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社区类型作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影响因素，社区类型的变更反映了中国住房改革的过程。居民的时空行为因社区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居民的个人属性也会对时空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节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既考虑社区空间因素，又考虑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对北京居民日出行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拟合，如表6－6所示。

表6－6　居民出行与休闲时间利用的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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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值是对单个变量显著性的检验；P值是指显著程度。

出行时间的模型表明社区类型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均对出行时间的分配具有显著影响。模型整体的拟合情况较好，方差（F）检验的显著性为99%以上。从社区类型的影响来看，商品房社区居民比单位社区居民有更长时间的出行，而保障房社区居民比商品房居民的出行还要长，其显著性水平均在90%以上。这说明，在控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影响的前提下，社区类型作为空间和制度性因素仍然对出行时间的分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变化趋势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一致。从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来看，性别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单位制度，使女性有更多机会进行全职工作，尽管制度如今已经终止，但其影响仍深远存在。年龄具有较显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的出行时间有所增加，可能因为老人有较长的闲暇时间，并且更愿意采用慢行交通，因此增加了出行时间。职业类型也具有显著影响，全职工作者的出行时间最长，说明工作通勤是工作日最主要的出行目的；而学生也具有较长的出行时间，这可能与北京城市空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有关，住在郊区社区的学生需要长距离出行才能进入较好的学校学习。交通方式对出行时间的影响显著，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居民所花的出行时间最长，说明北京的公共交通系统仍有待完善，需要提高单位时间效率。

休闲时间的模型表明仅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对休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好，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也在99%以上。社区类型并没有对休闲时间具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单位社区居民具有最短的出行平均时间，但结果并未显示其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花在休闲活动中，可能的原因在前文已有所讨论。在社会经济属性中，性别的影响显著，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这说明北京女性可能承担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从而压缩了其可能提高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休闲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的休闲时间变少，这可能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有关；而低收入居民中有一部分是失业或无业者，因此在休闲时间总量上多于高收入人群。考虑到个人移动的能力，如拥有驾驶证或小汽车，如使用小汽车出行，可能会减少固定性出行时间，从而增加休闲时间，但对模型结果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