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空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形成机制可作为对全书分项讨论的总结与提升。形成机制包括制度、经济、空间、文化等多方面，本书尤其注重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力图立足于微观层面的时空行为刻画与度量，来透视宏观的城市空间与社会问题，如图8－3所示。

图8－3　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的形成与影响机制

在制度层面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旧有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均发生了松动，住房制度的改革在过去20年与单位、户籍制度的变化交错，形成了市场化体制下的住房自由选择。而这些制度变化的效应是实现了城市的快速发展。经济、制度、空间等多重问题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体现为快速城市化，促使居住郊区化、交通设施需求增长、土地利用单一化、新开发区域的低密度发展。这些制度变化与空间效应作用于居民的活动空间，体现为居民工作活动时长增加，通勤距离与时长增加，使其承受了较大的时空间制约。城市规划与管理者的调控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居民活动空间的形成，但程度不大。(www.daowen.com)

在经济层面上，全球化经济与文化的侵入助长了居民固定性活动的高制约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的社会地位不再由过去的体制内外、行政职务来区分，而是转由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所决定。全球化影响下西方文化的引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在活动空间中的体现，即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自由选择而造成的职住分离、实现自我愉悦与满足的娱乐休闲活动的参与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推进了小汽车社会的产生，居民拥有私家车比例的增高，更倾向于选择机动化的交通出行。

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与扩展。在社会层面上，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分化以及家庭组成的变化是影响活动空间的具体要素。市场经济改革后的社会阶层分化，由居民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决定，高收入与高教育水平的居民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活动空间更具有主动性，能够打破时空间制约，更多地实现自我价值和个性需求。劳动力市场逐渐体现出多样化特征，以全职工作者为主体，辅以兼职工作者和居家办公者等形式，使居民活动空间的固定性时空制约的含义有所变化。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微观社会现象的综合体。个体居民活动空间的形成通常需要在家庭成员内部进行协调，尤其是家务目的活动需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中国城市家庭的组成依然延续着传统文化大家庭的观念，性别上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差别，对子女和老人的照顾是重要的家庭责任，健康老人通常会参与家务分工。当面临工作与家庭的矛盾时，通常由女性做出牺牲；当面临个人意愿与家庭利益的矛盾时，通常以服从家庭整体利益为先。

在文化层面上，城市居民价值观的变化对活动空间具有隐性影响。在家庭活动安排中，有服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依然受传统文化上“先集体、后个人”的集体主义影响。而在青年一代，由于西方文化的引入以及国家或宗教信仰的淡化，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出现，体现在活动空间上是更为显著的个体差异以及独立活动的比例增加。从国家思想战略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提出的“和谐社会”、“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均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阶层之间的交流、减少社会隔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