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集体主义意识，强调“血浓于水”、“爱有差等”的观念，认为血缘与姻缘的联系是相对值得信任的，其诸多主张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仍然具有深远影响（Fan，2003；范瑞平，2010）。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引入影响了中国青年一代对社会关系和家庭观念的认识，开始接受西方个体化、独立化的社交模式。西方社会由于工业社会的流动性、城市社区的开放性和异质性，社交关系相对萎缩，血缘联系削弱，邻里关系淡化，偏向社会团体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唐灿等，2012）。“孤立的核心家庭化”观点指出，西方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开生活，彼此经济独立，不受扩大亲属群体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制约，而新型个人社交网络的组成扩大，日常社交活动具有更多的自主权（Wellman et al，1990）。中国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与西方社会的对比研究，逐渐引起地理学、社会学以及城市规划领域的关注。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群体，不仅与具有血缘和姻缘的亲属结成自然的交往圈，还常与具有地缘、业缘或情缘关系的朋友、同事等联成社会网络（徐安琪，1995）。中国的家庭关系遵从于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孝道，既然父母给予子女他们所能给予的全部，那么子女必须尽其所能报答父母（Freedman，1991；熊跃根，1998）。传统的“家族”与“大家庭”强调尊重年长者、服从权威，形成家庭关系中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47）。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家庭化的背景下，亲戚间的亲密情感互动也依然维持着（唐灿等，2012），存在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约翰·罗根等，2003）或“分而不远”、“疏而不离”（徐安琪，1995）的现实。这种与亲属的频繁交往，相应地会冲淡朋友、同事等社交网络，形成血缘至上的信任体系。中国社交网络与西方个体化、家庭私有化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明显不同，其研究广泛适用于东亚华人世界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唐灿等，2012）。

地理学强调空间，社会关系接触和交互所利用的空间地点得到关注。家是亲属间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是一个典型的私人空间（Dyuvendak，2011），给人提供基本的安全感、保护性以及情感寄托。而公共空间通常表现出兼容并包，是远离家庭和亲密朋友，与熟人和陌生人聚集或表达公众意愿的空间（刘荣增，2000）。两者具有对立性，在公共空间或场所受到挫折或丧失信心时，会导致人们退回到私人空间（Sennett，1992）。亲属可以自然地获得进入家空间的权利，而他人则需要获得主人的邀请或允许后才可以进入这一私人领域（Walters，2004）。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造成当前城市公共空间的秩序尚不完善，在居民公共空间权利不能完全保证的情况下，会导致私人空间的保护性加强，因此不具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或同事想进入他人家相对困难。而西方社会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出现家庭归属感消失，单身生活盛行（贝尔特拉姆，1995），家作为私人空间的意义弱化，其排他性与保护性也有所减弱（Dyuvendak，2011）。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谁会被允许进入家空间”可能会成为度量不同社会人际交往模式和私人空间保护意识等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指标。(www.daowen.com)

部分学者开始从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与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差异。杨永春等（2012）讨论了教育观、抚养和赡养观、婚姻观和养老观在居民住房选择行为中的作用与影响。李志刚等（2009）分析了全球化下由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所形成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发展特征。刘云刚等（2010）分析了日本旅居移民生活活动空间的孤立与封闭特征，强调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是造成行为模式差异的主要因素。张文佳、柴彦威（2008）以家庭为单元，分析了男女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活动联系，并在非工作活动上存在联合行为。对于同伴选择的分析，研究表明其与性别（Schwanen et al，2002）、受教育水平、收入（Sharmeen et al，2010）等存在关联，并且受到活动目的（Srinivasan et al，2008）、活动地点（Carrasco et al，2009）等行为属性的影响，这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节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关注东西方社会关系与空间利用的差异，以家庭关系和家空间利用为突破点，讨论由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同所导致的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不同。实证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2007年进行的居民活动日志调查，围绕“谁会被允许进入家空间”的问题，将活动空间划分为“自己家—他人家—公共空间”三个层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离散选择模型，分析活动同伴与见面地点选择的相互影响，由此透视两个社会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