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观是日常的、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实践（周尚意，2004）。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背景下，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方式。中国的文化价值传统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尽管曾一度被批驳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桎梏，但是近年来随着中西文化大讨论以及对现代化生活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回归开始被重新审视和探讨（Beck，1996；蒋庆，2007；范瑞平，2010）。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人利益，由此而衍生出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性别差异（白路等，2009；费孝通，1947）。而西方社会遵从于基督教文化，相对崇尚自由思想。近年来，西方社会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比例的下降，更为个性化以及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Dogan，2002）。已有研究表明，与东亚社会相比，欧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更为强烈，而集体主义观念相对薄弱（Oyserman et al，2008）。

东西方文化在最基本价值观方面，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是值得关注的。欧伊思曼等（Oyserman et al，2008）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其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剖析。在个人主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Individual）；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每个人的幸福感；个人被视作独立于他人的个体。而在集体主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团体（Group）；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生存应当适应团体的特征；个人从根本上被视作与团体具备某种联系或关系。借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总体而言，美国和欧洲社会的个人主义色彩相对强烈，而东亚社会偏向于集体主义。在东亚社会，个人通常被认为与某些团体发生着联系，如家庭、单位；人际交往通常是完成日常工作与生活非常重要的环节；人们的自我介绍，通常用“我是某某团队的成员”来开篇（Leung，2010）。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儒学思想的传统，其源自于中国。儒家思想强调遵从权威，如家族中的长者，并由此来制定价值与伦理规范。然而，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则源自于注重选择、自由与自我的基督教文明。尽管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集体意识，如教堂礼拜，但近年来宗教信仰的淡化促进了自由思想的盛行（Houtman et al，2002；Dogan，2002），青年一代开始从个人的社会交际网络中获取和形成价值观。个人主义的普及对西方社会也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公共空间变得冷漠，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困难，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滋生，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新的改变（Beck，1996；Bauman，2000）。这些社会现象促使西方社会重新认识传统社会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意义，增强人际信任和团队意识（Hui，1988）。

文化差异的研究多数是心理学方面的讨论，而从地理学讨论文化价值观对日常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相对匮乏。在活动—移动行为分析中，“与谁一起”是行为度量的重要指标，同伴的选择结果是社会人际联系与个人选择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Wellman and Wortley，1990；Carrasco and Miller，2006）。行为同伴的定义包括一起讨论与分享观点、一起完成工作与生活任务以及一起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等，以此来从他人那里获取帮助和信息，进而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Wellman and Wortley，1990）。因此，行为同伴可以作为度量不同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偏好与特征的一个维度。(www.daowen.com)

同伴选择与社交网络的联系特征相关联，如朋友关系、血缘关系或社团联系。这些联系组成了居民“是否选择同伴及选择谁一起活动”的资源库（Ettema et al，2010）。居民对于某一特定团体的归属认同通常会强化社会联系，并且在选择同伴时更多地选择团体内的成员。已有研究表明，美国与加拿大的居民在进行社交与休闲活动时，通常选择朋友作为同伴（Wellman et al，1990；Srinivasan et al，2008），试图建立个人的社交网络。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血浓于水”的古训体现出儒家思想重视家庭与集体的观念，居民在日常活动中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作为同伴（Wellman et al，1990）。中国的家庭观念强调“养儿防老”，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具有一定的互惠互利关系（Leung，2010）。尽管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家庭观念与意识发生了一定改变，但父母与子女的密切联系并未发生改变，由此而形成的“大家庭”或“扩展家庭”仍然广泛存在，这种日常交往的临近性促进了家庭成员作为行为同伴的便利性（Hui，1988；杨永春等，2012）。在欧美社会的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家庭责任对日常活动同伴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但这种家庭责任意识很少涉及扩展的家庭成员（如祖父母、成年兄弟姐妹等），而是只局限于核心家庭成员（配偶与子女）（Oyserman et al，2008）。

本章从日常行为的分析出发，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对活动—移动行为模式的影响，由此讨论社会文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深远作用。借鉴文化差异研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框架，分析北京居民行为同伴（包括活动同伴、出行同伴）的选择过程，并以荷兰乌特勒支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为参考，讨论文化价值观差异对居民行为方式的影响，挖掘日常行为所反映的社会变革、文化特性以及全球化进程，期待以此唤起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城市生活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