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的山地游牧民族进入汉文历史记载是在公元前4世纪，他们被称为胡人。公元前221年，随着短命的秦朝的建立，胡人在汉文记载中开始出现分化，这表明北部边疆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特别的关注对象。在这一时期，三大游牧集团沿中原边界各占其位:西部的月氏、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以及东侧的东胡。
在秦朝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消灭了六国并创建了一个统一帝国之后，他将注意力与军队转向北方。秦朝政府通过使用劳役，将原来各国所筑的边墙连接为将中原与草原分隔开来的“长城”( Grea Wall)。这一建筑工程尽管规模宏大，但并非游牧民族入侵的任何直接威胁所致，因为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正远远躲避着强大的秦军。与此相反，修筑长城的举动所体现的是各国用墙将自己围起来的古老传统的登峰造极，既沿着北部边界与游牧民族相隔绝，也在中原内部勾勒出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秦国的征服使内部的城墙变得多余，遂被废弃了。然而，沿着北部边界的城墙却被加固，并连到一起，以标明帝国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长城的修建既是军事建设，也是政治建设。在之后所有的中原统治者眼中，长城标示着中原文化的边缘，也标志着野蛮地域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尽可能瓦解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的任何潜在联盟，也就是说，要将游牧民众从中原排除出去。长城只有在完工以及秦朝灭亡之后，才与游牧入侵的威胁联系起来。这令人想起秦朝边疆政策的进攻性，城墙的建设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被重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防御行为。[1]
秦朝力量向草原边缘的扩展，对那些厌倦成为汉人袭击新目标的匈奴人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了使边疆更具防御能力，秦始皇将匈奴人驱除出鄂尔多斯故土。匈奴人退居到北方，并在此流亡了十多年，直到秦朝的突然灭亡导致中原内战并放弃了边疆防御政策为止。趁着中原的混乱，匈奴人重新占据了鄂尔多斯地区。
在秦朝覆亡之际，匈奴是草原游牧联盟中最弱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在中原的土地，并向月支纳质(这是草原上臣服的一种确定标志)，并被其东邻——东胡所轻视，但匈奴却建立起一个帝国，并成为数世纪以来草原上的统治性力量，因此需要对此作一些解释。[2]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Tou-man)之子，头曼单于带领着匈奴人流亡在外，后来他又带领他们回到鄂尔多斯。尽管冒顿是正式的继承人，但是头曼有了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之后，就试图取消冒顿的继承权。头曼派冒顿去月支为质，随后又袭击月支，希望冒顿被他们杀死以作报复，但冒顿偷了一匹快马逃离月支，并像英雄般回到匈奴的家园。冒顿的勇敢为人敬仰，他的父亲也被迫任命他统率一万骑兵，冒顿从此占据了匈奴的高位。
冒顿不久之后吸纳了一帮忠心的随从，训练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任何命令。冒顿的办法包括使用严厉的测试来衡量属下的忠心，各个随从必须向冒顿鸣镝所指之处放箭，之后，冒顿以鸣镝自射其所爱之马，那些不敢射的人被处死;随后，他又将鸣镝对准他的一位爱妾，而那些又不敢射的人也被处死;最后，他将鸣镝对准他父亲的爱马并发现他的命令完全被执行了，这时冒顿对部下的忠心甚是满意。冒顿抓住了一次机会，将鸣镝对准了他的父亲头曼，头曼中数箭而亡。冒顿自立为单于，并将他敌对的同父异母弟、后母以及那些拒绝支持他的匈奴官员们尽行诛灭。[3]
当冒顿于公元前209年掌权之时，统治整个草原的雄心都受到了来自外部的限制，即匈奴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赢得与它的游牧邻居进行的公开较量。因此，冒顿对草原的征服就必须既靠军事力量，又要靠机智聪明。他甚至利用匈奴人的弱点来实现他的计划。
冒顿残暴夺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东胡。为希冀从混乱中获益，东胡派了一名使节去索要一匹头曼最好的马、一件匈奴的宝贝。对匈奴来说，这种要求是一种侮辱，也是对其实力的窥探，冒顿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表示服从并承认匈奴的从属地位，要么拒绝并冒险开启会使匈奴遭受巨大打击的战争，冒顿不顾臣下的反对，屈从了东胡的要求。东胡将冒顿的行为看成是由于恐惧造成的懦弱表现，又派了另一位使者到冒顿身边，向他索要一位他的爱妃。冒顿再次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屈从了东胡的要求。东胡于是就不把匈奴放在眼里，开始劫掠其领土。他们还派了第三位使者去向匈奴索要一些边界附近的沙漠荒原之地。尽管一些人认为这种要求无关紧要，冒顿还是没有答应，并声称“地者，国之本也”，他还处决了那些赞同放弃这一地区的大臣。冒顿立即整军进攻东胡，而东胡由于过于自信，既未能察觉，又疏于防范，顿时乱作一团，被彻底击溃。整个东胡部众及其牲畜都落入冒顿之手，那位曾经羞辱冒顿的东胡首领被处死，他的脑壳被做成了酒杯。
对一些匈奴大臣而言，较之索要人迹罕至的一些荒漠，索要马匹和女人的要求要苛刻许多;然而，冒顿对东胡的战争可以被看成是对游牧民众之间重要地域的争夺，而正是对土地的要求引发了战争。然而，这种解释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视了这些需求得以形成的政治背景，将开战的借口与内在因素混淆了起来。
东胡的索要是为了试探匈奴的实力，而冒顿的反应则是他力图使军事上弱于东胡的匈奴通过运动战赢得胜利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冒顿采用了一种假装退却的典型的草原战术，攻击者于是就误以为所追击的是一支弱旅，却没有料到会陷入埋伏。在东胡日甚一日的索求面前，冒顿假装外交退却。匈奴统治层中对是否顺从东胡的不同意见，凸显出这位处于守势的新首领的统治无方。东胡最后向匈奴索求土地，表现得盛气凌人，由此引发了一场冒顿策划已久的战争，而这也是冒顿制服对手的唯一方式。为确保成功，攻击必须出奇制胜。游牧部族一旦有机会将其人畜迁徙至安全地带，就很难被击败。冒顿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草原游牧民经常准备作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匈奴有一支在冒顿统率下当日就能上战场厮杀的军队。
在吞并了东胡之后，冒顿转而西向，并开始攻占之前统治匈奴的月支。在这一行动中，他占据了秦军之前从匈奴手中夺取的黄河南部的剩余地区。他从这里劫掠中原，因为这一时期中原由于内乱而在很多地方毫无防备。在蒙古高原北部的战役中，他征服了五个部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4]冒顿统领着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实力的草原帝国，与南方重新统一的中原政权对峙而立。
在冒顿建立草原帝国的同时，中原在汉朝开国皇帝——高祖的统治下也实现了重新统一。虽然草原游牧民族并未涉足秦朝瓦解后的中原内乱，但是汉朝的统治者们还是将匈奴视作中原的主要威胁，最明显的威胁是入侵。匈奴有能力摧毁边疆地带，在那里大肆蹂躏，并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席卷一空。对于汉朝而言，并不明显但却更具潜在威胁的是，一旦身处边陲的首领们与匈奴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政府，整个帝国就会分裂。
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201至前200年。这次战争以匈奴对高祖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合作者、后来被封为诸侯王的韩信驻守的代郡边城马邑发动进攻为开端。韩信败而降于匈奴。丧失一小块边地对汉朝而言不足一提，但是诸侯王的叛逃却是一件更危险的事情。高祖当初为了犒赏同盟者，建立了许多自治性的诸侯国。由于皇帝的中央权威以及对全国军队的控制，这些诸侯王很少有机会脱离汉朝的控制。然而，一旦某位诸侯王甚至郡守能够与匈奴联合的话，这些人脱离中原而独立的机会就会多起来，而这正是匈奴所求之不得的。当汉朝稳固之后，所有的诸侯王都唯恐失去其诸侯国，就想方设法弄垮整个王朝。
高祖不会容忍韩信的叛离不受惩罚，他亲自率军到达边地。战役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当时酷寒大雪，士兵中被冻掉手指的十有二三。当大军最后与匈奴接战之时，匈奴假装成一支羸弱无能的军队，高祖遂列军而进。由于不熟悉草原战争，汉军前锋紧随着假装撤退的游牧军队进击，被引入平城之伏中。高祖被匈奴的假装撤退所欺骗，等他发觉时，已经与汉军主力分隔开了，而周围到处都是匈奴骑兵。
汉军主力无法冲破重围，皇帝被匈奴围了整整七天，最后他孤注一掷，派了一位使节到单于妻子阏氏处，跟她就让皇帝逃脱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她说服单于，称抓获汉帝并不是匈奴的最佳利益所在，因为游牧民族从来未曾占领过中原。根据后来的一份报告称，高祖曾威胁这位阏氏:如果不设法让他突围，就会送给单于很多漂亮妃子，这样她就会失宠，为了免于失宠，她愿意协助汉帝。[5]然而，冒顿也有实际理由以结束这次围攻:他的同盟者韩信并没有按时与匈奴会合，而一旦他再次投向汉朝一方，匈奴就将陷于困境。最终，匈奴军队让出一条小道，高祖带着他的军队得以逃脱。
这是汉人在匈奴面前所遭受过的最可耻失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只要一提及平城之围，朝廷就不得不对与匈奴交战犹豫再三。匈奴的军事力量如骨鲠在喉，而“匈奴问题”也成为汉朝最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位初期，冒顿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匈奴再次追击迁徙至西方的月支。这一胜利的结果也使匈奴控制了西域的众多绿洲小国。冒顿在给汉廷的报捷书中称:
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6]
汉廷认为，匈奴所居遥远，无法发起强有力的袭击，遂同意重订条约并开放边市。公元前174年，冒顿死去，留给他的儿子一个巨大的帝国。
内部组织
冒顿凭借其征服力建立匈奴帝国。然而，与匈奴帝国的征服范围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匈奴国家的结构与稳定性。较之历史上任何草原帝国，匈奴帝国延续的时间更为久远。匈奴帝国在最初250年中，彻底统治着草原，而匈奴单于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原边疆事务中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单于间平稳继承了十次，直至公元前57年内战爆发为止，之后又经历了单于间的十次更迭，直至整个帝国在公元48年后再次在内乱中分崩离析。作为统一帝国的首领，单于掌权的时间比西汉诸帝更长久，而作为小国的首领，又比东汉持续时间更长。这种稳定性的根源可以通过匈奴国家的特性及其与中原所确立的关系中找寻。它是一种“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y)，在外交与军事事务方面独裁专断，跟一般的国家类似，但在处理内部问题上却是协商及联盟结构。单于的权力来源于其作为战争首领以及中原与草原部落之间的单一调解人的双重角色。匈奴在外交与战争方面对汉朝所采取的战略，是以匈奴帝国政府从草原外部资源开发中所获得的财政与政治稳定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匈奴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游牧部众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的问题，以便能有效地掌控中原的一种结构性反应。匈奴国家的组织原则及其对外政策可以概括如下:
1.由于地方部落首领的存在，高居各部落之上的单于的权力受到内在限制，而且其继承也受到严格规制。
2.单于作为谈判者与战争首领，在汉朝政府与国内部族之间扮演了唯一调解人的角色，其目的是为了从中原获得犒赏与贸易利益。
3.匈奴国家在与中原的关系方面，确立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敲诈政策，而且形成了暴戾之名，以便在与汉朝政府的讨价还价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4.匈奴国家这样的组织原则，不大受汉朝对策的影响，而汉朝之所以执行这些对策，部分原因在于它无法体会匈奴国家与自身的不同之处。
汉人对匈奴国家的组织机构甚为熟悉，且在《史记》中有所记述: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7]
根据这一描述，匈奴的行政等级制度有三个层次。最高层，单于和骨都侯掌控帝国政府，处理帝国事务。第二层级是二十四长，皆有“万骑”之名号，分布于整个帝国的东西部。他们是帝国主要地区的守土之官，并且经常与单于或者匈奴贵族成员保持紧密关系。由于单于任命他选择的继承者为左贤王，因此一个人在一生中也许会拥有很多不同的头衔。这些职位都掌握着实权，而他们的权威又强化了匈奴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跟成吉思汗后来的蒙古帝国不同)单于的私人卫队，在护卫冒顿获取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私人卫队并没有被组织化，而在汉朝对匈奴历史的任何其他记载中也未曾提及过。
行政体系的第三层级是巨大的地方部落首领阶层(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他们是二十四长之下的官员。然而，实际上他们得到自身部落集团的支持，每人都有自己的领地。帝国内这种部落集团的总数无法知晓。汉朝的记载罗列了至少十二个，但这只是一个低估的数值，因为汉人没有注意到那些未曾接触过的规模较大的部落集团。
那些诸如“万骑”、“千长”、“什长”之类名号的使用表明，匈奴有着比实际情况更为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史记》明确记载，只有那些拥有“万骑”头衔的重要人物才能真正统率万骑。有着同样职衔的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则只能统领几千骑。他们下面同等级指挥官实际上率领千、百、十人。此外，十进位的职衔表也对应着一系列平行的行政职衔(裨小王、相封、都尉等)。一旦二十四“万骑”获得了双重的行政职衔，就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属下也获得了这些双重职衔。这就使匈奴帝国具有两种分级体系，各司其职。非十进制的职衔体系用于对那些包括大小各异的集团在内的部落与领地进行管理，而十进制的职衔体系则用于战时，当从草原各地而来的大量军队聚拢起来后，就能在一个单一的军事指挥体系下行动。
