这样的一个单一国家，这个国家中既包括经常采取游牧生活方式的部落民，又包括定居的汉人。来自中部草原，有其自身等级制观念的游牧力量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采取一种可能会疏远其部落支持者的全然中原化的行政体制和可能会导致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的部落治理方式之间摇摆不定。像阿保机那样的东北首领可以在一个有限区域内加以尝试，由于东北部落并没有世袭贵族制度，他们就需要汉人谋臣以及政治哲学去为他们夺取权力服务。这一过程一开始很顺利，当时阿保机准许像对待一个“独立部落”那样去统治被他征服的汉人，而在之后则任用那些已经在位的官员们。在辽国扩张之后，这一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在尧骨统治时期则创立了一套正式的二元管理结构: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10]

至少对汉人来说，这种二元管理体制的最奇怪之处在于，在整个王朝的历史中，皇帝通常会离开都城而季节性地从一个牙帐迁徙至另一个牙帐。汉人官员因此就经常留下来处理南枢密院的日常事务，而整个朝廷已经出去垂钓、狩猎虎熊、会见部属或者仅仅是享受新鲜空气去了。这些官员被要求周期性地到这些临时营帐中参加宫廷会议: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11]

四十年来，辽朝大体上专注于东北和草原地区的战事。阿保机从未试图发动对华北的重大袭击。从他在位初期开始，就已经与华北最有力量的沙陀部联合起来。在沙陀的后唐(923—936)瓦解时，契丹并未打算征服华北，而是转而支持代之而起的后晋(936—947)统治者，这个国家也成为辽朝的附属国。辽朝朝廷保护后晋皇帝免受对手的打击，进而换取中原的一小块地区。如果辽朝是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的话，则可能已经夺取了全部土地。然而，契丹满足于间接控制，这是因为，跟那些在混乱时期设法生存的其他东北王朝一样，只有在更多军阀割据国家灭亡之后才会去征服华北。

直到945年后晋朝廷试图断绝与辽朝的这种联系时，契丹人才开始入侵中原。最初他们非常不顺利，在白团卫遭到惨败，辽朝皇帝被迫骑着骆驼逃离战场。尽管遇到了这次挫折，契丹还是在946—947年歼灭了后晋军队，并占领其都城开封。然而，随着辽太宗之死所导致的内部政治争斗，契丹在几个月内就失去了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而当地的反抗也迫使其北撤。直到960年宋朝建立为止，这一地区仍然在当地军阀控制之下。^[12]

辽朝对征服中原的保守想法也更多地表现在与宋朝的关系当中，当时宋朝征服了契丹之外的中原所有小国并将之统一到了一起。宋朝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与契丹联合的一些重要王国。在979年以及之后的986年，宋朝向契丹发动进攻，但两次都被击溃，第二次甚至惨败而归。除了进行军事防御之外，作为回应，契丹还于990年承认了新的唐古忒王国——西夏，这一王国位于中原西北部，它的存在威胁着宋朝的边界。力量平衡开始对辽朝有利，994年宋朝派出两个使团试图媾和，但都被拒绝。1004年，契丹有了足够的力量对宋朝发动反击，使宋朝按照辽朝的要求媾和。1005年签订的和约要求宋朝每年向契丹送20万匹绢、银10万两，而契丹则保证承认旧有边界。这一和约成功地结束了宋辽之间的战争，开启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13]

契丹防御宋朝攻击的能力以及随后发动的反击，需要依赖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辽朝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军事事务在北院大王掌管之下，受到部落传统的影响。只有少量汉人能成为军事首领，中原化的管理机构中的成员没有讨论军事事务的资格，所有的军事任命事宜由皇帝亲自执行。然而，由于部落军队是辽军的核心力量，仍然在原来的部落贵族的领导之下，因此也对辽朝构成威胁。正是这些部落贵族对皇权专制最为不满。阿保机及其继承者们因此就试图通过征募固定兵员来与那些部落军队甚至汉人相混，以使其成为私人统领的打击力量和禁军。这些军队被称为斡鲁朵(Ordo)，被部署在帝国的战略要地，在战时则首先行动。

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绩，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14]

