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PA）及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相关理论与模型假设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处理隐变量以及复杂关联的主要模型。SEM 分为测量方程与结构方程，其中测量方程主要反映显变量和隐变量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方程则主要反映隐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本节中不考虑隐变量，只考虑内生变量的路径关系，因此结构方程模型可表达为

y ＝By＋Γx＋ξ

式中：y 代表内生变量向量；B 代表外生变量向量；Γ 代表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x 代表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ξ 代表结构方程的误差项，反映在方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

图6－6　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理论框架

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如图6－6 所示。假设居住空间的商业密度、工作时长对非工作活动的时长和目的产生直接影响，即商业密度越高、工作时长越短，则非工作活动时长越长且活动目的越休闲化。同时假设非工作活动时长和目的等，又会对非工作出行距离产生直接影响，即居住空间和工作活动会通过活动目的和时长对非工作出行距离产生部分间接影响。最后，假设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家庭是否有小孩和老人等家庭责任属性，都会对非工作活动的产生和特征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表6－10）。

表6－10　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结构组成和活动—移动行为之间的影响

注：粗体字表明影响显著性水平在90%以上。

在线性结构关系软件（LISREL8.7）中运行程序，采用极大似然法（ML）对数据进行估算，合计958条活动符合标准并进入模型，在对初始模型进行不断修改之下，得到最终模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0（小于0.05），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因模型主要基于路径分析，因此主要通过路径图和效应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效应又可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指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而间接效应则是指原因变量通过影响其他中介变量，进而对结果变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总体效应则是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总和。(www.daowen.com)

社会经济属性和家庭结构组成对非工作活动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如表6－11所示。性别对居住空间和活动目的的影响显著。男性倾向于居住在商业设施密度较低的社区，并且较少从事与家庭责任相关的非工作活动。这说明北京居民的活动仍表现出传统的家庭分工，即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活动。男性的非工作活动地点通常离家较远，说明其对公共空间的利用优于女性。年龄、职业和收入对活动—移动行为具有相似的影响。年龄较大且低收入的全职工作者倾向于居住在商业设施密度较大的社区，说明此类人群的移动能力较差，因此居住在市中心的旧有社区中，可以相对方便地到达周边的商业服务设施。这类人群通常具有较长时间的工作活动，说明其所受到的时空制约较大。但是，年纪越大，其所进行的家务相关活动和出行越少，说明可能只有少部分退休老人帮助子女分担家务。老人的家外非工作时间偏短，可能与其较多进行零散的体育锻炼有关。全职工作者进行较多的家务活动且离家距离也较远，说明他们可能承担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在家庭结构组成对活动—移动行为的影响中，小孩和老人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家庭中有未成年小孩，居民倾向于花较少的时间在工作上，同时产生较多近距离、短时长的家务相关活动，说明小孩的存在能够加重家务负担。而退休老人在家庭中的存在仅影响了少量家庭相关活动的产生频率，并未对活动距离和活动时长有较大影响。这说明老人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双向的，身体健康且热心的老人可能会分担或参与家务的完成，身体不佳的老人又可能会成为被照顾的对象，从而加重了家务负担。

表6－11　居住空间、工作活动和非工作活动之间的影响

注：粗体字表明影响显著性水平在90%以上。

结构方程模型（SEM）中所设定的内生变量表示的是居住空间、工作和非工作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表6－11所示的为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图6－7表示的是内生变量之间的显著性影响。

居住空间商业密度的增加，能够促使居民减少工作活动时长，尽管影响的系数较小，但说明空间要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居民所受的固定活动制约。居住空间商业密度的增加、工作时长的增加，会使居民的非工作出行距离减少，且直接影响均显著。这说明非工作活动地点的空间选择，受到居住周边商业设施配套和居民个体的时间预算制约。工作时长以及家务目的的活动，均会促使居民减少非工作活动时长。这与个人在一天中可利用时间有限，即时间预算理论，相一致。同时，家务活动通常具有高频率、短时长、近距离的特征。非工作活动的距离增加，会使居民的非工作活动时长增长。这说明当居民花费较多时间成本用于出行时，其所到目的地的重要性会增加，相应的活动时长也会增长，与居民实现基本效用最大化相一致。从图6－6所示的影响变化单位来看，当居住空间商业密度增加1单位，会减少0.063单位的工作时长，减少0.154单位的非工作活动距离，居住空间因素对居民活动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工作活动时长增加1单位，会减少0.264单位的非工作活动距离，减少0.275单位的非工作活动时长，体现出显著的时间制约。非工作活动的开展，受到居住空间、工作活动以及家庭责任相关目的的共同制约，居民通常需要在满足基本活动需求的基础上，才会开展有利于提高身心健康、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休闲娱乐活动。因此，当女性面临工作和家庭双方面压力时，其通常会压缩休闲活动的时间，由此而形成了有损幸福感的活动空间模式，体现出男女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图6－7　内生变量间的直接影响示意图

注：仅列出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