单于及其庭帐是匈奴核心部落的族长。虽然从其他方面来看，核心部落由不同部落民众组成，他们与单于形成双重的联系，单于能够仰赖他们的一贯支持。这些部落的族长通过征服或联合而被统合进帝国，在作为单于代理人的二十四个“万骑”的控制之下被纳入帝国行政体系之中。虽然被归并的部落首领在匈奴帝国等级制度中会得到一个职位，但他的权力还是来自于其部众的支持。这些首领在地方上保留着巨大的自治权。帝国内部的问题经常在这一层级凸显出来，这些问题与授予这些归并部落首领的诸多独立性有关。单于统治的权力尽管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实际上还是会受到约束。
失意的部落首领有三种出路:退回西部、叛归南方的中原或者反叛。这些策略都得付出代价，而且只有在四面楚歌时，这些首领才会考虑使用。下面的这三种情况就表明了这些策略的作用，并使单于与匈奴国家不得不承认地方部落首领的权力。
帝国西部边缘的部落集团可以脱离单于的控制范围而获得独立。然而，这种选择经常需要在那块地区取代既存的部落，并会产生连锁反应，即每个部落都将其邻居推向更远的西部与南部。这种情况在匈奴击败月支之后曾大规模发生过。为了避免成为扩张中的匈奴帝国的属部，月支遂西迁至匈奴无法达到的紧邻阿姆河的新家园，取代了迁徙至阿富汗的大夏人(Sai)。
月支的迁徙，使其领土与在公元前176年左右并入匈奴帝国的乌孙相连。据《史记》记载，乌孙王被杀，而他的儿子昆莫(实际上是一个名号)被养于匈奴宫廷中。
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8]
尽管他们取得了成功，但乌孙依然畏惧匈奴势力，而且在数年之后(约公元前121年)，昆莫拒绝了一位汉使要他东归故地以成为汉朝在浑邪王弃置之地上的同盟者的建议。
匈奴帝国中的大多数部落集团并未西迁。在身处困境时，他们将南部的中原作为避难之地。汉朝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即向那些被打败而归附中原的匈奴首领们提供大量封赏。虽然一位首领在中原悠然自得，但归附汉朝却意味着他丧失了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因此他就不会轻易走到这一步。公元前121年，匈奴的两位王在一支汉朝远征军的奇袭中溃败，损失惨重，令单于大为恼怒。
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9]
那些身处边地但反对投降的下级将领们试图逃跑，却在逃亡途中被迎接浑邪王的汉军处死了。总计有三万到四万的匈奴军队穿过边界，重新定居于汉人控制的地域，在这里，他们被准予保持其自身习俗。这两个集团的投降使匈奴的边疆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因为脱离帝国的是整个部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队。汉廷曾试图让乌孙重新占据这块地区，但最后未能成功。[10]
摆脱单于控制的行动是那些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游牧部族常用的策略。反叛相对而言甚少。意味深长的是，在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反叛中，反叛部落的矛头直指那位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更为集权的政府而对匈奴帝国加以重新整合的单于。这一事件发生于公元前60年，即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其位被一位次要的贵族所霸占之时，代价则是将具有合法继承权的老单于的儿子牺牲掉，在激起一片反对之声之后，新单于——握衍朐鞮迅速处死了老单于的亲信，并用自己的亲信替换了二十四“万骑”。这一血腥的继承权之争在匈奴中并不常见，先前的十次继任都没什么问题。在控制了帝国高层之后，握衍朐鞮单于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联盟内的部落。
在奥鞬王死后，握衍朐鞮打破常规，任命他的儿子接替这个职位，而不是让死者的儿子行事。奥鞬贵族们大为气愤，拒绝单于的决定，并立死者之子为王。他们随后击败了单于派来镇压的一支军队。
作为新单于的儿子及既定继承人的左贤王，强化了自己作为东部部落总管的权威。他独断专行，将东部部落整合起来，并“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东部的部落奋起反抗，并以五万之众与单于交战，击败了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被迫派遣一位信使向他的兄弟右贤王求援，却遭到冷言相对:“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大势已去的握衍朐鞮被迫自杀。他在位不足三年。[11]
这些事例表明，一个部落集团首先会忠于自己的部落首领，其次才会忠于单于及其朝廷。浑邪王即使在被赶出贵族大会后，还能获得其民众的忠心，尽管他的妻子身处险境，但浑邪王并未只身叛归中原，而是带着他的整个部落退居中原。乌孙也同样追随自己的首领脱离了匈奴的控制。统治游牧帝国的难处之一，就是其组成部分经常会全然离去，一旦部落离开其领地，单于惩罚部落的能力就会非常有限。
从理论上讲，单于可以要求帝国中的部落全然遵从他的命令，并对之任意处置，但在实际上，他受到了这种观念的限制:部落首领直接掌握政治权力，而不仅仅受命于单于，因此这些部落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联合，而不是单于自己的独裁。握衍朐鞮试图建立一个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单于族人的部落首领的反叛比逃离更常见，因为在地方层面上，所有部落首领都感受到了威胁。从长远来看，单于所拥有的超部落的权力只有在他受到某些限制时方能被接受。较之任何其他游牧民族，匈奴人维持了对草原更长时期的控制，这归功于其政治体系的灵活性。完全独裁或中央集权的草原帝国天生就是脆弱的，因为地方首领除了绝对的遵从或反叛之外别无他途。一旦衰势初显，他们就会反叛。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自愿的，那么每位首领就会在所有领域为己牟利，拒绝遵从他不喜欢的规则。匈奴帝国型构了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体制。部落首领有着处理当地事务的自治权，但被迫在对外关系与部落间事务中接受帝国的规定。就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除了在他们违背诺言时施加的军事惩罚之外，匈奴帝国还可以为那些联合的部落首领们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领导权的继承
匈奴帝国在几个世纪中展现出突出的政治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部分归因于避免了内乱的继承制度，后者是后来突厥—蒙古草原帝国的关键特征。尽管冒顿谋害其父并处死其反对者而成为单于，但匈奴的领导权在此后大致顺利地延续下去。在一百五十年中，经过了十次平稳的继承，直到公元前59年，这种和平方式才遭到破坏，导致匈奴在之后十五年中分裂的内战时期。而一旦秩序得以重建，古老王朝遂继续生存下去，而单于头衔也继续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公元48年的第二次内战将匈奴彻底撕裂，终结了他们在草原上的支配权。在这两个事件中，经济灾难与内部争斗双管齐下，使传统的继承制度走向破产。在后期，匈奴单于作为小国统治者曾声称，从冒顿到5世纪，其血统未曾断过。
匈奴政治结构的两个最重要特征是: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贵族制度(二十四“万骑”与骨都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任命新单于的方式。
单于的儿子与兄弟掌控着最重要的等级，而三个贵族集团——须卜氏、呼衍氏、兰氏则在帝国体系中占据着次要的等级。[12]每位单于任命自己的继承者为左贤王，单于则控制着帝国的东部。在单于死后，左贤王可以利用其头衔的影响力增强他获取单于之位的权力，表明他已经够资历发号施令了。匈奴不喜欢幼主继承单于之位，一旦继承者太年幼，依照习俗，就会让单于的弟弟担任这个职位。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这种继承的类型发生了变化，最初是血缘上的，从父到子代代相传;后来的继承则经常是从长兄传给幼弟，继承中的政治分歧导致了第一次内乱，这一制度在后期明确转变为兄终弟及制，直至一整代人都死去。在两种制度中，单于必须是皇族成员。
在阻止冒顿后代因争斗所导致的冲突的过程中，皇族血统之外的匈奴贵族集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匈奴贵族集团传统上与皇族通婚，两者结成了紧密的姻亲与母系血缘联系。非皇族的匈奴氏族成员被禁止成为单于，却从帝国体系中获益不少，因此对保护这一制度有着很大的兴趣，而甚少考虑谁会成为单于。在单于死后，他们作为新单于的选举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会忽略左贤王的要求，而更喜欢其他的继承者。所有争夺单于之位的潜在继承人相互角逐以获取同一批匈奴贵族的支持，争夺者一旦没能获得单于之位，通常就再无立足之地了。匈奴贵族们很少允许皇族血统内部的争端引发内乱，这种情况只有在匈奴贵族自身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图表2.1中的匈奴单于世系图表明，大部分的继承依据前已述及的类型进行。三个特例为我们提供了中央政府层面上的政治与机制的一些细节。
第一次有记载的继位之争发生于公元前126年。当时，“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13]。这一政变表明，一旦离开了部落贵族的支持，继承人就无法获得单于之位。由于於单及其叔父都想争取同一批人的支持，当这种支持转向伊稚斜时，於单就孤立无援，而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果，或者离开草原。在与那些保卫自己部众的部落首领发生尖锐冲突后，於单孤身流亡中原。这一争端的原因在汉朝的记载中并没有加以说明，但很不巧的是，这次继位刚好发生在中原开始对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游牧贵族很可能倾向于选一位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非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继位，而且在战争时期，也存在着转向后期继承体系的趋势。
注:汉文史料在对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所罗列的单于列表更多的提及的是其头衔而非个人姓名，只有冒顿及其子稽粥是个人名称，其他如军臣单于、乌维单于等皆是头衔。
公元前96年爆发的第二次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这里体现出了匈奴政治的细节情况，并表明了匈奴贵族在决定继承时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且鞮侯单于死，立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新)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14]
两兄弟之间彼此继承的约定在获得全面支持时，是一种常见的政治妥协。这种政治妥协使单于之子(或者其子之母)经常与他的兄弟相对抗。公元前85年，狐鹿姑之死就引起了这种争端。
初，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又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单于死，诈矫单于令，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15]
右谷蠡王与左贤王对此事很不高兴，他们开始率部归附中原。当此事败露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一战略，也再未回到单于的朝廷之中。然而，他们的不满不大会在新单于刚选出时就引起一场内战，部分原因在于，单于有着一批拥有独立经济与政治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单于并不只是一个松散联盟的卡理斯玛型首领，而是维系中原与草原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争端集中于谁将成为单于，而不是是否应该有位单于。
较之那些建基于集约农业的国家，内陆亚洲由游牧方式所形成的国家在巩固自身的过程中要面对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最终建立在对日渐积累的剩余粮食的控制之上。通过每年征收的赋税，定居国家将所有粮食中的一部分以很少的花费囤积于战略要地，并以较低的损失风险将其用于不同目的。
草原统治者则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之中，因为草原经济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一基础之上。游牧财富无法有效地加以集中或贮存。牲畜们不得不逐水草而居，需要经常加以照料，但这些牲畜还是不时死亡。一位统治者即使养育了大量牲畜，对财富的积累也是毫无保障的，这些财富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被疫病、暴风雪或者偷窃一扫而光。[16]如果动物无法变为某种更为固定的和多样化的产品，游牧首领就无法有效地获得年赋，他就被迫依赖于不规律的苛税以满足不时之需，但就连这种权力也被游牧政治的内在流动性所限:一旦赋税过重，游牧民就会选择带着他们的牲畜离开首领。[17]
这些内部的脆弱局面迫使那些成功的游牧国家统治者建立一种更为安全的经济基础。在内陆亚洲，通过从草原外部获取资源并为游牧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而实现。匈奴帝国政府将游牧部落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被单于用来从中原攫取商品与贸易利益。单于保持着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并用这种权力控制了中原物资向不同匈奴部落的分配。在战时，单于发动突袭，为他的追随者和匈奴国家提供战利品。在和平时期，单于扮演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中介者角色，进行贸易，并通过贵族制度对汉地物资加以再分配。通过从草原外部攫取资源，匈奴国家获得了其他政权所未曾获得过的稳定性。
汉朝与匈奴之间正式关系的建立，要追溯到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平城逃离匈奴包围之时。皇帝派使节到单于那边去议和，并确立起和亲政策，以此作为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和亲政策有四项主要条款:
1.中原每年向匈奴提供确定的丝、酒、谷以及其他食物。
2.汉朝将一位公主嫁给单于。
3.匈奴与汉朝是平等国家。
4.长城是两国间的官方边界。
这些条款表明，和约是建立在绥靖战略基础上的，因此对匈奴非常有利。作为这些利益的交换条件，匈奴答应保持和平。[18]
单于用这一和约以及汉朝的奉金捍卫了他在草原上的地位。汉朝的奉金重新分发给匈奴帝国的政治精英，以获取他们的支持。除了物质收益之外，和约还通过将汉朝公主许配给单于的方式，使单于具有了与汉朝皇帝同样的威望。从草原的角度来看，单于从中原获得了奉供。然而，尽管和约的规定看似非常慷慨，但匈奴并不满足，不久之后就再次劫掠边地。劫掠过后，紧随而来的就是匈奴使者要求得到更好待遇的和平建议，其中包括增加奉供数量与类型，并开放边境贸易。关于边境贸易的新要求在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期的和平协议中也被囊括进去了。
