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空间分异

分异是由一个到许多、由简单到复杂或由同类到异类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组织、社会文化或其他任何部分变得复杂的过程（吴启焰，2001），也被认为是原本同一体中的个体由于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差异而产生了社会距离，在原本群体中不断分开或异化的过程，它强调的是一种分离的动态过程（杨上广，2006）。这种过程的极端表现和结果便是隔离，其意味着不同阶层社会距离的扩大，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彼此分隔，尤其是处于社会两端的团体或集体彼此互不接触，形成居住空间及交际网络的断裂状态。社会的分层与极化促使社会空间的分异，甚至是社会空间的隔离，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及社会流动性的物化过程（庞瑞秋，2009）。

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基于居住空间的分异，也是沿袭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组织与变化描述发展最为成熟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述，21世纪以前，从宏观方面研究城市形态和物质环境的空间分异占据主导，其强调中国城市尽管在建设之初立足于平等均质化的空间建设，但仍然存在空间的分异，它是经济动力因子的载体和外在表征（虞蔚，1986；许学强等，1989；郑静等，1995）。2000年以来，随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更多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例如冯健、周一星（2003；2008）采用北京1982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北京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进行解释。其结论与顾朝林采用1998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北京社会空间的分析结论相近（顾朝林等，2003）。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和分异的实证还在上海（李志刚等，2006；宣国富等，2006；He，2010）、广州（周春山等，2006）、西安（王兴中等，2000）、南昌（吴骏莲等，2005）、南京（吴启焰等，1999）、长春（庞瑞秋，2009）等城市开展，基本结论是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区，基于社会区的城市结构表现出异质性的特征。

依赖于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空间结构的总体格局，但由于其缺乏针对性，往往无法揭示完全的空间过程，无法将社会空间演化的机制展现出来。因此，近期的研究开始采用对城市居民的问卷和个案调查方法，通过对具体城市地域，特别是微观地域的分析来解释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演化的一般规律。李志刚等（2006）对上海三个社区的深入研究表明，社会建设的历史时段、当前的市场因素对社会空间重构起到重要影响，社区内部的均质化和社区间的异质化两种趋向正同时发生。刘玉亭等（2007）依托2005年南京市的千户调查数据，检验了不同性质、不同特征家庭的住房分异，指出户口、单位等制度性因素的作用持续而重要，市场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样显著，并体现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刘志林等（2009）以北京市问卷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从职住分离程度来反映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过程，重点比较了不同居住社区类型、住房产权属性、居住搬迁年份的居民的职住分离程度。此外，在郊区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研究者针对居民迁居行为（冯健等，2004）、社会空间分异与社区碎化治理（楚静等，2011）、社会空间的“非均衡破碎化”（魏立华等，2005）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2）少众群体的社会空间

针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态描述、社会区聚类、跨时段对比、机制分析等多个方面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正在不断走向复杂化，针对特殊群体聚居区的深入研究大量出现。本节将这部分研究划分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聚居区以及外籍人口集中地三个主题。

（1）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移民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市场因素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国有企业所形成的空间分异相叠加，使城市空间变得更加“分化”和“碎化”，精英阶层所在的舒适豪华的富有社区和城市下层低收入人群、少数种族所在的衰败社区在空间上产生了分离。顾朝林等（1999）对北京城市富裕阶层的研究表明，富裕阶层不仅形成了社会结构的层次分异，同时也产生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异，形成了高级写字楼区与高级住宅区，加剧了社会隔离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城市贫困聚居的低收入邻里开始出现。研究表明，低收入邻里主要有三种类型：老城衰败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以及城中村（刘玉亭等，2006）。城市贫困空间的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特征，贫困家庭一方面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另一方面出现于旧城的衰退社区中（陈果等，2004）。从中国城市贫困形成机制的角度来讲，国家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作为宏观要素，在住房市场化和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刘玉亭等，2006）。就贫困家庭的个体单位来讲，制度保障是传统重要影响因素，而市场薪酬机制正在成为贫困产生的重要决定因素（何深静等，2010）。此外，转型期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也得到关注（袁媛等，2009），并开始讨论城市贫困空间固化（袁媛，2011）、城市绅士化对贫困人群的利益剥夺（何深静等，2010）等议题。

