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的讨论中提及社会空间的界定具有多义性，仅把社会空间理解为社会群体所在地理区域的观点，忽视了对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应有重视。那么，主观的社会空间是特定社会集团成员公有的，即与我们有深刻联系的空间，主观社会空间的边界未必以闭合曲线的形式而存在（李永文，1996）。这类社会空间可能包括个人感知的空间、个人的社会关系空间、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晓磊，2010）。本节所研究的行为同伴选择属于社会关系空间研究的范畴，其通过居民社会空间的日常实践，能够反映个体层面的社交状况，并“以点代面”地透视基于文化因素影响的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

本章讨论的重点是时空行为形成的活动空间，以及由活动空间透视的社会空间。行为同伴选择是时空行为的重要维度，是活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同伴选择相对应的是社交空间，社交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维，因此行为同伴选择研究仅是社会空间研究的一个侧面，其所折射的内涵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社会空间的研究已关注文化因素对于特定地理区域社会空间的影响作用，如同样受到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特例，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洲和北美等国近似，但日本的社会地理特征却差异很大（王晓磊，2010）。在《日本社会》一书中把日本社会结构特征归结为“纵式社会”，认为日本社会的特殊人际关系塑造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空间（Chie，1970）。法国社会学家贝尔（Bel，1980）和贝尔克（Berque，1982）也曾指出日本社会不存在个人观念，个人总是作为社会集团的细胞存在，由个人组成的各种社会集团占有一定的空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空间形式。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儒家文化区域，在社会思想观念上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从北京居民的活动同伴和出行同伴选择来看，尤其与荷兰乌特勒支居民做对比可见，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观念更为强烈，日常的社会交往通常以家庭成员为中心，个人的行为决策通常以服从集体利益为先。尽管同伴选择反映的是日常最基础的社交圈层，与经济、情感等长期联系存在差异，与社交网络的度量分析明显不同，但其是社交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原始表现，在个体层面上更具说服力。

本章强调中西方研究的对比，坚持借鉴国外同类调查或研究的二手数据作为参考数据来讨论中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以此来弥补国内现有研究的缺乏。已有学者对中国地理学二元结构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刘云刚等，2008）。在西方话语体系里的中国研究是“漂在空中”的地理学，有华丽的西方理论作外衣，但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深入认识。而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内生地理学”又过于乡土，就中国而论中国，不去接轨西方理论研究的热点。本书试图建立中西方的国际比较，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行为理论源自于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活动空间测量与分析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但现有研究除在方法技术上寻求创新外，急需扩展性的研究主题，尤其是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直接面向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方向。除少量中日对比研究外，鲜有将中国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与西方对比和接轨的研究。其次，本书基于行为的社会空间透视研究，借鉴了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热点理论——现代性理论，讨论的问题涉及性别差异、社会隔离等中西方共同需要面对的社会矛盾。通过与西方居民活动空间的直接对比，既实现了理论研究的对话，又可以面向和解决中国城市的实际问题。本书尝试通过国际对比的视角，来建立中国地理学中“外来地理学”与“内生地理学”之间鸿沟的一种跨越途径。

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在社会空间研究及发展中的作用在第3章已讨论，通过已有的实证性研究，更为清晰地展现出两者的契合点。从活动空间来透视社会空间，重点关注的是居民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流动性与移动性，超越传统社会空间仅以居民和家庭属性来划分的静态过程，更注重由行为方式所折射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差异，此时所运用的是活动—移动行为的测度指标，如活动时长、距离等。从社交空间来透视社会空间，则重点关注居民在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更带有情感色彩和主观偏好的元素，所反映的现代性思想可能是决策日常行为的软性因素，此时所运用的是行为同伴选择的测度，还可能进一步与行为的时空间特征做耦合分析。从这样两种角度进行的社会空间研究，能够挖掘城市中精英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空间利用及空间流动的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城市空间的结构与内涵。(www.daowen.com)

【注释】

[1]世界银行2008年的调查报告表明，中国居民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为37辆，而荷兰高达523辆。北京汽车拥有量处于全国前列，但直到2012年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才达到228辆，与荷兰仍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