事实上，斡鲁朵军队可能从未达到过10万，但是他们通常是多达100万的更多军队的核心，这已经将辽朝的全部人口都囊括在内了。随着辽朝的扩张，斡鲁朵军及相关民户的数量也大为增加，但一些新的斡鲁朵是通过从旧斡鲁朵那里抽调人员建立起来的。^[15]

较之4世纪时的慕容鲜卑部，契丹建立了一个更为稳定的国家。通过发展禁卫军以及对皇族成员的严格控制，辽朝成功地削弱了其部落贵族的权力。而当初，这也避免了曾困扰前燕的财政难题。燕国建立后，维持了二元体制下的大批官员，这给其有限疆域造成了巨大负担。除了在1005年和约签订后从宋朝获得的大量奉供，辽朝也面对类似的问题。最后，辽朝还要庆幸的是有一些非常长寿的皇帝，就使由于继位争端而造成的政治混乱大为减少。

然而，辽朝与燕国对扩张所采取的战略非常相似。两者都是通过采取保守性军事政策在混乱时期生存并发展起来的东北王朝，在遭受袭击时的防御能力非常强，但是很少对华北采取征服行动。辽朝在面对当地反抗时无法占据后晋土地，并且接受了宋朝占据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既成事实，而这发生在辽朝军力要强于这些南方邻居的情况之下。同样要注意到的是，西夏在成为对抗宋朝的第三方力量时，也成功地在西北地区削弱了契丹的权威。与宋朝所签订的接受旧有边界并回报以绢银的和约表明，辽朝在处理南部事务时基本上采取守势。“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16]

在处理草原与东北地区的事务时，契丹表现得更具进取性。辽朝对边疆部落的控制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辽朝任命那些忠于朝廷并为之纳贡的部落首领。由于满足辽朝要求物资与服务这类需索的负担经常很沉重，而辽朝也不熟悉下面的部落首领，因此这些部落就不时发动反叛，杀死由辽朝任命的酋长。968年，在镇压了一场女真反叛之后，辽朝意识到来自下属部落的威胁。宋朝的和约及其巨额年贡使契丹将其矛头北转，并开始对边疆部落及其政权发动代价高昂的军事远征。1010年辽朝开始了与高丽的战争，持续了大约十年，但是未取得真正的胜利。辽朝军队还西征回鹘、对抗草原上的突厥人并于1029年镇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渤海国反叛，还对女真人发动了众多惩罚性袭击。与以前的边疆远征一样，这些军事行动使得部落集团要么被置于契丹的直接控制之下，要么在更为偏远的地区被迫承认契丹的统治。契丹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手段是建立一系列的边疆哨卡。即使在辽朝与宋朝战争结束之后的长期繁荣局面下，东北边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东北边界沿线的军事部署以两城为中心，并在70处据点部署有2.2万名常备军。在最大的要塞部署兵力1万，小一点的则数百。士兵们经常被征召执行这些任务，并期望大多能自给自足。类似的边疆哨卡也出现在西北边疆。辽朝在早期就面临着维持这些防御的问题，因为这些哨卡的条件非常糟糕。一位力图对这一体制加以改革的大臣在983—1012年间曾表述了当时的情况，在那时候辽朝国力仍处于顶点。

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

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驯至耗竭。^[17]

情况并没有改观。东北边疆两代人之后的一份报告(大约1034—1044年间)这么说:

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18]

1005年与宋朝签订的和约，为辽朝带来了一段稳定时期。辽朝廷放弃了任何大扩张的希望并设法强固既有疆域。对于一个通过征服建立的王朝来说，这会带来麻烦，因为辽朝的二元化组织即使有宋朝的年贡，要维持起来代价也是很高昂的。北部日益频繁的战争榨干了辽朝的国力，这些战事的胜利丝毫不会带来新的收益。由于军队和官僚体系由国家维持，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辽朝于11世纪后半叶爆发一场财政危机，尽管1042年与宋朝签订的新和约逐渐增加了来自南方的年贡，但随着契丹强人成为地主，国家失去了大量赋税收入。那些以前几乎被排除在军事事务之外的契丹贵族在与宋朝维持和平的时期获得了免交赋税的特权。这削弱了辽朝的财政基础，而将契丹贵族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财政事务上来。契丹土地兼并的扩大，也引起了被夺走土地或被迫成为佃户的汉人农民的反叛。到处都是匪乱，随处可见流离失所的民众。到1087年，辽朝政府声称在一些地区局势已经失控。^[19]