汉朝在对和亲政策的记述中，将匈奴人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夷狄，而且这些人也不准备遵守条约的义务。但通过细致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谈判中，单于有两个目的，首先也是最迫切的目的，是获得用于回馈帝国政治精英们的直接奉供。一旦汉朝提供了这些物品，单于就转而开始要求汉朝朝廷允许普通游牧民在边市交易，以满足这些普通部众的需求。
匈奴需求的先后次序是单于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操控与中原的战与和，保持他在草原上的独特地位。他要将新近征服的部落整合进帝国之中，就必须回报那些政治精英，并向那些一般部落民众提供离开帝国政府就无法获得的利益。匈奴的每一次侵袭或索求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对中原的劫掠，为那些就近通过征服或联合而被纳入帝国的部落民众，以及那些需要在政治上获益的人们，提供战利品。匈奴人允许所有杀死或俘获敌人的武士们占有战利品，“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19]对中原的劫掠是一本万利的事业，它将匈奴统合为一个整体。
单于同意以停止劫掠换取中原的奉供。然而，奉供的数量与种类对于游牧化的匈奴的基本自给经济而言影响甚微。在和亲政策之下，汉朝每年的奉供数量最多不超过5000斛谷米、1万石酒以及1万匹丝缎。[20]汉朝向在边地服役的每位成年男性每年提供的谷物平均为36斛(大约720升)。[21]按照这种比例，汉朝给匈奴的谷米奉供只相当于140人一年的支出;假如使每位男丁得到的谷物降低到原先的1/5，并满足匈奴的索求的话，则相当于700人一年的支出。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食物奉供既未能使单于满足其朝廷的需要，也无法支撑大量的人口。
对单于来说，汉朝奉供的主要价值表现为一种在草原上无甚用途的奢侈品资源。每年1万石(约20万升)的酒使单于能够大力款待豪饮无度的追随者。1万匹(合92400米)丝缎奉供成为草原上需求旺盛的汉朝产品，而且在西部，单于也能将其再次分配给帝国中的部落首领们，或者换取别的东西。汉朝将丝缎作为一种通货，在草原发掘的墓葬中有着鲜明例证。在诺彦乌拉发掘出的早期的墓葬中，展现了汉地的缣帛财富。[22]除了丝缎，汉朝朝廷还为单于提供黄金、衣装以及其他大量值钱的物资。这些礼物与奉供是单于提供给部落首领们的经济收益，而这也与强大的军事威胁相结合起来，用以保证游牧帝国的完整。
来自汉朝朝廷的直接奉供或许能够让单于取悦匈奴贵族，但是无法满足匈奴头人们的无尽索求，满足他们需求的最简便方式则是掳掠汉地。然而，持续不断的掳掠也使得作为和平协定一部分的奢侈品供应受到了威胁。因此，单于一旦获得了来自汉地的奉供，就要求开放边市，以便游牧民能用游牧产品换取汉地物资。假如单于要与中原维持和平共处局面，边贸活动必须进行。游牧经济生产了大量剩余物资，一旦在汉朝政府允许与游牧民交易之后，就很容易换取汉地物资。
由于中原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边贸被心有不甘的汉朝朝廷切断了。对于谷类剩余物资以及北部地区的手工艺品而言，虽然匈奴是汉朝北部地区剩余粮食及手工业商品的天然市场，但贸易也会使民众脱离汉廷控制，从而损害汉人利益。汉朝朝廷试图维系边地与中央的关系，尽管这将使当地民众生活艰难。汉朝的政策是要在草原与中原之间产生尽可能多的鸿沟，长城就是抗拒与草原接触的一道屏障。单于被迫通过掳掠或者威胁掳掠中原的方式获取贸易权，这种方式与其要求奉供的方式相同，其中有着双重目的。从掳掠中获得的战利品确保了匈奴部落首领们的需要，直到中原最终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开放边市为止。而边市一旦建立起来，就迅速成为匈奴民众用游牧物资换取汉地商品的贸易中心。按照汉朝法律，这些市场仅向匈奴出售没有军事价值的物资。尽管违背这一禁令有性命之虞，但边市还是成为那些为匈奴提供诸如铁之类的违禁物品的走私者的基地。[23]
与中原确立例行商贸活动巩固了单于的地位。他可以避免与中原的持续性战争，从而维护其经济基础。单于作为汉朝朝廷与草原之间的中介者，与他作为匈奴最高军事统帅的角色同样重要。中原与游牧民族的总体关系也更为稳固了。到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6—前141年)，北部边疆一派宁谧，边地只受零星抢掠，而旧日的战争也逐渐成为历史记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33年，当时，为了在军事上击败匈奴，汉廷通过对游牧民众的一次突袭，使和亲政策戛然而止，双方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边境战争。
另一个经济资源则是汉地农民和手艺人生产的产品，这些人在匈奴的掳掠中被俘，并被带回草原。我们对这些汉人俘虏或其后代的情况所知甚少。然而，有证据表明，游牧的匈奴民众有大量的谷物可供支配，这很可能是由被俘的农民生产的。例如，在公元前119年，当汉朝军队突入蒙古地区并直逼单于庭帐之际，汉军将领卫青及其五万士兵用缴获的匈奴粮食大摆盛宴，并在南返之际，将剩余的粮食付之一炬。[25]在之后的壶衍鞮(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时期，在一位汉人叛逃者的建议下，匈奴开始建造保护谷物供应的围栏及为汉人俘虏提供保障的一系列要塞。[26]在计划开始后不久，匈奴就决定停止建设，因为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不希望影响自己的流动性。[27]除了在蒙古地区的谷物供应，或者经由与中原边地的贸易获取之外，匈奴还在西伯利亚南部以及西域地区获得了可供选择的资源。基于此，很可能在与中原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战争之后，匈奴于公元前105年将其庭帐进一步向西转移，以便更好地开发匈奴帝国的第二块资源宝地。
在中原成为最主要的奉供和贸易来源时，匈奴还开发了其他地区的资源。西域地区的绿洲国家在匈奴的压力之下尤其不堪一击，它们国小兵弱，无力抗拒匈奴的索求。这些国家通过提供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得以在匈奴帝国重压下苟延残喘，直至匈奴的第一次内乱(约公元前60年)这些地区被汉朝控制为止。匈奴并不直接统治这一地区，而是通过当地统治者代为收税，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游牧生活方式的统治手段。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28]
沿着北部边境，匈奴控制着西伯利亚的大量生产地区。从考古发掘中间接知道的是，最初遭受游牧袭击而生灵涂炭的地区，一旦处于像匈奴和乌孙对贸易及税收对象加以保护的游牧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会恢复和兴盛起来。例如，在鄂毕河流域，青铜时代的卡拉苏克(Karasuk)文明(公元前13—前8世纪)的墓葬中有很多随葬品，但从来没有武器。然而，随着游牧民到达邻近的阿尔泰地区，之后的大列奇卡(Bolshay Rechka)文化(公元前7—前6世纪)的第一个阶段开始出现衰落的征兆，他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较之早期都要差很多，而且半数墓葬中发现了武器，发掘的村落地点也表现出突然遗弃的迹象。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情况开始有所改进。墓葬中有了更多的精致随葬品、殉葬的马匹以及铁质兵器。苏联考古学家格利亚兹诺夫(Gryaznov)将这一变化视作当地定居民众及其游牧邻居之间保持较为和平关系的反映。与以青铜制品而著称的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 Basin)类似，匈奴时期的墓葬尺寸以及随葬品的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与提高。[29]外部边界战略不管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匈奴国家在处理与中原的问题时，都会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游牧民族的人数很少，或许只有大约100万人，而他们所面对的是治下有5400万民众的汉朝。[30]因此，匈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使汉廷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单于必须对汉朝政府最高层的决策发挥影响，因为边疆政策是由朝廷而不是边地将领或边区官员制定的。最终，匈奴设计出一个敲诈性的掠夺战略，目的是以其力量压制汉朝朝廷。他们的“外部边界”战略充分利用了游牧民能力上的优势突袭中原，并在汉人实施报复之前撤退。它有三个主要部分:暴力突袭以震慑汉朝朝廷，时战时和以增加从汉人那里得到的奉供数量和贸易权，而且，即便是在大捷之后，也有意拒绝占领汉地。
匈奴利用暴力突袭或以此相威胁，作为与汉廷讨价还价的一种工具。这些故意的破坏性突袭有其政治目的。汉廷害怕北部边疆的动乱会导致帝国的分崩离析，来自边地的众多灾乱报告助长了这种恐惧，毁灭程度越大，对于汉廷的影响就越大，如果组织得当的话，就连一小股游牧民也能使汉朝遭受巨大损失。边地附近的恐怖事件被单于当作一种武器，以从中原攫取利益。匈奴并不关心他们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大会与边地农民和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对劫掠抱着这样的期望，即汉朝中央政府将会重建这些地区，因此他们就能再次实施劫掠。匈奴并不纯粹使用暴力，他们确实是将暴力作为与汉人讨价还价的一种策略。汉廷从来不会忽视匈奴及其需求，同时也被迫将单于视作与普天之下至高无上的汉朝皇帝平起平坐的统治者。
匈奴时战时和，以便从中原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劫掠性入侵之后，随后就经常会迎来一位声称当前问题可以通过签订新和约而再次得到解决的单于使者。以每次违约作为新要求的基础，单于会要求获得更多的奉供以及贸易利益，以作为对和平承诺的回报。和平维持时间的长短，部分取决于对新订协议的满意程度。提供奉供但不开放贸易的最初协定仅持续数年时间，即使在最好的和平局面背后，也存在着匈奴的潜在威胁，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对汉朝造成严重危害，而没有哪个和平协定能永久性地约束他们，这就算在匈奴以后防御汉人进攻时也是如此。他们不断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否则就不会结束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对于汉朝政府而言，军事行动较之游牧民族的索求，其代价要高昂得多，所造成的混乱也要大得多。汉廷将这种敌对关系与要求签署和平协定的变化，看作是“蛮夷”厚颜无耻以及他们贪婪的明证。正如一位汉朝官员所称的:“今匈奴嫚侮侵扰，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31]
在对游牧民族的防御方面，曾有人认为，他们通常是和平的，只是在汉朝拒绝和约时才劫掠中原。然而，这些解释中没有一个能够全然说清楚匈奴的政策。战和的转换不断地提醒汉朝政府，较之边境战争，和平协定的代价要小得多，混乱也会少得多。但就算在最为和平的关系背后也存在着暴力的威胁，这是由一位归降匈奴的汉人谋士中行所指出的。[32]当汉朝使者抱怨匈奴索求的奉供和礼物的数量时，他不屑一顾地说:
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33]
匈奴并不直接利用中原的资源，并且还会避免占据汉人的农业地区。由于他们无法对抗中原的庞大军队，匈奴在被攻击之前会撤退到一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34]在汉武帝对他们发动一次持续性的进攻之时，匈奴就越过戈壁沙漠向后撤退，使汉军难以追击他们。在强盛时期，匈奴深入中原掳掠，甚至有一次进抵汉都长安的外围，但他们从未占据过汉地，因为这将使他们背上防卫的包袱。尽管匈奴是对西汉王朝最危险的外部威胁，但是朝中关于匈奴问题的争论从未提及匈奴会征服中原。匈奴采取一种审慎的政策，这种政策使他们自己不会离中原太近。通过这种方式，匈奴就能利用中原的资源，同时又不会暴露出人数上的劣势，或者丧失其机动性。
汉地的反应
在整个西汉时期，汉人试图摧毁匈奴国家的努力未能成功。汉廷在这一地区的失败令人羞愧，因为匈奴只被看作是那些通过外交手段诈取或击溃中原可观军事力量的粗鲁蛮夷而已。然而，匈奴对来自中原的压力应对自如，它对抗甚至利用汉朝制定的应对战略。
从一开始，汉朝政府就将对匈奴给予奉供并予以安抚的和亲政策视为避免北部边疆高昂损失的一种方式。他们也希望，这些礼物和奉供能作为一种经济武器以削弱甚至彻底摧毁匈奴。这种战略归结为“五饵”:
1.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
2.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
3.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
4.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
5.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35]
“五饵”战略也使匈奴作为一个整体变得依附于中原，从而逐渐将其削弱。中行向匈奴警告了这种危险:
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36]
在理论上，“五饵”战略看似对匈奴形成了威胁，但由于他们的自给经济从未受到过威胁，因此汉朝的这种战略失败了。尽管贸易对于普通游牧民众而言相当有用，他们可以用游牧剩余物资换取诸如衣服和金属之类的汉朝制品，或者谷物和酒类，但他们并不只靠这些贸易活命。事实上，从汉廷获得的大多数物品是单于分发给政治精英们的奢侈品。对匈奴来说，汉朝的礼品、奉供、贸易以及战利品成为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正如拉铁摩尔所称的“纯粹的游牧民是贫穷的游牧民”[37]。因此，每位单于都仔细维护着他与中原打交道时作为草原部落代言人的独断权力，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自身的政治权力。当部落首领准备叛归中原时，就像汉人叛归匈奴一样，当地的匈奴首领都不准为自己讨价还价并留在帝国中。边疆关系从来不由地方处理，而是通过单于派到汉廷的使者执行，反之亦然。汉朝政府有时候设法以高官厚禄利诱大群游牧民归附中原，但由于匈奴国家结构的原因，他们发现不可能与草原上的匈奴首领结成联盟，也从来无法回避单于的独断权力。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原的匈奴问题，他废止和亲政策，转而发动进攻性战争。在武帝时期，汉朝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变是对和亲政策长期抱怨的一种回应，而在朝廷大臣中也弥漫着一种更为积极进取的哲学氛围。
