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空间行为呈现复杂化的趋势，首当其冲的是居民移动性需求的增加。一方面，城市空间的扩张带来了居民生活空间的扩大化，职住分离使城市居民活动的空间尺度变大，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引发了交通设施配置的矛盾，造成了交通出行量的增加（Hanson et al，1988；Timmermans et al，2003）。另一方面，交通方式的多元化，公交系统、地铁的完善，尤其是小汽车的使用，提高了居民移动选择的自由度，促进了居民的移动需求（Cervero et al，1997；Krizek，2003）。

从活动目的与时间安排的角度来讲，随着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的闲暇时间增多，需求层次多样化，如居民在自由支配时间中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开始从过去的消除疲劳型逐渐向发展与享受转变，通常表现出较强的个人偏好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完善给居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机会，使居民行为决策的选择集不断增大，行为模式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Wang，2001；张文佳，20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已经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应用领域包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农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等，ICTs的使用对居民活动—移动行为和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Mokhtarian et al，2006）。ICTs能够允许居民非同时、非同地的发生活动或完成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间地理学关于时空间定义和关于人的基本假设，使空间行为的复杂性增强。技术进步形成“距离消失”或“时空压缩”，提供了人类生活无需出行的可能，向空间与行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关于活动行为本身的扩展与理解——从物理空间行为走向虚拟空间行为

传统的时间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与人实际交流的情形，它虽然认识到了人们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完成任务的能力，但重视程度仍远远不够。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很多活动都可以在没有空间位移的情况下完成，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设备办公的情况也越来越多（Raubal et al，2004）。因此，空间限制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时间限制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相互交流的四种模式：①同步物理到场（Synchronous Presence）是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②同步虚拟到场（Synchronous Telepresence）只要求时间的一致性，如电话，允许个体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进行交流；③异步物理到场（Asynchronous Presence）只要求空间的一致性，而对时间无要求，如留言纸条；④异步虚拟到场（Asynchronous Telepresence）对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都没有要求，如电子邮件和网页（Raubal et al，2004）。

这种活动模式的建立对传统时间地理学中的组合制约理论提出了挑战。组合制约是指个人或集体为了从事某项活动而必须与其他人或物的路径同时存在于同一场所的制约，而现代的通讯手段允许在“非同时”和“非同地”的情况下完成相同的活动或任务，即虚拟空间行为的出现弱化了时空制约条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活动模式。米勒（Millers）对这种活动模式的改变做出了回应，构建了“新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介绍了虚拟行为的研究客体，即入口（Portals）和通讯窗口（Message Windows）。入口是行为者能够访问到适合的通讯设施的时空停留点；通讯窗口是行为者与入口相互作用的时间间隔。他对虚拟行为的必要条件进行了阐述，使研究成为可能（Miller，2005）。余等（Yu et al，2007）建立了表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关系的概念框架。一方面，信息传递通道的入口是进行虚拟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保障信息传递的基础设施是落在物理空间上的；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的信息传递能反作用于物理空间，进而影响行为者的实际活动行为。因此，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探索人类虚拟行为的特征，挖掘和度量虚拟空间行为与物理空间行为相互影响的机制，已成为时间地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课题。

2）对行为中情感因素的考虑——加入人类能动性(www.daowen.com)

哈格斯特朗（Hägerstrand）将时间地理学中的行为进行了均质化，即不考虑情感因素、行为偏好等个体差异。后期时间地理学对情感因素的处理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来自行为地理学对个体“选择”与“能动性”的强调，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来理解行为及其所处空间的关系，时间地理学吸收了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元素，弥补了其忽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自身理论的成熟与完善，时间地理学创立阶段在没有认识和理解时空行为宏观规律的情况下，加入这些因素的考虑显然是复杂而不现实的。经过研究者三十余年的探索，尤其是技术方法的成熟，人们对时空行为的模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亟待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情感与行为偏好的考虑加深了对个体行为与空间物质环境相互影响的认识。

关美宝（Kwan，2007）提出只有把情感、价值、信仰都整合为地理空间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引导人们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公平的世界。她认为扩大时空行为研究的社会影响，不仅要致力于个体（或地方）尺度的分析，还要关注时空行为产生的多重背景。她尝试将行为者在活动中的心理感受用颜色进行标记，并整合到时空路径中。加入情感因素的时空路径可以像照片或录影一样记录日常活动。劳巴尔（Raubal）等建立了面向定位服务（LBS）使用者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该框架可以提供制约条件下完成任务的可能方案，由行为者根据其个人偏好进行选择并实际执行，充分体现了行为过程中个体主观的差异（Raubal et al，2004）。

3）对行为主体假设的改进——打破男性控制

传统的时间地理学强调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人类行动者和移动空间是依照主宰者的形象建构的。换言之，时间地理学建立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和空间理论中，这长时期受到以女性主义为主的激进学派的批判，认为其忽视了个体在完成时空行为上的差异，其均质化个体的假设和标准化外部空间的定义均是面向男性行为主体的（Kwan，2002；理查德·皮特，2007）。近期时间地理学注重了对行为主体假设的改进，开始关注以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的时空行为模式。

弱势群体的定位集中在妇女、老人、儿童等群体，往往与种族、社会排斥、阶层和居住分异等关联，而时间地理学的突破主要集中在对女性空间的关注和阐释。女性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能力的限制不同于男性，从人类空间自由的意义上来讲，女性的空间并非是无限的、极大的、透明的（理查德·皮特，2007）。时间地理学在对日常行为的研究中，充分考虑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责任、情感变化的特殊性（Kwan，1999；2007），有力地驳斥了“时间地理学是男性控制的地理学”的批判，完善了对行为主体理论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