在边疆地区，女真人和渤海的频繁反叛则是契丹严酷统治的结果。东北边疆部落民的动乱以及边疆军队的衰落，成为对辽朝最大的威胁。女真人尤其对那些苛求无度的辽朝官吏及向辽朝朝廷奉献珍贵皮毛和动物的繁重任务怨声载道。这些部落经常起来反抗辽朝，但契丹人一直都对其严加控制，因此一直无法成气候。当辽朝内部虚弱降低了其控制周邻的能力时，边疆首领们就开始脱辽自立。1112年，女真公开反辽，其酋长阿骨打坚决拒绝辽帝每年在森林部落中渔猎时为他跳舞的命令。这种拒绝是一种与宣布反叛同等意义的举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阿骨打将女真人聚拢在他的领导之下，并开始向辽朝进攻。

女真人居住的地域位于契丹故地以北。他们具有的是一种兼具畜牧农耕、狩猎及打渔的混合经济。气候及土地使得女真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尽管他们贫困，但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契丹将一些女真人并入辽朝，这些人被称为“熟”女真，而那些没有在契丹控制之下的更远处的族人则是“生”女真。关于女真的早期叙述，表明他们存在一种没有统一领导的碎化政治结构。个人通过平息经常引起血腥争斗的村落之间的争端而获得地方影响力。在一个世系中，首领们被选为孛堇(bogile)，在战时统率其民众。女真金朝的创建者阿骨打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完颜氏的一员，他依据女真的横向继承传统从他兄弟那里继承了领导权。^[20]

阿骨打所接手的是一个雄心勃勃但却组织松散的部落联盟。女真人开始征服中原时还没有文字，也没有行政体制以组织政府。从部落反叛转变为对华北的征服无疑是一项伟业。纂修于元朝的《金史》的作者将女真人的崛起归功于其军事性格和困难条件:

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21]

或许有些边疆部落会以其纯正血统及英勇斗士而沾沾自喜。1114年女真对契丹发动的进攻，迅速致胜还要归功于辽朝防御的崩溃。如果辽朝军队为辽朝提供强有力的拱卫，女真人就无法向中原拓展。然而，辽朝到处爆发的农民起义削弱了它们，甚至使契丹人自己也对朝廷不满。在边疆受到攻击时，部落契丹人和辽军都无法组织长久防御。1115年，在阿骨打发动第一次战事仅仅一年之后，辽朝的一支大军(据称超过70万人)在与人数少得多的女真人初次交战失利后就分崩离析了，将东北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女真。第二年，辽朝的东都落入女真手中，附近地区的皇族投降了。辽朝东北部的军队于1117年不战而溃。^[22]

辽朝的非契丹属下的失望是容易理解的，但契丹人在其故土的叛离、大军的溃败以及皇族的投降，都表明辽朝已经失去了与自己民众的血肉联系。农业税收的下降、对外扩张的缺乏以及政策的宣传所得益的只是朝廷中的契丹人，表明部落契丹人不再支持辽朝。对于守卫东北边疆军队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厌倦了朝廷对边疆守军的忽视。女真人向这些集团允诺可以从战斗和新的征服行动中获取战利品。这才是典型的部落征服者，因为部落首领最初是寻求支持以进行更大战斗的联盟的组建者。

女真部落组织构成其军事框架。被征服的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之下很容易就被吸纳为新的军事单位。在一开始，女真军队由百人(谋克)和千人(猛安)单位组成，但阿骨打扩大了这些单位的规模，每个猛安由十谋克组成，三百户为一谋克。甚至连那些投降了的汉人也希望能获得部落头衔并被纳入这种结构当中，而他们的首领则成为女真国家的贵族核心力量。因此，对于一些契丹部落首领和汉人官员来说，除了维持辽朝的生存之外，无法再回报这一衰落中的王朝了，而咄咄逼人的女真人则提供了一个好得多的前景。基于这些原因，较之宋朝，女真人在利用辽朝内部的分裂方面要成功得多。宋朝无法为契丹贵族提供讨价还价的机会，因为宋朝要的是他们的崩溃，而将女真人视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

