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Ma，2002），而住房改革是这场体制变革的重要部分（Wang et al，2000）。住房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949—1978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阶段（Huang，2004）。在这一阶段，单位是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Bray，2005）。单位在提供住房的同时，还向职工提供大部分的生活必需设施，如食堂、澡堂、商店等，甚至还包括教育（如幼儿园）、休闲（如运动场）和医疗设施（如诊所）等（柴彦威，1996）。单位大院的居民可以足不出“院”就完成全部的日常活动，单位成为满足职工居住、工作与生活全部需求的自给型社区。②1978—1998年的市场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主题。在住房领域，全国性的改革计划始于1988年（国务院，1994），明确建立住房市场和实现住房私有化（Li et al，2006）。1998年，国家正式终止了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商品房开始成为居民住房选择的主要对象（国务院，1998）。因此，居民不再需要居住在单位大院，而是可以自主地选择居住空间，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单位空间（Huang，2003）。③1998年至今的住房市场完善阶段。住房市场逐渐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行业过热、房价增长过快的问题。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保障性住房是面向中低收入者居住的、由政府控制房价的可支付性住房。保障性住房由于以成本价出售，开发商考虑到建设成本以及政府划拨土地的问题，通常使其建设在城市边缘地带。并且，基本的商业和服务设施很难在短时间内配套完成，因此造成了居民长距离通勤、生活不便利等诸多问题。总之，在住房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通常与社区类型息息相关。

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另一方面是郊区化的发展，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与美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历史和空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尽管悠久，但全面的现代城市空间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30年的时间经历了西方城市上百年的发展历史阶段（陈雪明，2003）。中国郊区化体现为空间上的蔓延，未导致中心区的衰落，而是以被动式郊迁为主，城市中心区的空间结构依然留存有单位制大院社区混合土地利用的形态（刘志丹等，2012）。但美国城市郊区化始于20 世纪20 年代，经历现代都市区的形成和转型，城市郊区化以离心扩散现象为代表（冯健等，2004；柴彦威，张艳，2010），城市空间结构采用的是单一功能的分区制形态，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了巨型都市带。

城市空间的变化引起了居民活动空间模式的变化，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主题并开展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国住房改革的背景讨论（Wang et al，2000），以及城市空间转型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研究（Gaubatz，1999），是从国家层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潘海啸等（Pan et at，2009）对上海进行了城市空间转型对交通出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在传统社区的居民具有较短的出行距离，并提出了通过建设步行者和自行车友好型城市形态，来减缓机动化出行的建议。王冬根、柴彦威（Wang et al，2009）对北京的研究表明，单位社区居民比商品房居民表现出较短的通勤距离和较高比例的非机动化出行。另一项研究表明，不同社区的建成环境对居民的活动—移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Wang et al，2011）。(www.daowen.com)

城市的郊区化及空间蔓延式发展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制约和压力。一方面，由于城市居住郊区化的快速进程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外迁、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步性，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现象在中外大城市均有所出现（刘志林等，2009；孟斌等，2012；刘望保等，2013）。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所承受的长距离、长时间通勤现象在城市郊区与中心区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逆通勤、郊区间通勤等现象（张艳等，2009）。另一方面，郊区化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使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购物、休闲及家务等日常活动出现了空间分散的趋势。近年的研究开始从城市居民活动系统的整体性和城市空间发展的多重性来透视活动空间的郊区化问题（张艳等，2011；柴彦威等，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