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的家务分工一直是社会学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在传统文化观念里，男性被认为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而女性则被认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由此能够体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价值观（Hofstede，1980；Ruppanner，2010）。这种女性以家庭至上的性别分工观念，需要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担（柴彦威等，2002）。

性别差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严格奉行“男尊女卑”的思想，男性是构成宗族和家族的核心，在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这种制度下，女性基本没有公共生活，完全被禁锢于家庭生活之中，成为“家庭妇女”，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内部，从事与家庭相关的任务与活动（黄春晓等，2009）。其次，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大家庭”的思想，注重世代同堂，而这种传统映射到现代社会，则是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退休老人代替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及对孙子女的照顾（Logan et al，1999）。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职业女性的家庭负担，使女性的就业与休闲生活大规模增长。但同时也应当意识到，老人分担家庭负担的中国家庭生活也同样是“双刃剑”，老人的健康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多的家务照顾任务，也会转加到女性身上（Silverstein et al，2006）。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单位制”发展阶段是形成中国社会性别差异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从政治宣传上极度重视男女平等，强调“妇女能抵半边天”，女性以轰轰烈烈的社会性规模进入男性的生产领域。“单位制”尽管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国家对资源控制的一种手段，但其思想以及所呈现的空间形态，却与世界流行的女性主义思想极为吻合。“单位制”保留了基本的家庭单元，但又在单位层面形成了集体主义家居（黄春晓等，2009）。在单位空间内，女性与男性一样工作，由单位实行了家长式的照顾，其所提供的幼儿园、学校、食堂等部分地分担了女性需承担的家庭任务，生活和工作在一个相对紧凑的空间中完成，从而使女性得到一定的解放，更容易参与到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中。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城市（World Bank，2011），且大都拥有全职工作，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男女家长均拥有全职工作的双职工家庭在中国城市非常普遍。但限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男女平等地位对比西方社会并不乐观（Haller et al，1994），而更多地体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女性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www.daowen.com)

基于活动空间的性别差异研究分别从职住选择、时间利用及中国城市实证分析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汉森等（Hanson et al，1988）的研究表明，在家庭中男性对于居住地与就业地的选择通常具有优先权，而女性就业则作为附属行为在居住地周边进行选择，以方便对家庭的照顾。关美宝（Kwan，1999）利用时空路径的三维分析，发现女性的行为空间更为破碎化，并且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时空间固定性的活动；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活动空间对城市机会的可达性较差。家庭内部的时间利用分析表明，女性参与了较多和较长时间的家务活动，而男性则倾向于较长时间的休闲娱乐活动（Golob，1997）。很多时空行为分析的研究均表明性别具有显著的影响，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Harvey et al，2000；Dijst et al，2002；Schwanen et al，2008）。以上大部分研究是以欧美城市为研究案例的，而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也回应了活动空间的性别差异。曹和张等（Cao et al，2007；Zhang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男性在家外公共空间活动中占主导，而女性的活动空间则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内部，双职工家庭的时空活动安排体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

对于空间活动的认识，可以从其时空间的固定性与弹性来划分。工作活动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固定性，即大部分活动均是在工作地进行的“朝九晚五”的活动。而非工作活动则在时间与空间中具有一定的弹性，如家务活动可在个人闲暇时间开展，休闲活动由个人决定其时间、空间与内容（Carlson et al，1996）。因此，非工作活动更能够体现出个人的选择，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非工作活动更能体现出男性与女性在主观行为决策上的差异。非工作的弹性活动应当针对工作活动的固定性而言，因此，工作日的活动安排就是两者博弈的结果。本书利用2007年北京居民活动日志调查，通过时空路径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讨论工作日北京居民的非工作活动的时空间安排，从而透视了活动空间的性别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