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有的社会空间理论大多着眼于完全自由或福利体系下的半自由市场经济背景，而对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城市及市场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市而言，其社会空间的形成与城市发展的背景息息相关。中国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运用这些理论来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理，总体上包括市场转型理论、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及行为空间分析三个方面。

市场转型理论最早是由社会学界提出的，指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的过程是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Nee，1989）。这一观点认为城市转型的最终目标与转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即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市场经济中的情况完全不同，重点关注转型前后的社会变化，如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城市居民带来的自主权利和自由选择。市场转型理论在后期得到了作者本人和相关学者的多次修正，其中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影响较大的是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续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度这两大制度未发生根本动摇，因此，政治权力的维续在转型后仍有体现（Bian et al，1996）。在已有的居住迁移研究中，学者发现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住房产权的拥有与居民的党员身份（Li et al，2006）、工作单位的性质及职位有较大的关联（Huang et al，2002；Huang et al，2006）。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出现了“马太效应”，过去的党员干部及单位中的要职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弱势的普通居民在所谓的市场公平中被剥夺了应有的利益（Bian et al，1996；Logan et al，2009）。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强调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约翰·康芒斯，2009）。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城市研究中被广泛关注源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近式改革，旧有体制的空间惯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影响城市的发展（Wu，1997），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体制成为社会空间形成的主导因素（Wu et al，2005；Ma，2007）。针对沃恩（Wirth）提出的“城市主义”，中国城市对旧有格局“路径依赖”的承认与重视，并逐步推进其转型，体现为“新”城市主义的复杂性（吴缚龙，2006；He et al，2009），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快速、明显的多元化、异质化趋向（李志刚等，2008）。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划分为宏观与微观。在宏观上，户籍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单位体制使城市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形态（Chan，1996；冯健等，2003）；在微观上，住房消费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观念文化差异等影响了住房选择（Wu，2005；Li et al，2006；Wu，2006；柴彦威等，2009），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造成社会空间差异巨大。(www.daowen.com)

行为空间分析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是对市场转型和制度经济“自上而下”分析的一种补充。行为空间研究是基于个体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来强调微观过程和解释分析，其研究范式包括行为主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对行为过程的解构（柴彦威，2009）。它包括了行为主义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三个理论方面，讨论了时间与空间、选择与制约、移动和活动三大关系问题，试图通过城市生活中居民通勤、购物、休闲等日常活动，来构成动态性、抽象化的城市流动空间，进而透视和解读城市物质空间的社会问题（柴彦威等，2008）。通过通勤行为特征而折射的中国城市职住分离现象（周素红等，2005；郑思齐等，2009；刘志林等，2009；张艳等，2009；柴彦威等，2011），由购物和休闲行为而反映的城市商业空间演变与社会空间异质的特征（李峥嵘等，1999；王德等，2001；柴彦威等，2005；张文忠等，2006；周素红等，2008；张文佳等，2009），以及居民出行行为所反射的城市交通问题（柴彦威等，2010；潘海啸等，2009；潘海啸等，2010），均为城市空间的解读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中国城市空间研究从过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变为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公平为宗旨（柴彦威等，2000；塔娜等，2010；张文佳，2010）。

这一阶段的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社会描述转向对社会空间演进机制的深度剖析（魏立华等，2005），研究者试图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次解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在经济制度转型期的变化规律与形成机理（冯健等，2003），讨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理论与方法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创新（魏立华等，2006；李志刚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