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5年，中国学者引进了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已有理论与方法，并开展了针对城市社会空间宏观规律的实证性研究。虞蔚（1985）最早对城市社会区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了介绍。许学强、叶嘉安等利用1984年广州市居民出行调查中有关人口和住户特征的数据以及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城市的结构与城市发展历史、住房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相关。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展了1990年与1984年的对比分析，发现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现象更趋明显（郑静等，1995）。从广州的社会区研究来看，社会主义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中种族隔离因素并不像西方国家城市具有显著影响，主要是城市历史因素、土地功能及住房分配制度的作用。

城市空间宏观规律分析阶段很难用明确的时间点加以划分，因为1995年以后是关于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阶段，为后续的深入机理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顾朝林等（2003）利用北京街道一级调查数据进行了城市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强度和流动人口状况发挥了关键作用。冯健等（2003；2004）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都市区的人口分布与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了居住郊区化趋势愈演愈烈的现象。冯健等（2003；2008）通过1982年与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了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由简单同质向复杂异质的变化过程。李志刚等（2006；2007）利用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居委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城市空间社会区的划分以及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并不明显存在，但住房分异严重存在。此外，还有从城市历史发展角度对南京、长春的社会空间进行的宏观分析（吴启焰等，1999；庞瑞秋，2009）；从不同职业从业者居住空间的分异角度对广州进行的研究（魏立华等，2006；魏立华等，2007），这些均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视角，并开始尝试揭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www.daowen.com)

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启了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认识，研究者尝试综合西方城市三大经典模型的理论来提出中国城市经验性空间模型，认为中国城市呈现同心圆的特征，并融合了扇形和多核心结构的特点（郑静等，1995；顾朝林等，2003）。在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研究者开始讨论社会空间分析的基本单元问题，从街道尺度至居委会尺度，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空间小范围均质、大面积混居的特点，各有利弊（李志刚等，2006；冯健等，2008）。而更多的研究已经开始转向对社会空间形成机理的分析，关注城市经济、制度、文化、历史背景中社会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即开展了第二阶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