朝廷的言官一直认为，这些协议迫使中原向匈奴纳贡，因此，也使单于、匈奴国家与汉朝皇帝、中原平起平坐。这两个特征违背了中原是世界秩序中心的本质，在这种秩序安排中，人类的所有关系被视作一个道德秩序的等级制度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皇帝尤其不与普天之下的统治者处于同等地位。在理论上，对外关系只是在中原与那些正式接受这种中原中心观的国家或首领之间才会产生。自从汉朝大臣认为宇宙的标志性秩序是一种对世俗秩序的必然需要与反映以后，正式接受中原中心观的世界秩序就成为实质所在。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中原标志性秩序的违背，不管是表现为灾异，还是体现在人类行为的规范方面，都有着直接的政治意义。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抗拒这种标志性秩序所带来的威胁。
中原中心观的世界秩序最明显与最具威胁的违背者是匈奴，因为他们要求并获得了与中原相等的地位。最初，未受教化的匈奴并未意识到这种状况是对汉廷的最大威胁之一。直到汉人叛逃者中行对他们解释了这一情况之后，匈奴才理所当然地与汉廷确立了关系。然而，在中行的帮助下，匈奴开始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对中原力量与权威的标志加以控制，进而愚弄汉廷，这种方式完全是这位汉朝前任官员的复仇行为。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38]
这些信件激怒了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期的官员贾谊。他长期反对和亲政策，坚持认为它直接违背了基本的儒家原则。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39]
贾谊随后提议，应该举兵进攻匈奴，并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但出于对游牧民族的恐惧，他的这一建议未能被汉廷付诸实施。
在对和亲政策的批评中，争论的中心更多的在于标志性秩序，而非现实情况。最初的这些反对意见并无多大影响。建立这项政策的汉高祖并不关心这种标志性秩序。他在秦朝灭亡与汉朝建立之初的内战余波中有众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会巩固现实的秩序。作为与匈奴战争中的劣势一方，汉高祖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因为他的意图是一种变通，而不像是一种吃亏的交易。在几乎被冒顿俘获之后，汉高祖对匈奴的力量深有感触。礼物、联姻以及承认匈奴是平等国家，是汉朝在中原站稳脚跟时安抚匈奴的最简便方式。确实，汉高祖当初准备将他自己的女儿送给冒顿为妻，最后被愤怒的吕后阻止。那些儒生在内战时期对这一关系不合时宜的吹毛求疵对他没起什么作用，每当儒生对他提建议时，他都在儒生的帽子中撒上一泡尿作为羞辱。[40]
尽管匈奴不时地袭击或羞辱，但在吕后及文、景当政期间，和亲政策得以延续。在此过程中，冒顿给吕后的粗俗无礼的求婚要求让吕后一怒之下差点宣战，但是朝中大臣认为汉军在他夫君在位时期还无法对抗匈奴，因此还是婉拒了冒顿的要求。容忍匈奴的要求是与汉朝的自由放任政策相一致的，在这样的政策下，政府对汉地民众轻徭薄赋，文帝尤其以节衣缩食著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亲政策还是实现了避免持久边境战争的基本目标，这种战争会使汉朝背上沉重的负担。
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时，中原已从汉朝建立之初的内战创伤中恢复过来。处理匈奴问题重新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这当初被批评为是大国的失策。在激烈的争论中，沿袭贾谊老腔调的官员们认为，此时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的时候了。而和亲体系的捍卫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战争的代价将会相当高昂，而最终收获甚小，因为汉军无法占领草原，匈奴也会远遁而去。旧政策的捍卫者最终胜出，但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站到了主战派一边。在汉武帝之后的四十年统治期中，中原费尽心力想要摧毁匈奴。[41]
汉朝对匈奴战争的战略有四个主要目标。其一，将汉朝的边界推进到之前秦朝的边界，而且在一些地方已经越出了原来的边界。整个边界由服徭役者防卫，这些人通常是囚徒，他们筑造墙状防御工事，并通过屯田达到部分的自给自足。其二，汉廷希望与匈奴的游牧邻居——月支和乌孙建立联盟。月支定居于阿姆河地区，不想与匈奴交战，因此拒绝与中原结盟。在昆莫与汉室公主联姻后，乌孙同意与汉朝结成松散联盟，他们从西边袭击匈奴，并不时为汉朝提供支援。其三，汉军进入塔里木盆地，并征服了那里的城邦。这一行动试图阻止他们与藏边的羌族头人的联系，并使匈奴停止从西域的城邦征税，从而“斩匈奴右臂”。[42]最后，汉军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设法去摧毁草原上的匈奴力量。
汉朝的战略低估了匈奴联盟的恢复能力以及在草原上取胜的难度。汉人只能设法掌控他们位于匈奴边疆的边缘地带。他们既不能占领整个草原，又不能像他们在南部与西部的征服地区那样，将中原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引入其中。而且，草原上的战争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需要足够的后勤以保证汉军的供给，因为匈奴并没有富裕的城市可供征服或者农田以供占领。不论汉军赢得多少次胜利，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匈奴本土撤军，从而将草原拱手让给游牧民族。
与此同时，匈奴修正了其外部边疆战略，以应对中原的进攻性新政策。跟先前一样，它利用了游牧民族胜人一筹的迅速机动能力以及汉军的非机动性，在草原上纠缠数月之久，直至汉军供给不继。
双方反目成仇是由于汉军在马邑边市为匈奴设下了陷阱。单于带着他的军队抵达这一地区，但是他发现此地的牲畜无人牧养，遂陡生疑惑，怀疑中了汉朝的阴谋，随即命匈奴军队全线撤退。匈奴随后劫掠边境，迫使汉廷花费巨大的军事代价经营沿草原一带的长城防御线。由于固守这些防御对于中原的防卫来说至关重要，汉军就无法分出兵力去攻击匈奴。在与中原的战争中，匈奴有地理上的优势。从位于草原的中心方位出发，匈奴迫使汉军沿着整个边界艰难寻敌作战，而匈奴却能集中全力攻击汉军最薄弱之处。当汉人在定点防御的战斗中占据上风后，他们发现既难以强化边疆优势，也无法派远征军进抵草原。维持边疆防御的任务大多重压在那些厌烦匈奴掳掠的边地民众身上。汉廷因此背上新的心理负担，担心匈奴会教唆这些边地民胡作非为，这些边地民众经常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当汉朝开始对匈奴形成军事压力时，单于就将他的民众与庭帐从靠近边界的区域移至蒙古地区北部的新领地。要到达戈壁沙漠另一侧的匈奴那里，汉朝远征军就必须在草原跋涉数万里。匈奴通常可以从容知晓汉军的行动，并经常能够轻易避开其进军路线而免受打击。作为整个匈奴帝国的组成部分，那些受到进攻威胁的部落可以临时性地进入毗邻部落占据的地域而不受抵抗。这就使得一些汉朝军队无法找到敌人，而且在追击匈奴时被拖得精疲力竭，在他们试图返归中原时，又饱受打击。通过持续性撤退以避免战斗的战术，是古老游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敌人自败。就像匈奴拒绝占领必须防御更具优势的汉军的汉地一样，在草原上，他们会避免战斗，直到稳操胜券为止。由于没有城市或村庄需要防御，游牧民族就安于利用草原上的艰难旅程与恶劣条件去击败汉军。只有在当汉军采取匈奴的战斗方式，以轻骑兵和突袭方式战斗时，方能获得对游牧民族的大捷。大多数汉军与将领既不熟悉也不适应这种战斗方式。熟悉草原战争的是出身于边疆的那些人，他们通常并不受汉廷赏识，在与匈奴作战时，经常选择投降，以免因失败而受汉朝的军法处置。
匈奴继续执行他们猛烈袭击与和平方式相交替的政策。匈奴已经意识到，与游牧民族相比，持久战对于汉朝政府而言更难维持。匈奴的和平建议总是要求重新采取和亲政策，并获得较之战前更多的礼物。即使没有这些奉供，单于在草原上依然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如果说在和平时期，单于通过与中原商议为游牧民族获取利益以维持其地位，那么在战时，他就成为将整体联合起来抵御汉朝攻击的草原上的军事领袖，而这有助于将各部落统合在单于的领导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匈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尽了中原的财富，损害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使民众陷于贫困之中。如果单于不再使用劫掠这种直接损害方式索求奉供，战争这种对汉朝政府和经济造成间接损害的方式，就成为恢复游牧民族从中原获得互市与礼物的一种工具。
通过对汉军主要战役及其损失情况的探究，可以发现，这些战事给中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汉廷花费十年的时间，勉强说对匈奴取得了些许胜利。公元前124年，汉军在鄂尔多斯通过突袭取得了第一次大捷。公元前121年，浑邪王带其四万部众归附汉朝。公元前119年，汉军在对漠北的一次远征中大败匈奴。这些损失使匈奴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无力行动，但是到公元前110年，汉军开始从其所到达的最远边界撤退。在西部，汉朝的扩张要晚于这一期限。直到公元前102年汉朝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的尝试失败为止，西域的大部分地区都置于汉朝统治之下。三年后，当这位名将转而将兵锋指向匈奴时，他在草原战役中损失了六七成的兵力。在公元前90年的另一次灾难性远征中，李广利本人被匈奴俘获。因此，在最初与匈奴交战时的一些胜战之后，汉朝遭受了重大挫折，遂不得不在武帝末年转入防御。
胜利与失败一样，都使汉朝花费甚巨。在公元前125—前124年间的战事中，据称有一万九千名匈奴人和一百万只绵羊被俘获，汉廷耗费了二十万斤金[43]作为将领与军队的粮饷，而且还损失了十万匹马。浑邪王之所以投降，部分原因在于，汉朝会以百亿钱的礼物和食物用来犒劳那些投降的首领及其部众(一斤金=244克，官价值一万钱)。公元前119年的汉军大捷付出了数万士兵死亡、损失十万马匹以及五十万斤金的代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草原上军需的庞大开销。李广利在公元前108[44]年对大宛的第一次流产的袭击中，损失了八成兵力，大多数是因为供给不继所致。在他成功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中，最初十八万军队中，只有三万人到达大宛。[45]
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数字在汉朝财政术语中的意义，据估计，汉朝的年度税收有一百亿钱用于政府行政，而八十三亿钱为皇帝所用。[46]仅公元前119年的战事开销就吞噬了财政年收入的一半。用于接济浑邪王降众的百亿钱迫使皇室与政府部门的开支大为削减。这些数字被反对战争政策的宫廷史官司马迁记录进大捷文献之中。这些情况表明，汉武帝后来被批评为好大喜功而使中原破产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历次战役中大量马匹的损失以及军队后勤保障的必要性，也意味着汉廷无法延续其胜利局面。因此，匈奴就经常有机会在汉军发起下一次攻击之前恢复实力。即使在处于防御局面时，匈奴也通过迫使中原搜刮更多的收入以应付绵延不断的战争的方式，同样对汉朝经济造成重创。
战争政策在一开始就使汉廷陷于分裂境地。那些义愤填膺的大臣声称，他们的行动对于将匈奴纳入以儒家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中原中心观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执行这一政策，就需要预先采取很多行动，比如组建军队、建立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经济集中化、征收重税以及发动广泛的徭役等等，而这些行动是曾经作为秦朝指导方针的严苛的法家哲学的特征。[47]
汉武帝的政策与秦朝亡国行径之间的相似性，在朝议中成为老生常谈。权臣主父偃有一份长篇奏议，这种论调在其中可见一斑:
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48]
持续不断的战争在汉朝政府中也产生了影响，因为这触及了那些控制着国家行政的官员的利益。战争既增强了军事建设，也增强了对政府官员的职位垄断形成最大威胁的商人阶层的重要性。在和平时期，通过以文化阶层德才为准绳的考试和荐举制度，可以限制商人从政，也阻止了他们进入到文化阶层当中。商人在法律上被排除在考试制度之外，他们的职业被视为是不体面的，而士兵则通常缺少美德。在战时，国内官僚将这些集团排除在外的能力弱化了，而军事指挥官一旦在战争中取胜，就可以获得金钱、贵族等级与政府职位。当皇帝发动的战争使国库空虚时，商人们就可以购买官衔或爵位。由于执行对外政策及指挥战争的需要，皇帝不会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而更可能直接干预政府运作。与温良的前辈(尤其是文帝)相反，汉武帝落下了暴政的恶名。基于这些原因，在朝廷中总是有一派强大的势力想方设法结束在草原上的军事冒险。在以李广利被俘为结局的一系列失败之后，通过密谋，这些大臣成功地阻止了进一步的进攻性战役，而武帝的继承者则全然废止了这一政策。
由于匈奴帝国政府异常稳固，匈奴抵挡住了汉朝的压力。由此看来，匈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失手、浑邪王的投降以及公元前119年单于的大败，并未减弱匈奴对草原的控制。在汉朝的攻势开始失败及其激进政策被废止之前，匈奴并没有遇到严重困难。
汉朝政府将政策转向完全防御，就是说，在未能实现和平时，也不采取进攻性行动。这一政策出人意料地对匈奴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他们可以在草原上击败汉军，但无法轻易地穿越坚固的防御线，在这些地方，汉人具有军事优势。这使得单于左右为难。在汉军入侵草原之时，单于作为游牧民族捍卫者的位置是确定无疑的，就算在失败之后，草原部落集结在单于的麾下以求自保，或者离开他而投归中原，因为中原地区没有匈奴的政治力量。当汉人从先前位置撤退，匈奴变得咄咄逼人之后，游牧民族希望再次马上得到相应回报。单于要么必须用从中原掳掠到的战利品安抚他们，要么迫使汉廷签订提供贸易与奉供的有利可图的和平协定。结果，毫无疑问的是，匈奴在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前96年在位)时期开始走向衰落，这正是匈奴将中原力量挤出草原的时期。[49]且鞮侯之后的四位继承者全都陷入更为巨大而残酷的争端之中，匈奴贵族第一次分裂为数个派别。那些过去被和平解决了的继承权矛盾，此时导致了匈奴的分裂。草原上的其他部落不久之后开始发现，匈奴原来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匈奴对汉朝进攻的防御经常停留在对汉军无法永久性的占领草原这一认识之上，这对于草原上的其他游牧部落却不在话下。他们有着迫使匈奴离开这一地区或者对其加以统治的潜力，就像匈奴曾经驱赶月支吞并东胡从而建立他们在草原上的霸权一样。其他游牧民族对匈奴的袭击因此在性质上不同于汉朝的攻击。基于这一原因，匈奴小心谨慎地监视着臣服的部落。正是帝国失序的局面使得继位之争成为那些先前力避对抗匈奴的部落有了攻击的机会。