至1126年，女真人不仅征服了契丹辽朝，还征服了整个华北地区。他们对辽朝领土的入侵如此之迅速，更应该被称作是一种意外成功，而不是征服。辽朝的结构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女真人没有其他的管理模式可选，而他们用更具进攻性的领导层取代了一个不得人心的、防御性的辽朝朝廷。汉化的渤海及契丹官员调整了辽朝的管理结构，以适应女真人的需要。一些契丹官员从中得益，因为新王朝使之前契丹的上层重新焕发活力并将领土大为拓展，从而得到了更多赋税以及新的政府职位。

女真征服华北对宋朝是一次沉重打击，宋朝力量被女真从这一地区赶了出来。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宋朝曾鼓励女真袭击契丹人，从而乘机收回辽朝占据的汉地。这一联盟对女真人来说军事意义不大，因为宋朝的军事溃败只是暴露了这一南方王朝的虚弱。在他们征服契丹之后，女真拒绝让宋朝获得这块旧地，而到1125年，女真与宋公开决裂了。在两年内，包括宋朝都城开封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被他们占领了。这些战役由女真骑兵打头阵，但他们也很快装备了复杂的汉式武器以及步兵，以满足攻城的需要。与之前的外族征服者一样，虽然屡次尝试，但女真骑兵在南方泥泞的农田中还是施展不开。女真金朝从未发展出足够的水师以挑战宋朝对水道的控制，而这对于南方的其他王朝来说，是其防御支柱。征服南方的这一失败表明历史是多么的相似，而这种情形之前曾经出现在宋朝与辽朝之间。

女真的军事技术较之他们对于政治或行政管理的理解要复杂得多。对整个华北的统治为新的金朝统治者带来了沉重负担。女真人迅速采用原有的辽朝官员——汉人、渤海人以及契丹人——在他们的行政组织中服务。由于没有管理经验，女真人欣然采纳了契丹的二元统治模式。这对女真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用不同于统治汉人的办法来统治部落集团。事实上，较之辽朝末年的契丹人，二元化统治对那些部落女真人而言更为切实可行，因为汉人和契丹人之间的差别已经变得模糊了。契丹人所建立的一种体制被用来满足一群征服中的部落民的需求，而女真人将之拓展到华北地区。

金朝在其120年的历史中被认为已经高度汉化了。这要远甚于其契丹前辈或蒙古继承者，女真人接受了汉人的哲学及统治方式。直到蒙古人崛起为止，建立了一个较之辽朝有着更多汉人的王朝。这种文化同化的标志之一是在成吉思汗的军队横扫华北时金朝皇帝所主持的关于纯粹哲学问题的讨论，即按照汉人传统，哪种要素最适用于金朝。^[23]

女真人更加汉化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汉人影响力的增强也与其政治发展紧密相连。金朝统治着整个华北，而不像辽朝那样只统治其中的一部分。女真人不得不大规模任用汉人谋臣和组织机构，因为汉地是其帝国的一大组成部分。在辽朝，汉人和契丹人的比例是3∶1，而汉人跟女真人的比例是10∶1。在这样一个庞大帝国中，东北边地的地位是次要的，尤其是在女真将其大部分民众迁徙至中原本土之后。女真的迁徙意味着没有部落保守者会对抗汉地的影响。甚至是在辽朝末年，一些契丹人仍然居住在边疆地带，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取代女真人成为边疆地区的麻烦制造者，契丹人的反叛成为金朝后期的一个主要问题。^[24]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真人在征服华北时文化发展的低水平状态。辽朝拓展到东北地区时，就已经创制了文字并有自己的统治观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将部落及汉地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边疆社会。因此，当契丹人开始进入中原东北部时，就成为当地近百年来发展的最高峰。阿骨打领导下的女真在没有实现任何此类发展的情况下直接突入华北。他们的传统价值、习俗甚至语言在新环境中被快速遗忘，这种情况在朝廷的贵族们那里尤其显著，尽管政府有阶段性地计划并命令设法保护女真文化。然而，这并不是说女真人比契丹人更喜欢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不足以应对新生活的复杂性。由于汉文化是适用于他们的唯一文明模式，女真就被这种文化同化了。