（2）流动人口聚居区(www.daowen.com)

城市贫困的研究逐渐意识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实质上分化为“内生型”和“外生型”，前者聚居于内城衰败的单位制社区等，后者租住于“城中村”、城缘农村等（魏立华等，2007）。因此，流动人口的研究既是城市贫困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是转型期城市问题的重要方面。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研究早期开展了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的特征分析（刘海泳等，1999），并逐渐开展了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的分析，还讨论了其与经济和社会因素、更深层的体制和政策的关系（袁媛等，2007；姚华松等，2010；仝德等，2011）。在对流动人口聚居区深入的调查中研究者认识到，由地缘、业缘而建立起的聚居网络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典型的“浙江村”、“新疆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刘海泳等，1999），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原居民和主流社会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关系（刘贵利等，2000），甚至促使城市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项飙，1996）。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受到经济、制度的种种限制，尤其是有限的住房选择，将其推向以“城中村”为代表的低端私人租房市场（袁媛等，2008）。城中村在早期被简单地视为“毒瘤”，而后期学者开始从土地、住房、市政管理等城市制度环境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张京祥等，2007），并从微观视角对“城中村”居民的日常活动时空安排（兰宗敏等，2010）和就医行为（薛德升等，2009）等进行深入剖析。

（3）外籍人口集中地

经济全球化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正不断瓦解、破碎，跨国移民、外籍人口聚居区在中国部分城市出现。中国城市直接针对外籍人口聚居区的研究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仅有少量以上海、北京等地的“国际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探索，但多以规划管理为视角，缺乏理论认识（文嫮等，2005）。地理学的研究有：基姆（Kim，2003）对延吉的韩国移民进行的访谈，探讨族裔经济对韩国移民收入的影响；吴缚龙和韦伯（Wu et al，2004）从“封闭社区”角度来研究北京外国人社区，对其住房选择与居住空间分布进行了总结；李志刚等（2008；2009）针对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的研究相对系统，利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并讨论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

3）居住迁移研究

居住迁移是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再分布的过程，影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化。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迁移的研究是从动态方面了解社会空间变化的重要方面。本书在已有研究的总结与分析基础上，将居住迁移的研究按照迁移格局、居住隔离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迁移格局的研究包括对迁移率、迁移方向、迁移距离等指标的考察分析，而居住郊区化则是最早关注的问题。通过居民问卷调查，研究者发现城市中心区向近郊区的迁居量远远超过近郊区向中心区的迁居量（周一星等，2000），其中旧城改造可能成为促使居住郊区化的重要原因（柴彦威等，2000），并开始关注迁居行为的时空特性（史中华等，2000）。已有研究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与迁居行为有关的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等现象（冯健等，2004），深入探讨了迁居行为与社会转型、空间重构的关系。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迁居行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从微观视角诠释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而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增强，个人偏好和家庭属性开始成为居民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张文忠等（2003）和刘旺等（2006）对北京市居民、刘望保等（2006）对广州市居民的居住偏好和迁居决策进行了研究，丰富了中国城市居民迁居的微观机制与决策的研究。

居住迁移的空间结果通常是居住空间分异和隔离。李思铭（Li，2003）分析了住房产权变化对居住迁移的影响，并讨论了产权变化在城市不同区位所带来的空间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分异情况。黄友琴等（2009）将城市人口分为市内未迁居居民、市内迁居居民、市外永久移民和市外暂时移民四类，从户口、迁居和居住的关系来分析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居住分异和隔离。

居住迁移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需求方面，生命周期理论将迁居决策与生命周期的变化联系起来，如结婚、生子、离婚等生命事件的影响（周春山，1996；周侃等，2008）；生命历程视角则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将迁居决策与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如文化大革命、终止福利分房、单位制度改革等（柴彦威等，2009）。供给方面包括住房机会的可获性、住房选择的制约、住房市场的变化等。中国城市渐进式的住房改革，使单位福利分房制度、因户籍状况限制购房等供给方面的政策因素，极大地造成了居民在住房机会可获性的分化，成为影响迁居的重要因素（刘望保等，2007；柴彦威等，2009；张纯等，2009；钟杨燕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