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同伴选择是指居民在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移动过程中，与其共同完成移动任务的个体或群体。与活动同伴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两类同伴选择都是时空行为的重要维度，也是反映居民社交网络空间的重要侧面。通过同伴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透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居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两者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出行同伴在于“动”，而活动同伴在于“静”。在活动分析法理论里，出行是活动需求的派生，由此可以推断活动同伴的选择通常主动性较强，而出行同伴则具有附属的特征。另一方面，出行同伴是在移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居民在出发地与目的地共同活动的群体，就更有可能成为出行同伴。例如，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在同一地点，每日活动的起始点均是居住地，每日活动的终止点也是居住地，因此核心家庭成员具备共同出行的方便性，会成为重要的出行同伴。

大城市交通问题中汽车共享是调控的手段，但由于出行过程由行为主体（即城市居民）所主导，其决策不仅受到出行时空属性、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经济大环境和传统文化软环境的影响（王茂福，2010；2011）。首先，居民客观的活动需求决定了在前往目的地过程中是否会选择与他人一起，即联合出行。一般而言，休闲与社交的活动目的会促进居民选择联合出行（Carrasco et al，2006；2009）。其次，交通方式对联合出行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小汽车因安全私密的空间可能会促进联合出行，但也可能因保证个性化需求而增加单独出行（Gardner et al，2007）。当居住空间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较高时，居民更容易到达城市商业服务设施，则会进行较多以休闲社交为目的的联合出行（Schwanen et al，2002；Mokhtarian et al，2008；Sharmeen et al，2010）。再次，家庭汽车拥有的情况可以反映小汽车出行时同伴选择的博弈。在仅拥有一辆小汽车的家庭中，当多个家庭成员同时使用小汽车时，则需要相互妥协，或者共同使用进行联合出行（Miller et al，2005）；而在拥有多辆小汽车的家庭中，这种竞争和退让则相对少见（Gliebe et al，2002）。男性家长完成固定性活动的出行需求时，通常对小汽车使用具有优先权；同时，他们也有义务陪同小孩和老人出行，因家庭责任而做出让步（Golob et al，1997；周钱，2008；张文佳等，2008）。

社会与地理领域的研究，不仅考虑了是否会联合出行，也考虑了选择与谁一起出行（即出行同伴）。共同出行的个体或群体，是反映居民个人社交网络空间的重要侧面，也是透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居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差异的途径（Carrasco et al，2006；Wellman，2007）。一方面，家庭观念与责任意识是出行同伴选择的重要因素。出行陪伴能够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使家庭成员得到感情维系，这在表面上是使责任驱使下的家庭效率降低，但却大大增加了家庭的社会效益（Wellman et al，1990）。婚姻约束要求另一个人或其他资源的存在来完成出行，如夫妻共同开车购物、丈夫陪伴妻子去医院；代际约束要求家庭对子女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陪同较弱势的老人与小孩一起出行，比如家长接送孩子上学、陪同老人看病等（周钱，2008）。美国俄亥俄州地区家庭出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成员参与的家外弹性活动中，陪同出行的比例达到64%，其中在孩子参与的家外弹性活动中，陪同出行的比例更是高达75%（Vovsha et al，2004）。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背景也会影响联合出行的决策。中国社会有较强的集体与家庭观念，表现为服从集体权威、喜爱热闹的民族性格（费孝通，1947；范瑞平，2010），在出行同伴选择中可能以家庭成员为主。而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为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行为方式（Oyserman et al，2008），可能更倾向于单独出行。在汽车共享的研究中，这种出行方式的推广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本（王茂福，2011），受到社会人际关系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而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与竞争程度相关联（Ho et al，1987），在不同社会中产生巨大差异。(www.daowen.com)

近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交通出行的分析取得了诸多进展。学者对日常出行的决策机制分析中，不仅关注到城市空间对出行需求的影响（马静等，2011；王慧等，2013），也开始重新审视作为控制变量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重要性（曹小曙等，2011；焦华富等，2013）。在技术手段上，开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跟踪数据、公交刷卡数据采集出行信息，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地理信息系统（GIS）时空分析模块以及可视化手段，来理解和解释出行决策机制的复杂性（周素红等，2010；龙瀛等，2012）。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已开始意识到出行需求急剧增长的现象，已不仅限于小范围单一化居住空间的影响，而需要更多地从职住平衡等城市空间结构、社会分层等城市软环境来分析和思考（柴彦威等，2011；刘志林等，2011）。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多关注出行需求，并没有对出行同伴的维度进行深入挖掘；二是对于国外的出行研究经验并未有较好的汲取和学习，研究多是就中国而论中国，没有实现中外的直接对比，更没有对出行行为的中外差异进行深入思考。

本节的研究主要针对北京居民活动安排中的出行同伴选择过程，围绕城市居民日常出行中“是否会选择联合出行”、“选择谁与其共同出行”两个问题，以荷兰乌特勒支居民活动调查为参照，讨论日常出行的客观制约、社会文化差异的主观选择如何影响联合出行的决策过程，由此分析欧美城市的城市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本地化的途径，为解决中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措施制定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