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研究运用北京三类社区居民活动—移动模式的比较，讨论转型期城市空间对居民行为的影响。研究建立在社区横向比较的框架之上，如图6－1所示。在中国住房改革的过程中，社区类型代表了城市转型的不同驱动力。单位社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受到传统制度的影响。商品房社区是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而保障房社区则是在政府规划与政策调控机制下形成的。由于建设时代及驱动机制的差异，从单位到商品房，再到保障房，居住的地理空间位置由市中心向郊区发展。这三类社区居民的行为模式可能受到居住空间、职住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出行时间和时空间制约程度。单位社区居民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地理邻近，在活动安排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商品房社区与保障房社区居民由于日常花在通勤等固定性出行上的时间过长，而失去了部分活动安排的自主决定权，从而需要忍受较强的时空制约。基于这一研究框架，这一部分采用北京居民活动日志调查中的六个小区，每两个代表一类社区，对其进行居民行为模式的横向比较。

1）社区空间分异

图6－1　北京居民行为的社区差异研究框架

城市物质空间（或建成环境）的具体要素包括土地利用特定、交通设施及线路布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及商业设施等，其特点可以用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以及设计（Design）等多个维度来评价。本节选取城市社区内部及周边所分布的设施来表示社区空间的差异，具体包括：用“距离地铁站的距离”来表示交通可达性；用“1km 半径内低等级道路长度”来表示社区内部空间设计对使用步行和自行车居民的友好程度；用“1km 半径内零售业服务人员数目”来表示社区周边服务设施的配套程度；另用商业密度等级、距市中心距离来表示社区的地理区位。2007年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中用于社区差异分析的六个社区，在空间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社区的面积均为0.2—0.4km2，但回龙观是郊区新建大型居住区，面积接近于3km2。因此，以上指标的测量多是基于社区的几何中心点，及其以外1km 的范围作为对社区内部及邻近周边的物质空间范围（表6－1）。

表6－1　北京被调查社区的空间差异

注：密度等级：1表示＜10 个／km2；2表示10—100 个／km2；3表示100—200 个／km2；4表示＞200 个／km2。距市中心距离根据谷歌地图量算。

就社区的交通可达性而言，单位社区的可达性最好，距离地铁站的距离最短，居民可以较为方便的利用公共交通；保障房社区的可达性最差，尤其以望京花园为代表，而回龙观的地铁可达性较好是因为政府为解决“卧城”回龙观的交通问题，专门开辟了回龙观至市区的地铁线路。就低等级道路密度而言，单位社区作为发展最久远的社区，低等级道路最为密集。燕东园的密度偏低是因为其是北京大学的家属区，1km 范围将部分校园空间划入，而导致公共道路密度较低；而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的低等级道路密度均偏低，说明此类社区的设计暂未考虑行人和自行车友好型的设计理念。就商业服务设施而言，单位社区最优，而商品房社区最差。单位社区内部的小型服务设施、周边的大型商业设施配套较完善；而商品房社区部分具有门禁性，内部无服务设施，位置又处于城市边缘，从而导致服务设施配套的不足。

总体上，城市商业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和距离衰减趋势。体现在社区层面，郊区的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的商业服务设施配套明显少于中心城区的单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供给水平最低的是保障房社区，尤其是回龙观。

2）时空路径分异

三维可视化是时空行为的重要方法，也是从整体上刻画和观察居民整日活动模式的重要手段。本节借助“活动模式分析家”（Activity Pattern Analyst，APA）模块^[1]，在Arc－GIS环境下完成时空行为的三维处理。这一方法遵循时间地理学时空路径的表示法，即用水平面的x，y轴表示城市空间，用垂直的z轴表示时间，沿z轴自下而上表示一天的24小时，时空路径在城市空间的投影则为活动空间的位置（赵莹等，2009）。

时间预算理论强调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时空路径的不同形态能够反映居民所受的时空制约。如果居民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工作或工作相关出行等固定性活动，那么居民就会压缩其他非工作目的的弹性活动时间与活动地点。(www.daowen.com)

三类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图6－2所示，分别对三类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进行了三维俯瞰截图和二维投影截图。单位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最为收敛，大部分居民的活动在家周边完成，并且可以在工作中的午休时间返回家中休息等。而商品房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相对开阔，居民需要较长距离的通勤前往工作地，并很少有居民在中午可以返回家中。保障房社区居民的时空路径最为开阔和延展，长距离的出行占据了较大比例，因此时空路径呈现单次“离家—返家”的形式，很少有其他非工作活动停留点。

图6－2　北京三类社区居民三维时空路径图

时空路径的分析能够展现居民所受时空制约的概貌。单位社区居民在工作与工作相关出行上所花的时间较少，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自主选择的非工作活动，如中午返家休息等，其所受时空制约最小。商品房社区居民因为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在工作相关出行上，因此占据了一定非工作活动的机会，其受到了较大的时空制约。而保障房社区居民的职住分离情况更为严重，工作相关出行的时长最长，因此工作日的活动安排仅能满足固定性活动的需求，其所受的时空制约程度最大。

3）时间利用差异

进一步计算三类社区居民的出行与休闲时间，分别代表了固定性活动与弹性活动的安排，如图6－3所示。从日出行总时间来看，单位社区居民最短（约60分钟），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居民依次增高，保障房社区居民最长（约95分钟），说明由单位社区到保障房社区，居民所受的固定性活动时间约束逐渐增加。而从日休闲总时间来看，依然是单位、商品房社区至保障房社区居民依次升高。这可能与之前的假设略有出入，根据时间预算理论，固定性活动时间越长，那么相应的弹性时间越短。而北京居民所呈现的结果，可能与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居民对休闲活动的定义，中国城市居民普遍认为的休闲活动层次较低，如在家看电视、饭后散步等，冲淡了休闲活动的深层内涵；二是单位社区的老龄化严重，老人操劳一生已成习惯，并没有休闲娱乐的生活，而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以年轻家庭为主，年轻人注重休闲和娱乐。4）交通出行差异

图6－3　北京三类社区居民整日出行与休闲时间利用

时空路径和日出行时间是从整体上反映居民的活动模式，本节进一步以单次出行为基本单元，分析交通出行在时长与距离上的分异。如表6－2所示，居民单次出行的平均时长以单位社区居民最短，而保障房社区居民最长，而其出行的平均距离则是单位社区居民最短，商品房社区居民最长。这说明尽管商品房社区居民有较长距离的出行需求，但因其拥有时间效率较高的交通工具，使其单位时间出行的效率增加；而保障房社区居民既要忍受较长距离的出行，又要使用时间效率较差的交通工具，因而形成了时空制约的困境。

表6－2　北京居民出行时长与距离的差异

从交通方式的差异来看，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时间最长，而使用步行或骑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最短。而出行的距离也基本一致，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距离最长，这可能与北京相对成熟的地铁系统有关，而慢行交通的出行距离最短。相比较而言，小汽车在出行方面的时间效率最高，在平均距离为5.9km 左右时，平均出行时间为40分钟左右，是较为优越的交通工具，但机动化和私有化程度都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