金朝采纳汉文化的过程也是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在征服之后，大片地区控制在女真军阀手中。1123—1150年，以皇帝为后台的政治集团与靠征服行动建立统治权的军阀彼此争夺权力。由于朝政植根于女真传统法，强调在部落体系内部的权利共享，金朝朝廷设法强化汉式统治方式，以之作为摧毁部落自治权的一种方式。这些争斗在慕容燕国和契丹辽朝的形成过程中也经常出现，但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女真人在统治中原时完成了这一转变。朝廷迅速采纳汉式政治组织将皇帝视为牺牲部落首领而使王朝强大的途径之一。由于金朝需要其部落成员组成可资仰赖的军队，能够直接通过朝廷对其加以统治，而不通过部落首领的中介方式进行。^[25]

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女真对汉文化也日益重视。在金熙宗完颜亶(1135—1149年在位)统治时期，勃极烈部落议事会被取消。随着朝中儒家礼仪的推行，对政府的重组也按照唐朝和宋朝的模式加以进行。在海陵王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这位金朝第四位皇帝统治时期，集权化程度达到顶峰，他是汉文化的公开支持者。他于1150年终结了二元统治体系，并处死了一些女真军事首领，其中包括反对他的皇族成员。1153年，完颜亮将都城南迁以更好地控制汉地，并采取了一整套汉式宫廷礼仪，还废除了始于1126年的保持传统习俗的“女真化”运动组成部分的早期法规。1158年，完颜亮在北宋汴京(今开封)进行大规模建设，他将此地视为征服南方之后出现的大帝国的中心。在完颜亮于1161年在对宋朝用兵失败被杀之后，这一工程停止了。女真贵族们将他的名字从皇帝序列中剔除了出去。

金朝的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年在位)试图彻底改变其前任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疏远了王朝的部落支持者们。他组织狩猎活动，鼓励使用女真语，增加在政府中任职的女真人数量，并为女真平民重新分配土地。^[26]这些措施由于过激而失败了。从结构上看，为了便于皇帝控制，政府仍以汉地模式为基础。政府要想真正“部落化”，就需要将权力移交给地方部落首领，这当然是中央政府不愿做的。大部分激励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女真文化，但对中原本土的女真人来说，传统的部落习俗没有多少吸引力。这种表面上向部落习俗的回归并未带来根本性转变。在非汉人的眼里，金朝给外人的印象是一个在统治及体制上典型的汉人王朝。然而，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女真金朝还远未汉化，它在北部边疆操控草原政治以使游牧力量限于分裂局面。当金朝突然间面对成吉思汗领导下的来自草原的最严峻进攻时，它在军事上加以全力回击，而拒绝与之达成和平，因为这将使它像汉朝和唐朝所做的那样，或者也像宋朝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被迫向游牧力量支付奉供。虽然蒙古人将金朝看成一个汉地国家，实际上并不如此。在遭受打击时，女真人奋起反击，尽管最终徒劳无功，但直到金朝于1234年被摧毁之前，华北之战还是打了25年。

外族王朝对华北的征服使蒙古地区的游牧力量处于劣势。他们熟悉草原政治及习俗，拥有大批骑兵，并且较之本土的汉人王朝，在处理与游牧部落的关系时更具创造性。一项特别的优势就是他们采用二元化组织，在边疆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法规和统治方式。二元化组织也使军队免受汉人官僚的控制，军事将领也就更为勇猛善战。政策中最大的不同或许是心理上的。中原王朝将游牧力量视为鱼龙混杂的，他们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禽兽，他们的行为与社会组织是不可理喻的。外族王朝则有着更具包容性的看法，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国家就包括了来自草原、森林的边疆民众以及汉人农民、城市居民。部落组织与游牧生活方式是他们自身背景的一部分。在处理草原事务方面，外族王朝知道从何处可以找到弱点。

这种相异之处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进攻草原时所采取的战略上。外族王朝并不想进行殊死决斗，而是尽可能多地获取人口与牲畜。由于草原经济与人口是流动的，通过大规模掳掠资源就可能削弱游牧首领的权力。汉人很少采用这种政策，因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很可能会使国家造成混乱。对外族王朝来说，这没什么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用他们的二元化统治结构去控制部落民众。在贸易中也体现出类似的机动性。中原王朝要么不允许游牧民进行贸易活动，要么对他们加以严格限制。要求互市的谈判成为长期争斗的缘由。对外族王朝来说这没什么意义，边疆并不是绝对的，而草原部落也能轻易进行贸易活动。这就避免了大规模劫掠，并使草原首领无法用传统的方式为其权威辩护。