对匈奴的第一次来自游牧部落的攻击是乌桓在公元前87年左右进行的，他们劫掠了单于的陵寝。这一亵渎和侮辱行为激怒了匈奴，他们以惩罚性的劫掠作为报复，轻而易举击败了乌桓。数年之后，在草原西部又爆发了冲突，匈奴占领了西域的边缘地区并威胁乌孙。乌孙于是求助于汉廷盟友，这种情况此前很少发生，作为回应，汉朝于公元前71年对匈奴发动了进攻。虽然这次攻击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却使匈奴陷入三大灾难之中。首先，为了避免中原的进攻，他们被迫在一年中多次转移民众与牲畜，这使民众与牲畜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次，在对乌孙的一次成功的冬季反击之后，匈奴军队遭遇了暴风雪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这种灾难传闻招致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丁令从北面，乌孙从西面，而乌桓从东面发起攻击。公元前68年，匈奴既遭受到饥荒，又死了单于。尽管遭受这些灾难，匈奴仍然维持着对草原的掌控。直到公元前60年的另一次继位危机时，匈奴帝国才爆发了内战。正是这次内战迫使匈奴与中原缔结了和约。汉廷坚持认为和亲政策无法恢复，而匈奴必须加入作为任何新协议组成部分的朝贡体系之中，此时的匈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拒绝接受与中原的任何和约了。
新的和平
汉武帝军事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作为中原对外关系核心框架的朝贡体系。在这一框架下，各个外国或外族都被要求接受从属地位。在公元前119年的大败之后，匈奴要求恢复建立在和亲政策基础之上的旧和约。汉廷告知他们，单于只有在同意向中原附送一名人质、向皇帝输诚及纳贡的情况下方才可能实现和平。伊稚斜单于愤而拒绝了这些要求。公元前107年，他的继承者也拒绝了一份类似的提议:
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50]
匈奴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拒绝接受汉朝的这些新要求。随后，到了公元前54年，在汉武帝驾崩以及他的进攻性政策被废止很长时间后，匈奴方才接受中原的要求。从那时起，草原上的游牧力量再未强烈反对过朝贡体系。这一突然转变的原因在于，匈奴发现朝贡体系是一种仅需象征性的归顺就能换取巨大收益的徒有虚名之事。一旦匈奴知晓了其运作过程，就很积极地支持朝贡体系，这使他们得以重建在草原上的力量。
单于一开始对朝贡体系的拒绝，是基于对草原上的自身政治地位的考量。单于与匈奴国家依靠剥削中原经济而使草原整体受益。匈奴的政治结构无法容忍其角色的转变:一旦单于向中原纳贡，就破坏了维持其自身权力的一个关键性支柱。匈奴并不将朝贡体系看成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理想结构。从作为草原统治者的自身经验出发，他们将中原的呼吁理解为一种迫使他们归顺的意图。匈奴向近邻部落索要人质和贡品，以确保一种直接对匈奴有利的剥削关系。他们无法想象中原所需要的仅仅是象征性的正式归顺，而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注重实效的匈奴来说，象征性世界大体上仅局限于作为敌对标志的火光冲天的村镇以及所猎取的人头。中原只需要象征性的归顺，并以数量上大增的礼物、定期奉供以及贸易相交换，引用贾谊在相当不同的背景下的一句话就是“实难理喻，上下倒置”。匈奴因此继续要求恢复和亲政策以作为获取和平的唯一基础。正是以匈奴内战以及失去首领的危险举动为代价，他们才发现了汉朝朝贡体系的真正本质。
匈奴的第一次内战是因前述的对单于地位的进一步争夺而诱发的。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的去世导致了一场内战，起因是匈奴贵族们对两个世系中哪一方应该继位的问题发生了分裂。
后数日，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乌维单于耳孙也。[51]
先前的争论所涉及的只是单个大家族中的争夺者，问题经常在于究竟是兄弟还是儿子应该继承。这回的情况则是皇室中两支强大宗系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作为乌维的大孙子，握衍朐鞮实际上代表冒顿的长子一系，这一支失去了对单于之位的控制，而单于头衔落入乌维的幼弟手中。握衍朐鞮的政变不仅从被指定的继承人那里，而且从他的整个世系中争取单于之位。为了确保自身的权力，握衍朐鞮处死了他前任的亲信，并将虚闾权渠的兄弟子孙全都从万户的行列中清除出去，代之以自己的亲信。这一行动使匈奴贵族分裂为对立的世系，而为了弥补他不受贵族支持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握衍朐鞮设法将他的个人网络拓展到地方部落组织的层面，力图扩大他的权力基础。
正是这一行动(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激起了联盟内各部落的反叛，因为它威胁到地方部落贵族们的传统自治权。奥鞬贵人拒绝接受单于的儿子被任命为部落之主，这一位置本应合法地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系。在皇室的那些未能继位的成员的支持之下，联盟内部的部落开始反叛，使握衍朐鞮于公元前58年自杀。然而，一旦年长者的地位以及过去十分敏感的继承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就不可能直接恢复统一局面。只要有人惦念单于之位，他就会设法举兵起事。曾经有五位自封的单于互相争斗。最后的冲突集中到两位兄弟(或堂兄弟)——郅支与呼韩邪之间，他们都是虚闾权渠的儿子。
在《史记》中，叛离匈奴庭帐的郅支被视作是北单于，而迁至汉朝边境的呼韩邪则是南单于。他们两者都无法完全控制草原上的部落，两者中郅支更为强大，故而在战斗中重创南单于。在危急关头，呼韩邪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们归附中原以获得保护，免受郅支的攻击。
他们集会讨论这一提议，大部分人反对归附中原，并声称:
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52]
支持归附的一位大臣则认为:
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53]
呼韩邪的困境在于:假如按照大多数匈奴人所认为的，归附中原意味着投降与被吞并的话，他只能以放弃任何返回草原的希望为代价方能保命。他的同盟者在会中提醒他说，这场内战是兄弟间的争斗，他们的意思是说，匈奴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呼韩邪的个人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宁愿毫不犹豫地叛归郅支，也不愿被中原所吞并。呼韩邪也知道叛逃匈奴的前车之鉴，当时，浑邪王投降汉朝并获得了大量的赏赐与头衔，但是他的部众被分割并置于汉朝的监视之下。更为直接的例子是公元前59年左右，日逐王携大批部众投降。他个人也受到汉朝善待，并被加官晋爵，但他作为草原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一去不复返了。郅支相信，一旦呼韩邪归附中原，他的兄弟将失去此前在草原上所获得的全部权力与影响力。但是，考虑到郅支的军事优势，呼韩邪觉得他除了归附中原别无选择，遂于公元前53年入质。
朝贡体系的要求是相当仪式化的。由于呼韩邪是一位单于，因此他就被以特礼相待，位列所有汉朝贵族之上，并赠予礼物，但汉朝并无意吞并其部众。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郅支改变了政策，也派了一名人质到汉廷争夺朝贡收益。匈奴意识到，汉人主要关心的是象征性的归附，只要匈奴能够归附，汉廷就算为之破费也在所不惜。从这时期开始，朝贡体系连同“归附”、“敬颂”与“纳贡”之类词语联在一起。一旦这些特征了然于世之后，草原上的部落就再也不会强烈反对了。与之相反，他们将朝贡体系视作先前那样用来对中原施加影响的一种新体系。汉人经常对这一真实情形加以批评，认为游牧民族作为朝贡者，心术不正，抱有虎狼之心。对于草原部落而言，说什么话并不重要，而假如中原愿意为他们的恭维话有所破费的话，他们就很乐意将这些恭维话与马匹及羊群一起奉送出去。汉廷和匈奴都清楚，在这种新诚意的背后，隐藏的是游牧民族通过劫掠或勒索侵扰中原的能力。
内部边界战略
对汉朝朝贡体系真实本质的认识，使呼韩邪得以实施一种草原政治中的新战略。在本质上，南单于利用汉朝的巨额财富和军事保护去赢得草原上的内战。这种战略被屡加运用，使部落内战中的一派(通常是弱者一方)获得中原的支援，以摧毁草原上的敌人。与完全投降中原从而使部落首领获得汉地官职并进入汉朝行政体系的举动相比，这一战略有所不同。“内部边界”战略要求首领保持其自治性，并避免汉人的直接控制。这种情况只有当统一的草原联盟瓦解时方有可能出现，因为在草原联盟保持完整之时，边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政权生存的空间。汉人期望能支持内战中的对手，以图“以夷制夷”，这是汉廷十分常见的政策。[54]他们也认为对胜利一方的支援将会为未来的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尽管在短期内这两个目标都能实现，但从长远来看，汉人的援助使游牧民族得以重建帝国。
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中原过去一直在为重建这个破碎的联盟提供资金。正如之前所说的，单于由于具备回馈结盟的帝国各部落的能力，从而获得了大部分的影响力。不管是哪位争夺者，都把获得中原的支持视作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靠着这些就可以吸引新的追随者，并建立一支军队。通过与中原结盟，游牧首领除了重建他的联盟之外，也获得了免受其对手打击的军事保护。在获得这种地位之后，这些游牧首领就可以通过公开拒绝对手从汉廷获得贸易权与贡礼的方式，从而围堵草原上的对手。最有利的情况是，结盟的首领可以说服中原资助他的部落军队，最好就是直接派遣汉人军队打击其对手。一旦汉人卷入草原的内战冲突，将会经常被迫处理更多的事务，而不甚防备他们的“结盟者”可能会变成敌人并开始劫掠。利用这些手段，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几乎毫无悬念地会赢得内战，这时，其首领就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他可以返归草原，将之统一起来，并在处理与中原关系时，回归到外部边界战略;他也可以使草原依旧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而仅仅对紧邻的边界地区(经常作为中原“保护者”的角色)保持控制，以垄断货物向草原的流入，并使那些更少具有组织性的游牧民族无法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在呼韩邪领导之下，匈奴重新统一，表明内部边界战略确实有效。在十年之内，他通过使用汉人的资源，使匈奴帝国一直保持强大。
公元前51年，南单于朝觐汉都，这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导致了这样的问题:要在不疏远单于的情况下确立起汉人的优越性，采取何种类型的外交礼节更合适？一些汉朝的大臣坚持认为，南单于应该被列于所有汉朝大臣之后，以昭告天下，他只是一位已经归顺了的蛮夷，但皇帝否决了这一观点。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多位单于拒绝接受朝贡的原则，汉朝与匈奴遂兵戎相见，而汉朝早期的军事行动都未能迫使匈奴改变态度。[55]宣帝并不在意匈奴的恐吓，因为匈奴实际上很乐意接受朝贡关系的安排，“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作为一位合法的单于，哪怕是敌手，也几乎与汉地皇帝平起平坐，这是和约中在双方相处方面所出现的重大转变。他竟不需要在皇位面前磕头，也不必接受任何汉朝头衔，这表明，单于并非汉朝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作为对其朝觐汉廷的回报，呼韩邪获得了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他的随从受赠谷米三万四千斛。第二年他和郅支派遣使者收受贡礼，但是呼韩邪从汉朝得到的更多。公元前49年，呼韩邪第二次入朝，并获得更多礼赐——包括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第二年，呼韩邪声称其部众困乏无助，汉廷遂派发谷米二万斛赈济，尽管这时中原部分地区也正遭受着饥荒。这些贡礼、谷物以及与中原的贸易有助于呼韩邪统一匈奴。[56]
郅支在这次对朝贡利益的争夺中落败了。公元前45年，他请求汉廷归还人质。由于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汉廷在近两年之后方才在官方护送下将人质送回。郅支杀死了汉朝使节，随后放弃了旧有的匈奴领地，向西迁徙，并与乌孙交战，进而控制了费尔干纳地区。呼韩邪通过其优越的经济资源地位，不曾与其兄弟交战，就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随后，在公元前35年，郅支在西域西部的战斗中死于汉军之手。[57]
南单于继续朝觐汉廷，并请求给予谷物，表面上看，匈奴似乎非常衰弱，但实际上正迅速发展壮大。派出去调查郅支损失情况的两位使者惊异地发现匈奴已经从内战损失中恢复了过来:
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58]
公元前43年，呼韩邪北返故地，“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59]。
回到草原之后，呼韩邪就能自由地采取一种略加变动的外部边界战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则一如既往。匈奴不再希望控制汉朝政府，而是期望必要时劫掠边疆。这一时期的显著不同在于，在朝贡体系下，匈奴更常运用的是隐性的威胁，而非一个世纪之前的直接军事行动。在与汉廷的接触中，他们语气委婉，但相信汉廷可以明白，要是拒绝匈奴请求的话，他们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通过将援助与贸易作为朝贡体系一部分的方式而与匈奴订立和约之后，汉廷经常担心触怒匈奴，从而引发一场代价高昂而又猝不及防的边境战争。通过观察汉朝官方对匈奴源源不绝的朝贡使团所馈赠的丝缎，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和平持续得越久，耗资就越多，而给每位入觐单于的赏礼也节节攀升:[60]
最初的三次朝觐是呼韩邪率领的，他用前两次的所得为匈奴联盟的重建提供了资金。他在公元前33年的最后一次朝觐中所获得的更多馈礼表明匈奴已经恢复了力量。在呼韩邪死后，每位单于在任内朝觐一次汉廷遂成惯例，这通常在即位后的数年之中进行。这一时期唯一一位未能朝觐汉廷的单于于公元前12年死于途中。要求进行这些朝觐活动的是匈奴而非汉朝，汉廷对此很不乐意，汉朝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使国家耗费巨大，而且也会带来厄运。对巫术的恐惧在汉廷弥漫开来，认为匈奴巫师在给皇帝的礼物上施了咒语。[61]在单于于公元前49年和公元前33年的两次朝觐之后，汉朝皇帝随即就驾崩了。公元前3年，由于耗资巨大且出现了疫病迹象，汉廷最初打算拒绝拟议中的朝觐，但一位大臣指出了这样做的危险，汉廷由于害怕匈奴不满，而不得不加以重新考虑。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62]
单于于公元前1年前来朝觐，并获得了丰厚馈赠。同一年，汉帝驾崩。
通过对西汉最后五十年的朝贡体系的细致研究可以发现，尽管有着纳贡语言上的虚饰，但这种朝贡体系还是深深植根于旧有的和亲传统之中。入质、颂表以及纳贡是主要的标志性要求。朝廷的人质数量很少，因为汉朝害怕万一伤害了哪一位，就会引起战争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汉廷希望可以借此对匈奴施加影响，但是不会强迫这些人。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朝贡体系是一种荒唐可笑、自欺欺人的伪装。
