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以家空间利用和家庭关系为突破点，围绕“谁会被允许进入家空间”的问题，讨论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的社交模式和时空行为的不同。实证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居民活动日志调查，将活动空间划分为“自己家—他人家—公共空间”三个层次，分析活动同伴与见面地点选择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居民通常在家会见家庭成员，在公共空间会见朋友；而乌特勒支居民对家庭成员和朋友共同活动地点的选择并没有明显差异。活动地点选择受到性别、家庭结构、居住空间等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北京居民的家庭观念和对家的保护意识均强于乌特勒支居民。

传统家庭关系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表现仍然明显，本节对家空间的可进入程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带来的更深思考是，这样的家庭关系是先进还是滞后？相比于荷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的政策与制度仍处于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同时又面临进入老龄社会的现实压力。本书认为，传统观念中的“养儿防老”、“爱有差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近年来表现出的互惠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老人），支持了个人或家庭对于社会变迁的适应过程。大城市中还出现了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但距离不远的形式（杨永春等，2012；柴彦威等，2010），既保持了各自的空间，又保证了日常照顾，是传统家庭观念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结果（唐灿等，2012）。这对荷兰等发达社会也具有指导意义。研究表明，子女对老人的关怀是老年生活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因素（Kalmijn et al，2006），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益。(www.daowen.com)

本节所带来的思考仍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跟进。首先，北京所代表的中国城市居民对家空间强烈的保护意识，可能是由于公共空间秩序的不完善，使人们失望从而退回到私人空间。本节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将公共空间的类别加以细分，尝试挖掘什么样的公共空间会促进人与人的交流，结果表明社交和消遣型的场所更容易有同伴加入，但这更多地与活动目的和本质相关联，并未达到较好的指导效果。后续的研究需要继续围绕如何建设安全的公共空间与营造和谐的空间秩序进行。其次，中国时空行为研究学者致力于行为与空间的互动研究，其主题已扩展至弱势群体（谌丽等，2012）、商业结构研究（王德等，2011）、职住关系与城市结构（周素红等，2010）等，逐渐认识到这种无意识的、非探索性的日常行为，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影响因素着眼于日常化的空间表现（柴彦威等，2008）。本节用家空间和家庭关系作为主线，试图以表象化的行为表现来挖掘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而理解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研究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地以活动空间为突破口，探寻中华文化“根”与“魂”的多元化研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