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索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同伴选择的影响，本节以同伴选择类别为因变量，运用多项分对数模型（MNL）分别对两座城市居民的行为同伴选择进行模拟研究。如表7－2所示，两个模型均选择单独活动作为参照变量，模型结果均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显著。性别、年龄、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活动目的等都对同伴选择结果具有显著影响。

表7－2　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活动同伴选择的MNL估计结果

续表7－2

续表7－2(www.daowen.com)

注：＊＊＊表示99%置信水平；＊＊表示95%置信水平；＊表示90%置信水平。

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的同伴选择影响显著。北京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进行有同伴的联合活动，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女性在生活中表现为感性，更容易提供情感帮助或时间陪伴来减少同伴的孤独和焦虑；其二，女性通常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如照顾子女、照顾老人，这些都是有同伴存在的活动。乌特勒支居民同伴选择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尽管荷兰社会女性参与就业市场的比例不高［全职工作女性的比例仅为45.8%，来自拉潘奈尔（Ruppanner，2010）的文章］，但有研究表明，荷兰社会崇尚性别平等、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强烈（Haller et al，1994），因而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网络以及行为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年龄方面，北京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倾向于选择单独活动，但在50岁之后，会逐渐增加与朋友交往的活动。与核心家庭成员相比，其他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会随年龄的增长减少得更明显。个人社交网络通常会在结婚与生子后变得较窄，尤其在而立和不惑之年。但随着家庭稳定和子女成年，人们又会慢慢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参与自主选择同伴的活动。年龄在乌特勒支只对核心家庭成员的联合活动不具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与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相关（Ng，2004），自给自足、自我独立的生活方式使居民的行为模式相对稳定，年龄变化不会使同伴选择产生明显的波动。

家庭结构对两座城市的居民均有显著的影响。居民来自夫妻二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均会产生较多由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说明相比于单身家庭，这两类家庭会肩负更多的家庭责任，与家庭事务相关的活动很有可能与配偶或子女共同完成。有所不同的是，来自这两类家庭的乌特勒支居民会明显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这可以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来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尽管子女成年独立，但都与父母保持频繁联系。成年子女应当负责老人赡养，而退休老人可能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如前表4－4中家庭结构所示），或照顾孙子女或分担家务（Zhan et al，2003；杨永春等，2012），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的互惠模式（Leung，2010），并未出现个人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变少的趋势。而荷兰家庭通常只负责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子女一旦成年便会独立生活，而老人的赡养通常交给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因此形成了与其他家庭成员联系变少的现象。

活动目的对两座城市居民的影响模式相似。与购物活动相比，休闲活动会促进居民与他人一起活动，尤其表现在与朋友的交往方面，这与休闲类活动的已往研究结论相一致（Srinivasan et al，2008；Sharmeen et al，2010）。日常事务活动多数与核心家庭成员共同完成，因为此类活动通常与家务目的相关联，由家庭成员所分担。而此类活动也会增加居民与朋友共同完成的数量，其对乌特勒支的影响高于北京，说明乌特勒支居民更容易接受与自主选择的朋友一起完成日常事务活动。

此外，乌特勒支的高收入居民更倾向于单独完成活动，这说明作为社会先锋的高社会地位群体更容易接受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驾照与私家车的拥有对联合活动的产生，在北京有正面作用，而在乌特勒支有负面作用，这可能与两地区汽车普及率的差异有关，北京相对稀缺的私家车促使其通常是家庭或群体行为；居住区的商业密度可能会增加居民外出活动时利用城市设施机会的多少，高密度建成环境可能会增加居民与核心家庭成员活动的概率，但仅在乌特勒支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