汉朝的文献并没有记录呼韩邪与宣帝、元帝签署和约的细节，也许是因为这类和约与和亲协定太相似了。直到王莽时期，在双方重开谈判之时，这些协定在结构上看起来并无二样。和亲协议有四项条款:
1.每年向单于提供丝缎、谷物以及酒类。
2.汉廷将一位公主嫁给单于。
3.汉朝与匈奴平等相待，各领其国。
4.双方都接受将长城作为两国间的边界。
朝贡体系对这些条款改动甚少。班固在批评边疆政策时认为“和亲赂遗，不过千金”，表明单于继续得到了一年一次的奉供，尽管这与朝贡体系中朝觐得到的赏赐相比，并不是主要的。[63]汉廷也将一位宫女嫁给呼韩邪为妻，在呼韩邪死后，依照匈奴习俗，她之后又嫁给了继位的单于。除了朝贡仪式之外，在所有方面，匈奴都与中原平起平坐，单于是一位统治着长城以北所有民众的合法统治者。单于保留了从这一地区获取人质与征收供奉(这是匈奴的真正税收)的明确权利。后来，当王莽对匈奴在西部的行为耿耿于怀时，单于辩称是依据由呼韩邪所签订的协定条款行事的。特制钤印确保单于不至沦为一个从属性角色，因为它不同于汉廷任何其他钤印，而与汉朝皇帝自己的印相似。呼韩邪和他的继位者都没有接受汉朝的封授。最终，长城依旧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边界，中原意识到自己缺乏在草原上的主权。
实际上，朝贡体系只是旧有的和亲协定的补充，不可能取而代之。作为接受新的仪礼的回报，匈奴得到了新的利益。汉廷与匈奴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一新的但同时代价也更为高昂的体系上面，这使得例行奉供的价值黯然失色。在接受了朝贡体系之后，匈奴马上设法从中攫取资源，他们在利用汉朝资源为其自身服务方面，表现得老谋深算。单于控制着入贡朝觐的时间与频率，由此获得专门的粮食保障，并在每次朝觐之后从汉廷获得巨额馈赠，却只让他自己的使者给汉廷带些象征性的礼物。在呼韩邪在位的最后岁月中，匈奴经常声称要帮助中原保卫边疆，以表明一直履行着义务。这一建议最后被拒绝了，因为有位汉朝官员认为，它将使匈奴获得更多的权力，在未来还会将中原当成人质。
朝贡体系带来了边疆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就像在和亲协定之下的早期和平阶段一样，这种和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匈奴得到了馈礼资助。单于获得了定量的丝绸与其他物品供应，他可以在帝国内部出售或重新分配。由于没有像单于那样强有力的对手，匈奴在草原上的支配地位遂得以恢复。普通部落民众再次进入边市，换取汉地货物。对匈奴将会挑起战争的恐惧，使得汉廷馈礼的数量节节攀升。这一长期和平局面最终在王莽时期被破坏了，跟汉武帝一样，王莽试图转变这一局面，从而激怒了匈奴。然而，根据在朝贡体系的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匈奴的反应已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外部边界战略——他们劫掠中原边境，同时又用卑谦的语气以尽可能多地从中原攫取馈礼。
王莽是一位重要的皇室外戚，他在西汉末年成为最具权势的大臣，进而控制刘汉政权，并继之建立起短命的新朝(公元9—23年)。作为一位最重要的儒者，王莽决定创造一个可以指导内外政策的单一的、理想化的秩序。他不满允许匈奴成为不需承认中原权威的入贡者的妥协做法，要求修订和约，并重新定义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以顾及中原的利益。为了推行他的政策，王莽采取了两个策略。首先要求在给匈奴大量礼物时，从他们那里得到交换，但是匈奴对此不屑一顾，只接受礼物而不理睬其要求，王莽进而出兵，采取另外任命单于这样的进攻性政策来破坏匈奴联盟。尤其令人感到反复无常的是，王莽几乎每五年就会转变策略，直到他最后在公元23年丧生于汉地起义军之手为止。[64]
匈奴对王莽政策的反应表明，自从进入朝贡体系之后，匈奴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已经变得更为老道娴熟了。在三位单于统治时期，匈奴给王莽施加压力，要求继续维持这一有利可图的朝贡体系。在这一时期，破坏这种朝贡关系的是中原而非匈奴。通过对王莽主导之下在边疆地区的四个战和转换的时期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情况。
公元5年，单于接受了一股脱离汉朝控制的西域难民，这引发了双方的第一次争端。王莽要求他们将这些人退还。单于向王莽指出，根据呼韩邪签订的协定，他们有权接受长城之外的所有地区的臣民，除了那些只来自于中原的难民。然而，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单于还是退还了这些人，并要求他们免受惩处，但王莽将这些人全部斩首，并派使者到单于那里，要求将协定修改为不包括来自乌孙和乌桓部落以及西域东部紧邻中原地区的流民与人质。在大致同时，王莽还让单于采用汉姓，以取代他自己“蛮夷”的多音节姓名，以此作为对大量赠礼的回报。单于采用了汉姓，获得了馈礼并正式同意修改协定。
事实上，单于既不关心他与中原的关系特征的变化，也并不在意新协定条款的限制。匈奴的征税官一如既往地对乌桓敲诈勒索。乌桓奋起反抗，力图摆脱匈奴的控制，却受到匈奴的攻击，匈奴将一些乌桓人掠为人质，并以此要求乌桓偿付赎金。单于的政策是表面上同意王莽的一些要求，以保证中原方面继续提供馈礼，暗地里却为所欲为。单于在公元9年就曾以此行事，当时王莽给他一枚新朝的钤印以代替汉朝所赐之印。与旧的钤印不同的是，新钤印表明单于是新朝的一位官员，而且还是低级官员。不幸的是，单于只是在汉朝的钤印被销毁之后才发现这一变化。单于要求更换钤印，但王莽予以拒绝，而是额外给了单于一大批礼物。单于没有对中原发动战争，但在暗地里组织对边疆地区的劫掠活动。
在用这枚钤印进行贸易后不久，单于接纳了来自西域的第二批流民，并袭击了这一地区中原政权的军事哨所。作为回应，王莽试图分化瓦解匈奴帝国。当时王莽试图任命十五位新单于统治草原，他派使者于公元11年到边疆地区，以黄金赐礼引诱呼韩邪的后裔。登和助两位兄弟为王莽所动，之后追随他的父亲咸(呼韩邪的一位儿子、在位单于的堂兄)而来。咸获得了一千斤金(1000斤=244千克，现值350万美元)以及“孝单于”的封号。助被封为“顺单于”，并获得了五百斤金，而他的兄弟则封为汉朝的公爵与将军。两位兄弟都被送往长安，助病死后，他的头衔传给了登。对这种直接干涉匈奴政治的行为，单于大发雷霆，令部下劫掠边疆，而中原边界也第一次受到了匈奴的大范围攻击。咸马上抛弃王莽，把他的儿子登留在中原，孤身回到单于庭为自己的举动开脱。单于将他的这位堂兄贬为匈奴的低官，并将他从继承人行列中清除出去。王莽同样要求咸为边疆的一些劫掠承担罪责，并将登公开处决。王莽还集合起了三十万大军，要求在三百天之内将匈奴从草原赶出去。这支军队确实到了边疆，但却从未离开防御工事主动出击过。
王莽分裂匈奴的计划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像呼韩邪一样，中原的支持将会为候选人赢得内战助一臂之力。然而，这种历史类推是不成立的。只有当匈奴自身发生分裂时，汉人的支持方才显得至关重要。当匈奴统一时，汉人所指定的单于在草原上并没有支持的基础。咸在双方敌对行动一开始就返回草原的举动，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王莽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汉武帝采取行动时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环境下，汉武帝的行动是相当有效的，而王莽自己的宏大计划也已经出了岔子，并将中原拖入了一场与匈奴的消耗巨大而又毫无胜算的战争之中。
在这一时期，囊知牙斯单于发动的劫掠并不多，这毋宁是向王莽表明:一场边疆战争的开销要大于与匈奴保持和平的开支。匈奴的政策并不在于持续性的全面敌对，而在于重新获取朝贡收益。公元13年囊知牙斯死后，匈奴选择之前失宠的咸取代其他对手而登上单于之位，因为他最有可能说服王莽恢复原先的赐礼外交。咸的首次行动就是将从西域来的流民归还给王莽(他将这些人活活烧死)以换取黄金、丝缎与衣物，但这种良好关系在咸知道他儿子的死讯后马上就恶化了。
单于贪莽赂遗，故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65]
咸死于公元18年，他的继承者舆试图继续执行和平政策，然而王莽再次决定拥立一位傀儡单于以扰乱匈奴内政，这迫使匈奴对边疆发动了公开进攻。王莽试图将匈奴纳入中原真正的朝贡序列的意图导致了一系列毫无成效的战争，也正是他不得人心的国内政策使他一朝败亡。叛军包围了国都，王莽于公元23年死于其手。中原的新统治者为安抚单于，将旧钤印归还给了他，并放回匈奴囚徒。单于发现了汉人的弱势:
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66]
王莽死后，中原陷入一场持久的内战之中。在这一时期，匈奴的军事实力正处于顶峰，而且在一位与中原敌对的单于统治下，政权也统一而稳定。然而，尽管有机会去决定中原的未来走向，但匈奴并没有在中原的这场内战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像在秦汉之交(以及后来的隋唐混乱时期)一样，游牧民族保持着中立。游牧力量的这种克制态度也就无法证明这样的常识:中原的混乱总是由草原民族直接征服的野心造成的。
通过重新探究中原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可以找出匈奴之所以保持克制态度的原因。匈奴国家很大程度上通过获取中原的资源而生存，造成的结果就是，匈奴需要在中原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可以敲诈。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将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匈奴所成功采用的长达二百年的外部边界战略经验要求单于避免占领汉地。劫掠可以为匈奴提供必要的收入，直到中原内战结束，而原先的敲诈关系则可以与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重新建立起来。从单于方面来说，他乐于看到中原的重新统一。中原分裂为诸多彼此征伐的小国将会破坏资源与政治结构，而这些资源与政治结构正是匈奴寄生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匈奴在东汉开始之初所执行的政策就变得清晰得多。
王莽死后，边地的汉人反叛者们寻求匈奴的支援，但是游牧民族却更愿意与中原的核心政治力量打交道，而不愿意另立代理人。他们似乎很少支持边疆的反叛者去增加中原的负担。例如，当彭宠于公元26年反叛时，他将女儿嫁给单于，并奉送了很多丝缎礼品，但只得到匈奴方面的少量支援，在两年内就被击败了。与此同时，西北的卢芳在匈奴拥立下称帝，获得了当地小军阀的支持，还得到匈奴的少量援助，但最终也投降了东汉王朝。[67]
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发现这些对手不堪一击，但匈奴的劫掠却迫使他放弃一些边疆地区，随后组织起一系列新的防御工事。从他的角度来看，匈奴只是在边地抢劫并向南拓展到汉人在内战中遗弃的地域而已。早在公元30年，光武帝就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到匈奴了，但是单于依然保持敌对态度，这与匈奴使用血腥劫掠以便使新王朝不得不恢复其朝贡体系的战略是一致的。由于光武帝采取了全面的边疆防御政策，在他秉政期间，并不打算对匈奴发动直接攻击，因此双方就不得不签订一项新的协定。在汉高祖时期，匈奴非常强大，因此有信心在与西汉签订的和亲协定中恢复两国正式的外交平等局面，这种局面也受到了西汉的承认。但是，就在匈奴势力如日中天而中原处于防御局面之时，却突然陷入了一场导致永久分裂的内战之中。
从中原的角度来看，第二次匈奴内战完全出乎意料。王莽两次试图干涉匈奴政治结构的尝试皆告失败。在保持了超过一个世纪的稳定以及七次和平继承之后，匈奴帝国在单于继位问题上发生分裂。然而，这次战争是可以预见的，也是第一次内战之后使匈奴实现稳定的政治妥协的必然后果。在呼韩邪之后，匈奴已经从有所变动的直系继承转变为横向继承。
直到匈奴第一次内战结束为止，由父及子的直系继承已经成为匈奴传统的继承方式。这一原则的主要变动之处是，在继承人过于年幼之时，以从长兄到幼弟的横向继承作为替代选择，而之后则再次使用直系继承方式，从幼弟将单于之位传给他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返还给他的长兄之子。在战争期间，横向继承日渐增多，这是因为匈奴更器重作为军事统帅的成年首领，然而，这种年龄优势被多元继承方式所抵消。前任单于的每个儿子都能对政治施加部分影响，但在传统上，作为继承者的左贤王职位通常会给那位候选人以更大的政治优势。在混乱时期，比如在第一次内战中，那些没有单于继承资格的对手往往是反叛的中心力量。
直系与横向原则并不那么容易并行不悖。在大多数直系继承体系中，当老单于的某位儿子仍然活着的时候，老单于的幼弟是被禁止获得单于之位的。年幼的继承者通常会由几位摄政大臣辅佐，这些大臣中通常以老单于的某位幼弟为首。有时候，这些叔叔会谋杀那些阻碍他们夺取单于之位的侄儿，因为这一原则使老单于之子成为旁系继承人的绝对威胁。这种类型的直系继承方式避免了继承人的多元化，但是却在统治者和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兄弟们之间造成了紧张局面。纯粹的横向体系可以在兄弟之间造成和谐局面，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机会继承，但是却在下一代中形成了继承人的多元化。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儿子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将幼弟们的后代排除在未来继承者之外。继承将从长兄传给幼弟，直到这一代全都离世，之后则由下一代的最年长兄弟的长子继承。
这两个体系相继发挥作用，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即幼弟们坚持依照横向原则获得单于之位，并依据直系原则将其传给自己的子孙，由此导致在一长串的兄弟们轮番掌权后，当权力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时，往往会出现大问题。这些侄儿们都不想被排除在单于继承者位子之外，再加上他们受到的压制，于是就发动暴力反叛，直到反对的世系最终被彻底清除为止。这导致了在大规模内战结束之后，兄弟之间数年和平共处、轮流统治这一看似彼此矛盾的现实情况。
在公元31年呼韩邪死后，其二嬖乃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余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
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68]
继承问题取决于年长的直系儿子是否应该将单于之位让给其成年的同父异母兄弟以确保单于之位的权威。根据就此达成的妥协，这两位姐妹的儿子将根据年龄次序横向性地继承皇位。妻子之间的这种合作是相当少的，在之前的争端中，配偶间经常为排他性继承权问题斗得你死我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配偶是姐妹，从血缘角度来看，他们的儿子被视为真正的兄弟，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母系与父系关系。这种妥协使得在这一代的最后一位离世之前，呼韩邪的儿子们维持一段长达七十七年的稳固统治局面。这种情况还永久性地改变了匈奴继承的原则，使横向继承成为首要继承方式，而直系继承则成为次要的继承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使一个长久稳定的传统遭到逆转，在呼韩邪的儿子们死去之后，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