外族王朝所采取的专门政策根据所受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北魏依靠沿边界部署的大军打击柔然，并使其远离边界。他们也试图用引起柔然内部纷争的方式使柔然在政治上维持分裂局面。辽朝以及金朝初年的差别很小，这是因为草原处于混乱之中，没有中央权威。这些王朝采取区域防御政策，兼并那些靠近边界的部落，使其成为抗击更远处部落时的缓冲带。被置于辽朝或金朝直接统治之下的部落受到严密监视和牢固控制，这一政策经常引起跨界民众的不满与频繁叛乱。对于那些远处的部落来说，这一政策是对它们的威胁，辽朝和金朝充分利用了游牧力量之间的敌对状态。他们支持弱小部落以摧毁强大部落，按照他们的看法，如果不这么做，这些大部落将会反叛。外族王朝的基本政策是通过阻止任何强人的崛起而使草原处于混乱局面之中。

蒙古人是作为女真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而首次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他们只是可能会造成麻烦的漠北一些小部落中的一个。这些部落都有着希望一统草原的雄心勃勃的首领。像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以及汪古部全都是蒙古人的潜在对手。也并非只有女真人监视着边疆，从帕米尔一直到太平洋，所有的草原边疆都掌握在有着部落背景并以骑兵为其军队基础的强大的外族王朝手中。在西部，西域由西辽(哈剌契丹)所统治，这是由将突厥游牧势力赶走并控制当地一些重要绿洲的一位契丹王子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地区控制在西夏手里，在西夏依靠贸易活动而变得富有之后，就建立了一些带有城墙的城市并组织起强大防御。在东部，从鄂尔多斯地区穿越漠南直到东北，女真军队及要塞保护着金朝免受侵扰，并向结盟的部落提供支援。那些潜在的草原首领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位于南方的强大国家。

女真在与北部部落打交道时经常给他们馈礼，并邀请他们的首领赴朝廷觐见。这种积极政策失败之后，女真转而开始采用武力。当合不勒汗首次成为蒙古人的强大领袖时，他被邀请去金朝朝廷朝觐，在那里受到了皇家的礼遇。后来，他考虑到太危险，于是就悄无声息地逃走了，女真遂于1137年发动了对蒙古人的战争。女真人挺进蒙古地区，但并未能发现游牧者，由于这一远征补给不足，女真军队就不得不退回中原，蒙古人发起反击并将其击败。合不勒汗不久之后去世，由其侄子俺巴孩继任。塔塔儿人将俺巴孩出卖给了女真人，女真人将他处死在中原。蒙古人在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的领导之下重新组织起来，并通过对边疆的劫掠加以报复。女真人于1143年发动反击，但没有成功。蒙古人离中原太远，因此很不容易找到，而金朝最强的军队此时正全力与南宋交战。1147年，一位金朝将领建议最好与蒙古人达成和约。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金朝同意撤回威胁蒙古人的一些要塞，并给他们奉供。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金朝的溃败，而且回复到了本土中原王朝通常采取的政策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金朝只是采取了一种对抗蒙古人的更为狡猾的间接政策。和约刚安排好，蒙古人就进攻塔塔儿部，以为俺巴孩报仇，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主动敌对局面。然而，蒙古人内部发生了分裂，随后爆发一场内战，忽图剌及其大部分兄弟都被杀。金朝朝廷意识到蒙古有一些猜忌的周邻部落可以为削弱蒙古效力，并乘机将他们及塔塔儿部联合起来，于1161年击溃了蒙古人。这次胜利使塔塔儿部的实力达到新的高度，使得金朝开始寻找新的同盟克烈部来对抗他们。1198年，克烈部、蒙古以及女真军队联合摧毁了塔塔儿部。^[27]

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女真所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这是一种将发展中的部落联盟置于彻底控制下的长期战略。女真人支持弱小部落的首领去抑制强大部落的实力。如果时机合适，女真人就会变换盟友并摧毁最危险的联盟，通常是吸收他们几十年前曾经击败过的部落。在蒙古人那里是25年，在塔塔儿部那里是37年。要执行这些政策，就要求在历朝皇帝统治下金朝朝廷都必须时刻监视游牧力量的动向。当然，这种政策也有其潜在弱点:在支持弱小力量反抗主要力量时，女真人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新首领会利用传统的部落对抗而不可抵挡地强大起来。

