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住房改革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从而形成了制度背景和空间特征差异显著的社区类型。从上述分析来看，北京居民的日常活动存在明显的社区分异。单位社区居民具有相对收缩的时空路径形态、较短的出行时间，其所受的时空制约较小。而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开阔、出行时间较长，其所受的时空制约较大，尤以保障房社区居民为甚。同时，居民的日常活动模式还受到性别、年龄、职业类型等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

居民日常行为的社区分异带给研究者关于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单位社区作为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留下来的“自给型社区”，尽管存在诸如空间封闭、僵化等弊病，但从本节的分析表明，其具有职住接近的特点，能够促使居民进行短距离、非机动化的出行，这与美国的“新城市主义”社区、欧洲的“紧凑城市”理念具有殊途同归之效。中国城市应当重新审视单位社区在空间组织上的优点，而不应当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味的摒弃。关于保障房社区居民承受较大时空制约的现象，也同样对城市规划和管理者带来启示。在保障房的选址和建设中，应当充分考虑职业与居住的配套，充分考虑保障房社区居民难以承担乘用较快捷交通工具的费用，所以易形成个人时空行为的困境，以便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住房建设。

中美城市居民的比较给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带来一些深层思考。首先，城市空间功能的过于集中，通常会引发中心区人口拥挤和交通拥堵等现象。尽管居民的出行距离不远，但需花费较多时间用于出行，幸福感和满意度均不高。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成熟阶段，需要发展城市的多中心结构，培育远郊区的就业次中心，实现城市功能与人口的空间疏散。其次，中国城市空间的基础设施配套仍具有改善空间。现阶段城市居民事务目的出行的距离较长，表明城市服务与配套设施供给与需求间仍存在差距。而休闲目的出行作为个性化、自由支配的出行，北京尚不能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自由选择，而芝加哥已体现出空间上的自由性。最后，中国城市居民对步行和自行车选择以及联合出行行为的青睐具有历史传统（源自单位社区时期），但近年来居民个体化和机动化出行有所增长（Feng et al，2013）。中国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对慢行交通方式给予保护与鼓励，不应重走西方国家先行小汽车社会、再行重返自行车（Back to Bike）的道路。(www.daowen.com)

活动空间映射到社会空间，这种分异具有深层的理论探索意义。传统社会空间的研究聚焦于“怎样的人会居住在怎样的空间”，而本节通过对居民时空行为模式的分析表明，即住在相同社区类型的居民其在行为模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来回应“他们在那里有怎样的生活空间”的社会空间问题（张艳，2012）。现有居住空间研究提出，空间对居民行为具有影响，同时居民也有对居住空间的自选择过程（Cao et al，2006；2009）。因此，利用时空行为度量，重新衡量和测度社会空间的分异，是更全面认识城市子空间中居民生活状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