每位单于任命他的幼弟为左贤王，从而对横向继承原则加以必要的保障，这通过被称为“四六角”的职衔体系加以实施: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69]
这一体系在三位单于在位期间运作顺畅，当囊知牙斯于公元前8年即位时，立其年幼的同父异母弟乐为左贤王。乐不久之后病卒，囊知牙斯随即任命自己的儿子苏屠胡取而代之，而并没有选择咸或者他活着的同母异母兄弟中的任何一位填补此职。在呼韩邪去世四十年之后，这一变故使得囊知牙斯利用他在长期统治中所获得的权力，试图对单于继承权问题加以规制，因此就将他年幼的同父异母兄弟从直系继承中剔除了出去。这种排斥性政策无疑迫使咸决定暂时投降王莽，因为按照长幼原则，他本应先于他的兄弟乐当上左贤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公元13年囊知牙斯死后，匈奴贵族没有拥立他的儿子苏屠胡，而选择咸为单于，因为他们相信咸是恢复有利可图的朝贡体系的最佳人选。
咸任命他年幼的同父异母弟舆为左贤王，从而强化了横向继承体系。苏屠胡被降职，并从继承序列中剔除了出去。在公元18年咸死时，呼韩邪的儿子中只有两位活着:舆，当时五十多岁，被推举为单于，而他的同父异母弟知牙师则是一位汉妻之子。将权力传给新一代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舆暗杀了知牙师，清除了争夺单于之位的最后对手，随后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随着兄弟们一个个年老死去，下一辈中谁将开始掌权的问题日益紧迫，甚至在一位单于在兄弟间继承的基础上捍卫他自己的单于之权时，他也谋划着如何确保他的子孙能够继承单于之位。但由于舆在呼韩邪的儿子辈中在位最久，直到公元46年，在将近八十岁时方才死去，所以期待中的代际权力转移被大大推迟了。(www.daowen.com)
匈奴第一次内战后的一个世纪中，匈奴帝国在呼韩邪及其儿子们的统领下保持了稳定，甚至在中原分崩离析时也没有出现混乱局面。
但这种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横向继承原则强化了兄弟间的联合以及统治的持续性时，却为侄辈的敌对举动埋下了伏笔。每位单于的儿子都觊觎单于之位，如果没有在下一代中将这些继承者排除在外的严格规定，局面就不可收拾。关于继承问题的争端早在公元13年就爆发了，当时苏屠胡被撤职，并被证明有谋杀知牙师的动机，但是这些事件都并未严重到足以在匈奴精英层中造成分裂的程度。然而，这种不满情绪所在多有，像囊知牙斯最年长的、当时还活着的儿子比，就代表继承者中年长一支在提及舆以及谋害知牙师问题上的态度:
“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70]
最后形成了两个派系。第一派以比为代表，支持年长一支的单于继承权应该在呼韩邪最后一位儿子死后复归。第二派以舆的继承人为代表，认为单于之位应该由最后一位单于的儿子继承。这一争端使看似稳固的匈奴国家发生了分裂，然而，如果不理解部落政治以及横向继承的机制，就无法理解为何在一个世纪的稳定之后，匈奴国家会在舆死后发生分裂，并陷入长期内战之中。汉人对这些原则很陌生，他们认为匈奴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但他们对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正如对通常的“蛮夷”事务懵懵懂懂一样。
两次匈奴内战的起因与结果都非常相似。两者都是由横向继承方面的政治问题导致的，两次内战都随着草原的经济困境而加剧。政治的稳定性经常通过任命左贤王这位储贰而得以保证，尽管其他继承者也可以被选为单于。在匈奴贵族统统站到新单于一方之后，失败了的单于之位竞争者就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了。如果单于之位是在兄弟、叔叔或儿子的扩大化家庭网络之内竞争，匈奴贵族就不大会为此事而分裂，而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两个或更多几个侄子中间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掌权者不可避免地会排除其他人，这就使某一世系及其支持者与另一派相对抗。在大致爆发于公元前60年的第一次内战中，正是由于被排除在外的世系篡夺单于之位而导致了战争。第二次内战则开始于舆的儿子以牺牲囊知牙斯后代为代价成为单于之时。在这两次事件中，严重干旱沉重打击了游牧经济，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争斗。
乌达鞮侯于公元46年继承了其父舆的单于之位，却在数月后病死了，他的兄弟蒲奴成为新单于。蒲奴的对手比立即开始与中原密谋，并于公元47年建立同盟，不久之后爆发了两位匈奴首领之间的战争。比带着拥立其为单于的部众进入长城以南的汉朝地域，这块地域在中原内战期间就大体上被汉人放弃了。比要求守卫边疆，与先前的政策相反，东汉王朝接受了他的请求。为了强调他与东汉的同盟关系，比宣称自己为呼韩邪二世。至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跟第一次内战一样，南单于一开始处于劣势。由于环境的因素，草原斗争中的弱势一方会寻求与中原结盟。南单于因此就借助临近的中原军事援助，得以免受对手的攻击，而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南单于获得了中原的经济援助，单靠这一点，呼韩邪就统一了匈奴，并重新回到草原。南单于比和他的继任者运用了类似的“内部边界战略”。与郅支不同的是，蒲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政策的后果，而且他试图设法干预，掳掠中原，以保证他自己的民众可以获得战利品，之后，则与汉朝谈判，以建立贸易和朝贡关系。
南单于的战争战略由三个组成部分。首先，他建立一道封锁线，以阻止中原商人与其对手进行贸易，这样就可以削弱北单于，因为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提供这些物品。其次，南单于垄断了有利可图的朝贡体系，既阻止了汉廷向北单于提供朝贡利益，又使南单于能够用这些从汉朝获得的财富吸引更多的同盟者。最后，南单于引诱汉人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摧毁北方游牧民族。在东汉光武帝时期，汉军曾大力资助乌桓和鲜卑攻击北匈奴。在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和章帝(公元76—88年在位)时期，汉人增加了补给，为南匈奴提供军队和资金，使其能够向北匈奴发动战争。
匈奴的分裂使草原在250年中第一次分崩离析。在之前，当匈奴统一并控制整个蒙古地区时，对外关系由单于独断。没有哪位部落首领可以自作主张，除非他离开草原或投降中原。第二次内战带来了新的变化。乌桓和随后的鲜卑摆脱了匈奴的控制，他们各自有一种未曾发育完善的超部落组织，自冒顿时代就成为匈奴国家的组成部分了。乌桓与鲜卑此时直接跟中原接触，并与那些自治小部落一样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尤其是东汉的朝贡体系向所有部落开放，允许任何一位头领，甚至只有百名部众的小头目自主行事，这种情况更助长了分裂局面。鲜卑利用这一情况，向汉廷缴纳匈奴首级而获得回馈。
中原无法轻易控制这一体系，这种朝贡体系耗资巨大，往往令南匈奴受益不少，而汉朝本身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在公元50—100年间，政府曾对这一体系中的奉供数额加以规制，其数额规定如下:[71]
汉朝向乌桓和羌族也奉送了类似数额，但总数额并没有记录下来。据估计，每年的奉供要占到政府支出的1/3或者整个帝国收入的7%。[72]如果按照1万钱等于1斤(244克)金这样的汉朝传统兑换率计算，就相当于如今的每年1.3亿美元。当然，这些金额大部分表示的是所提供的货物的价值，而不是支付现金。
北匈奴随即劫掠了南部地区，这是对自己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所做的首次报复。公元52年(应为公元51年——译者注)，蒲奴改弦易辙，转而进行外交攻势，愿意与汉朝达成和平，以获准加入朝贡体系。接受这一建议，确实会对汉朝有利，因为它将使分裂的草原无法再次统一，而只能依靠汉人的援助。但中原无法根据其自身利益自由决策，因为与北单于的任何联系都会激怒“保卫”中原边疆的南单于。汉太子，即后来的明帝表达了这种担心:
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73]
次年，即公元53年(应为公元52年——译者注)，蒲奴的另一项和平建议被拒绝了，在一封给北单于的信件中，汉人表达他们自己对被南单于操纵的担忧:
今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74]
比死于公元56年，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他们对单于头衔的继承是严格横向化的，因为汉人已经知晓匈奴是如何确定长者的了，故而可以支持最有资格获得这一位置的候选人。由于汉人对南匈奴的支持至关重要，汉人的承认就相当于选出了新的单于。历经约八十年，经历三代人，进行十二次继承，皇位从长兄传到幼弟，并在各位侄子中传承，于是产生了上图2.2中非常复杂的世系，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讽刺性的事情，这是因为汉人自己并未意识到匈奴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横向继承也是合法的。在草原政治的传统情况下，除非发生阶段性战争，必须减少单于之位竞争者，否则这种横向继承的特例不大可能长期维持。
在蒲奴的领导下，北匈奴依旧保持强势，他们劫掠中原，以获取所需之物，并不时试图与汉廷建立起更为正常的关系。在公元66年(应为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译者注)与中原谈妥了一项贸易协定之后，蒲奴眼看着快成功唆使一些南匈奴部落发动反叛，但却受到了汉军的阻挠。公元73年，中原试图在草原对北匈奴发动攻击，但是等汉军一退出这一地区，胜利果实就不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尽管南匈奴有着战略上的优势，但北匈奴还是保持了完整。
由于成功地劫掠了中原边界，蒲奴维持了长期统治，北匈奴保住了强大局面。尽管汉文记载中只称他为“北单于”，但蒲奴还是比大多数南单于更为长寿，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北方的部落首领们都效忠于他。我们可以从北匈奴直至公元83年(那时蒲奴可能死了)一直保持稳定的局面中，作出这种推测。在之前的十年中，随着一支汉朝远征军大败而归，当地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在蒲奴死后的最初几年中，到处都是关于大量北匈奴归附南匈奴、被邻近部落大肆入侵以及争夺单于之位的关于匈奴内战的奏报。这些行动摧毁了北匈奴。
一旦没有了蒲奴的领导，一些部落马上就叛归南匈奴。公元84年，三万八千名部众带着他们的牲畜投奔南部。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新的北单于立即开始与汉廷就开放边疆贸易进行谈判。这一建议被汉人接受，边市得以组织起来，而且在公元84年，北匈奴带来一万头绵羊出售，汉廷也馈赠礼品给北匈奴。这种大好局面不久就被南单于打破，他发动了一次突袭，俘虏并洗劫了参与互市者。作为回应，北单于威胁中原说，如果无法得到赔偿，他就会劫掠中原。汉朝作为这一争端的中心，试图使两方都满意。汉朝要求归还被南匈奴俘获的囚犯，但同意继续向南匈奴缴送北匈奴俘虏及首级提供奖赏。
与此同时，北匈奴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鲜卑从东边进犯，丁令在北部出击，南匈奴在中原边界北进，而来自西域地区的部落则在西部发起攻势。最终，在公元87年，鲜卑人取了北单于首级。大量的北匈奴人投奔南方，据汉朝的报告称，总共有五十八个部落共计二十万民众南附。仍然留在当地的则分成两派，双方各支持已死单于的一位兄弟。部分北匈奴人则远遁西北，以躲避周邻部落的袭击。南单于给汉廷施加压力，要求为他提供一支远征军，以便彻底扫灭日渐没落的北匈奴部落。对此，一些汉朝大臣表示同意，并认为这种以夷制夷方式，对中原有利，但在实际上，主要受益者是利用中原以对其部落手足下手的南单于。公元89年，鲜卑、匈奴以及汉军的力量联合进击北匈奴，据汉朝的报告，万余落部众宣称自己是鲜卑人，并且不承认北单于。尽管在汉朝的外交记载中，北匈奴单于庭直到公元155年还有所活动，但作为一支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75]
随着南匈奴战胜北匈奴，内部边界战略的效果再次得到验证。然而，与第一次内战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使草原分崩离析了。匈奴和乌桓居住在边界附近，而鲜卑则松散地控制着北部草原。对中原而言，南匈奴在其帮助下所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在北匈奴溃败后不久，汉朝的旧盟友就开始了新的掳掠。
关键名称表
草原边疆地区的主要部落
羌
中国西部边地的原始藏地部落民众
与匈奴帝国关联甚少鲜卑
受匈奴帝国统治、位于东北地区的早期东胡部落
在匈奴的第二次内战中获得自主权
匈奴
发源于鄂尔多斯地区
将蒙古地区所有的游牧民族统一为一个单一帝国(公元前210年—公元48年)
之后将草原分为北部与南部(公元48—155年)
丁令
生活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北部的游牧民族
东胡
东北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
被匈奴吞并
乌桓
辽西草原的早期东胡部落受到匈奴与中原的夹击
乌孙
在公元前2世纪从匈奴帝国分离出来
在月支遗弃的地方建立起独立国家
月支
阿尔泰地区的西部游牧民族
被匈奴取代
大月支向西迁徙至妫水流域
小月支向西南迁徙至藏边地区
关键性的部落人物
郅支
匈奴北单于(公元前56—前36年在位)
第一次内战中的失败者
呼韩邪
匈奴南单于(公元前58—前31年在位)
第一次内战的胜利者
重新统一了匈奴
加强了与中原“朝贡体系”的关系
昆莫
乌孙国的建立者(约公元前150年)
老上(稽粥)
冒顿之子
匈奴单于(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
完成了匈奴帝国的扩张
冒顿
匈奴帝国的创建者
匈奴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比第二次内战中的首位匈奴南单于(公元48—56年在位)，与中原建立了军事联盟
蒲奴
第二次内战中的首位匈奴北单于(公元46—83？年在位)
握衍朐鞮
匈奴单于(公元前60—前58年在位)
引起了第一次内战
中原王朝
秦(公元前221—前207年)
首次将中国统一为单一帝国
建成长城以抗拒游牧民族
将匈奴从边地驱除出去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在秦朝灭亡之后的内战中重新统一中原
匈奴游牧民族是最强有力的外部威胁
外交政策在攻抚之间摇摆不定
新(公元9—23年)
王莽的短命王朝
试图使匈奴成为真正的朝贡国但却失败了
东汉(公元25—220年)
恢复了汉室
与边地游牧部落结成联盟
关键性的中原人物
宣帝
西汉皇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
建立起处理游牧民族问题的“朝贡体系”
高祖
西汉王朝创建者(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
建立起与匈奴的条约与联姻关系
光武
东汉王朝的首位皇帝(公元25—57年在位)
与游牧民族重建朝贡关系
放弃对边地的控制而将之抛给游牧民族
实现了中原与南匈奴的联盟
武帝
西汉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
