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利用（Time Use）的理论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行为学，社会学家乔治·贝文斯（Bevans，2010）早在1913年就首次通过时间利用调查来分析工人如何利用他们业余的时间。这也就形成了社会学中对时间最古老、最完善的研究，即时间预算（Time Budget）研究。时间预算研究一开始不在意时间的内涵，只关注有多少时间被分配于家庭、工作和休闲。直到摩尔（Moore，1963）重申时间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结构和制度会对个人活动发生的同时性和连贯性等两方面的时间维度产生影响。吉登斯（Giddens，1984）对结构化模式活动所形成的日复一日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理论化，强调居民的时间利用其实是在社会结构中建构的。因此，这种时间利用及预算的研究曾经并且现在仍然被作为特定生活方式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即通过可获得的空闲时间的数量来衡量生活质量。社会学的理论为形成能够反映不同结构化模式的活动分类提供了依据，从而把不同功能和需求的活动时间利用首先区分开来，再有机联系起来。在经济学领域，贝克尔（Becker，1965）首先提出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与货币置换的资源，以解释家庭的活动选择。在逐步追求精确特征的研究趋势下，经济领域的研究开始把时间作为实施活动时长和频率的一系列数字所表达的资源。通过研究既有的从特定领域中挑选出来的时间形态，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同时影响人们生活的时间形态。

在地理学研究中，哈格斯特朗（Hägerstrand，1970）最早提出时间地理学框架，强调在时空间制约下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日常行为。而活动分析法（Activity－Based Approach）的出现，则为出行的时间利用分析提供了行为基础，从选择和制约两方面思考活动—移动时间利用行为的发生过程和时空间等制约因素（Timmermans et al，2002）。活动—移动持续时间的理论基础受到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时间利用理论的影响，但核心是时间预算（Time Budget）理论，即认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分配给不同类型活动—移动的预算时间是基本固定的，并且受到生命周期和行为偏好等因素影响。在应用上，居民机动车出行时间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交通拥挤、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等城市交通需求管理（Travel Demand Management，TDM）问题。居民日常活动—移动的时间分配和利用反映了居民的个人生活质量和基于活动可达性或公共交通机会的社会公平等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而言，行为的发生时间（Timing）、持续时间（Duration）和时间顺序（Sequence）是时间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三方面行为特征，大量的实证分析均在探索影响这三方面时间利用行为特征的各种因素。(www.daowen.com)

中国城市居民时间利用的研究多为社会学研究，较少联系城市空间的分析。时间利用调查被作为一种计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天然工具（安新莉，2004）。社会学文献基于多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研究居民的时间分配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王琪延（2000）运用生活时间利用调查，分析了居民时间利用特征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的差异。部分学者将居民闲暇时间的利用作为评价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董长云，2006）。在地理学领域中，北京大学行为地理研究小组利用20世纪90年代末在天津、大连和深圳进行的时间利用日志调查数据，对居民的各类活动和出行的时间利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分析、聚类研究和基于家庭的结构方程分析，得到不同活动之间以及活动与出行之间在时间利用上的联系及影响。现有活动—移动行为的时间利用分析更多地与特殊群体的生活现状相结合，如流动人口（兰宗敏等，2012）、失业者（吴瑞芹，2005）、低收入者（张艳，2011），以做结合社会现实并探讨解决之道的实用性分析。这部分内容主要针对时间利用的节奏与分析，通过描述、聚类和对比分析，对居民活动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和时间顺序等特征进行总体格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