关键名称表

草原边疆地区的主要部落

奚(10—11世纪)

契丹的突厥系游牧力量

辽朝草原战争的目标(www.daowen.com)

女真(10—11世纪)

居住在东北森林中的部落

被契丹所征服

女真(12世纪)

居住在东北森林中的部落

南迁并征服了辽朝

建立了金朝

契丹(10—11世纪)

东北地区的游牧部落

在10世纪初在中原东北部建立了辽朝

契丹(12世纪)

东北地区的游牧部落

其所建的辽朝于12世纪初年被女真所灭

仍然是东北草原上的游牧部落

迁居的契丹人成为金朝的重要官员

黠戛斯(10世纪)

在契丹进攻下从回纥故地被赶走

蒙古部(12世纪)

蒙古地区的小部落

受金朝控制

渤海(10世纪)

高丽边境上的王国

在契丹进攻下亡国

沙陀(10世纪)

先后与回纥、唐朝结盟的突厥系力量

建立了后唐(923—936)

被契丹所取代

重要的部落王国及中原王朝

金(1115—1234年)

统治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女真王朝

西夏(990—1227年)

中原西北部的唐古忒王国

辽(907—1124年)

中原东北部的契丹王朝

西辽(1143—1211年)

统治西域地区的国家

由逃亡的契丹皇室所建立

宋(北宋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

唐朝之后的本土汉人王朝

北宋时期统治中原大部分地区

在金朝进逼下，领土后来局限于华南

关键人物

阿骨打

金朝的创建者

阿保机

辽朝的创建者

李克用

沙陀族首领

向唐朝提供军事支援

完颜亮

金朝的第四位皇帝(1150—1161年在位)

执行有组织的汉化政策

【注释】

[1] 汉密尔顿:《五代时期汉文文献中的回纥人》(Hamilton， Les Ou？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2] 《剑桥中国隋唐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Sui and T’ang， pp.688-692)。

[3] 王庚武:《五代华北的权力结构》(Wang， Structure of Power in the Five Dynasties)。

[4]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 shan)。

[5]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魏特夫与冯家昇曾组织了对契丹-辽朝史书《辽史》的部分翻译，相关部分为这一论述提供了基本的资料。

[6] 《辽史》1:1-2b;同上书， pp.573-574。

[7] 欧阳修所著《五代史志》72:2b-2a;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142)。

[8] 《辽史》1:9a，2:4b-5a;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p.576)。

[9] 《辽史》112:12a;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412，参见第398-402页)。

[10] 《辽史》45:1a - b; 魏特夫、冯家昇: 《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Liao，p.473)。

[11] 《辽史》32:3b - 4a; 魏特夫、冯家昇: 《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Liao，p.484)。

[12] 《辽史》4:9b—16a.

[13] 《辽史》9:3a，11:4a，13:5ab，14:5b - 6a;参见陶晋生:《蛮夷或北邻:北部视野下的契丹》 (Tao， “Barbarians or Northerners: Northern Sung images of the Khitans”)。

[14] 《辽史》35: 1b; 魏特夫、冯家昇: 《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540)。

[15]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516)。

[16] 《辽史》46:14b; 魏特夫、冯家昇: 《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554)。

[17] 《辽史》104:2a - b; 魏特夫、冯家昇: 《中国社会史——辽》( Wittfogel and Feng， Liao，p.556)。

[18] 同上书， p.557。

[19]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286，377，406)。

[20] 傅海波:《关于女真的汉文文献》( H.Franke， “ Chinese texts on the Jurchens”)。女真的王朝史可在《金史》中找到。

[21] 《金史》40(应为44——译者注):1a; 陶晋生:《十二世纪的女真人》( Tao， The Jurchen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pp.21-22)。

[22]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Wittfogel and Feng， Liao， p.596)。

[23] 陈学霖:《中华帝国的合法化:对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探讨》(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1115-1234， p.116)。

[24] 陶晋生:《十二世纪的女真人》(Tao， Jurchen， p.51)。

[25] 陈学霖提供了关于女真政治斗争的简明但细致的叙述，见《中华帝国的合法化》，第57-72页。

[26] 陶晋生:《十二世纪的女真人》(Tao， Jurchen， pp.68-83)。

[27] 马丁:《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Martin， 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pp.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