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试图摧垮匈奴，但未能成功
始皇帝
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
秦朝的建立者(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
王莽
新朝的建立者(公元9—23年在位)
与游牧民族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注释】
[1] 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pp.97-118)。
[2] 西汉时期的匈奴历史参见司马迁《史记》卷110以及班固《汉书》卷94A与B部分。与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相关的其他材料或许可在关于西域的章节(《史记》卷123以及《汉书》卷96A与B)中找到。这一章的一部分最早见于巴菲尔德在《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 Asian Studies)， vol.41， pp.45-61“ ”(Hsiung-nu imperial cond-中的匈奴帝国联盟ederacy)一文。
[3] 《史记》110:7b-8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2:161)。
[4] 《史记》110:8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62)。
[5] 参见德效骞:《前汉史》(Dubs，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 HFHD)， 1:116-117)。
[6] 《史记》110:14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68)。
[7] 《史记》110:9b-10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63-164)。
[8] 《史记》123:9b-10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271-2)。更为乌孙所接受的这一故事的另一版本可在《史记》61:4a-b见及。另外，确凿无疑的是昆莫是乌孙王的称号而不是一个人名。参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 125BC-AD 23， nn.803-807)。
[9] 《史记》110:25;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81)。
[10] 《史记》111:10b-11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204-205)。
[11] 《汉书》94A:35a-38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3: 450-451)。
[12] 参见《史记》110:9b-10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63-164)。
[13] 《史记》110:22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79)。
[14] 《汉书》94A:27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3: 438)。
[15] 《汉书》94A:30b-31a;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3: 442)。
[16]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p.523-540)。
[17] 史密斯:《蒙古人与游牧税收》(Smith， “Mongol and nomadic taxation”)。
[18]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pp.41-42)。
[19] 《史记》110:11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65)。
[20] 《汉书》94A:29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 Wylie， “ History， ” 3: 440)。汉朝度量衡( 参照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vol.1， p.161)转换为现代度量如下: 长度:1匹=9.24米容积:1斛或石=19.986升 重量:1斤=244克
[21] 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 Loewe， Records of the Han Administration， vol.2， pp.65-75)。
[22] 鲁登科:《匈奴文化与诺参乌拉墓葬》(Rudenko， Die Kultur der Hsiung-nu)。
[23]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p.101， 117-122)。
[24] 《史记》110:21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76)。
[25] 《史记》111:12b-13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207)。
[26] 《汉书·匈奴传》:“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作者的解读与原文略有出入 。——译者注
[27] 《汉书》94A: 31b - 32a; 庄延龄: 《突厥- 斯基泰部落》( Parker， “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20: 118-119)。
[28] 《汉书》96B:5b;何四维:《中国与中亚》(Hulsewé，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73)。
[29] 格利亚兹诺夫: 《西伯利亚南部的古代文明》( Gryaznov，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pp.199-219)。
[30] 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Loewe， “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 pp.80-81)。中原人估计匈奴的人口要比汉朝一郡甚至一个大县要少。参见《汉书》48:13b，《史记》110:16a。
[31] 《汉书》48:12b;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11)。
[32] 《史记·匈奴列传》:“ 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 《正义》:“ 中行，姓，说，名也。”——译者注
[33] 《史记》110:17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72)。
[34] 《史记》110:2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55)。
[35]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p.36-37)。
[36] 《史记》110:16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170)。
[37]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p.522)。
[38] 《史记》110:16a-16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70-171)。
[39] 《汉书》48:12b-13a;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11)。
[40] 参见《史记》97:1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 Watson， Records， 1: 270) 。
[41] 按照《汉书》的数字绘制，鲁惟一的 《汉武帝的征战》一文在下面的概要叙述中提供了对这场战争的一个细节性的描述与分析，尤可参见附录A:“ 对主要军事行动( 公元前138—90年)的概述”[“Summary of principal military events (138-90BC)”]。
[42] 《汉书》61:4b;何四维:《中国与中亚》(Hulsewé，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217)。
[43] 汉朝的“金”指黄铜。——译者注
[44] 《史记·大宛列传》，事在太初元年(前104年)。——译者注
[45] 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Loewe， “Campaigns，” pp.96-101)。
[46]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p.61-64)。
[47] 参见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Yang， “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48] 《史记》112:7a;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228-229)。
[49] 《汉书》94B:3a-3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3: 450)。
[50] 《史记》110:28b;华生:《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Watson， Records， 2: 186)。
[51] 《汉书》94A:37a-37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3: 450)。
[52] 《汉书》94A:37a-37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3: 450)。
[53] 《汉书》94B:3a-3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 44)。
[54]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p.14-16)。
[55] 德效骞:《前汉史》(Dubs，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 305)。
[56] 《汉书》94B:3b-5a;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 44-47)。
[57] 参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 Loewe，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pp.211-43);何四维:《中国在中亚》(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58] 《汉书》94B:6a-6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 47-48)。
[59] 同上。
[60]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47)。
[61]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 Loewe，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p.90)。
[62] 《汉书》94B:17a-18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 62-63)。
[63] 《汉书》94B:32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 Wylie， “ History，” 5: 79)。如果单位是黄金的斤的话，则相当于15公斤或者价值20万美元。
[64] 尽管王莽建立了“新朝”，但其历史只在《汉书》中作为西汉王朝终结的尾声而相当简要地一带而过。
[65] 《汉书》94B:27a;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74)。
[66] 《汉书》94B:28b;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76)。
[67] 东汉时期的匈奴历史可以在《后汉书》第89卷( 或在“ 传” 之后的119卷) 中见及。毕汉思:《汉朝的复兴》(Bielenste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第 92页及以后几页涉及到了在其形成时期的王朝的对外政策。
[68] 《汉书》94B:10b-11a;伟烈亚力:《匈奴与汉朝关系史》(Wylie， “History，” 5: 55)。
[69] 《后汉书》89:7b;庄延龄:《突厥-斯基泰部落》( Parker， “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21: 257-258。这里对于匈奴官员以及在《史记》中的叙述的不同意义尚有争议。普里察克在其 《二十四大臣》(“Die 24Ta-chen”)一文中认为在东汉，中原人开始对匈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因此对其最初的叙述加以修正。护雅夫的《重新思考匈奴国家》(“ Reconsideratio of the Hsiung-nu state”)一文在另一方面认为东汉的记载是对于匈奴政府变革的一个明证。 大量争论集中于对众多汉文与匈奴头衔意义的探究。除了对头衔的论证，我赞同护雅夫的观点，因为从对“四六角”体系的叙述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安排适应了在呼韩邪死后发展出的明确化的后起的继承制度(见表 2.2)。
[70] 《后汉书》89:3b-4a;庄延龄:《突厥-斯基泰部落》( Parker， “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21: 255)。
[71]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Yü， Trade and Expansion， p.61)。
[72] 同上书，第61-64页。
[73] 《后汉书》89:9a;庄延龄:《突厥-斯基泰部落》(Parker， “ The Turko-Scythian Tribes，” 21:259)。
[74] 《后汉书》89:10b;庄延龄，同上书。
[75] 《后汉书》89:11b - 18a;庄延龄:《突厥-斯基泰部落》( Parker， “The Turko-Scythia Tribes，” 21: 264-267)。同书，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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