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从日常行为的分析出发，通过活动—移动行为中同伴选择的差异分析，折射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借鉴“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框架，对北京城市居民的活动选择过程进行了研究，并以荷兰乌特勒支居民活动日志调查为参照，分析活动同伴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乌特勒支居民比北京居民进行更多的单独活动。如果有同伴存在，北京居民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于选择朋友。除配偶和子女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是北京居民重要的同伴群体，而在乌特勒支并不重要。模型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更倾向于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座城市居民的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民产生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也对同伴选择具有一定影响。这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荷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对日常生活中居民活动—移动行为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行为模式的社会文化效应研究带来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关于社会发展未来的深层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现代化水平提高，崇尚西方价值观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单身家庭、丁克家庭的普遍出现，居民减少与家庭成员的来往而试图建立个性化的社交网络等。研究表明中国青年一代表现出接受外来文化、走向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Cao，2009）。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逝，人们的行为方式通常具有“路径依赖”效应（Inglehart et al，2000），儒家思想回归的讨论也悄然兴起（蒋庆，2007；范瑞平，2010）。正如上文结果所见，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仍体现出愿意进行集体活动，家庭关系仍是个人社交网络的核心组成。从荷兰社会的角度来看，其现代化进程与文明程度均高于中国，由此而形成了居民个性化、个人主义倾向，如上文所体现的高比例单独活动。然而，二战后土耳其、摩洛哥等劳动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社会结构，荷兰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层与社交网络造成了其与本土荷兰人沟通不畅的社会现实，从而酿成了诸多社会矛盾（Entzinger，2010）。中荷社会的现状很难判断孰好孰坏，社会发展既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也要避免过度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www.daowen.com)

本节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第二，社会文化价值观不仅是政府与社会宣传的口号，更应当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同伴选择的研究表明，城市规划与管理者想要从空间行为实践的角度去鼓励居民更多地与人交往和扩大社交网络，则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并针对就业女性、两代以上的联合家庭等中国特色情况，提供个性化的交往空间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