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具有性别分工的文化传统，但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公平发展和现代社会理念的洗礼，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模式。本节通过活动—移动行为模式的分析，以及其与城市空间、个人和家庭特征的关联，讨论现代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的性别差异。基于北京居民活动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家庭责任对女性的非工作活动安排具有显著影响，家庭中未成年小孩和退休老人的存在均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家务负担，而这种负担通常由女性来承受。家庭、职业和收入对活动—移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高密度的居住空间会增加居民短距离的非工作活动出行，工作活动与非工作活动存在内在的时空制约。

在传统社会空间的研究中，女性与家庭的差异是理解社会区差异的重要指标（Shevky et al，1955），而对女性社会空间的研究，更丰富了从个体层面理解社区内部居民生活状态的途径。由于大部分居住区男女居民的比例是均衡的，因此很难以性别比例这种简单指标来表示社会分区的特征。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从女性地位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征来观察，而测量的变量则是汇总到空间单元里的“女性就业比例”、“千人女性有0—4岁小孩数量”等指标，这些都是建立在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低下的假设基础上。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就业与抚养照顾子女的情况普遍，甚至很难从指标来区分其与男性的差异；而这种看似平等的社会现象背后，却隐藏着性别差异的深层结构问题，从活动空间的性别差异就可见一斑。尽管在社区差异研究中，性别并未对出行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从后续的细致挖掘中可以看出，女性在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时，通常以牺牲或压缩休闲娱乐活动为代价；家务活动的负担，更多地由女性完成，而并未影响男性的活动安排；女性活动空间通常为家庭空间及居住地周边较小的空间范围，而对公共空间的利用不及男性。这些都说明，社会空间的性别差异更为隐形化，而这种隐形差异需要用活动空间来测量和揭示，以活动空间来透视社会空间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注释】

[1]田纳西大学萧世伦教授、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余洪波博士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陈洁博士开发。(www.daowen.com)

[2]周一星（2004）在研究中指出，北京的中心区是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现为东城、西城），其外围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城区为近郊区，这一地域划分建议不随城市发展而变动。本书在借鉴这一提法的同时，考虑到近10年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仅以三环内的两个城区为代表样本抽样过偏，且与芝加哥城市空间的对应尺度难以把握。因此，本书所指的城市中心区为前人研究中的“中心区＋近郊区”的范围，芝加哥的提法亦同。

[3]事务目的包括接送子女及前往邮局、银行、市政厅、医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