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最早出现在欧洲的权力、知识和社会实践里，其形式和结构随着时间变化并在空间中扩展，到20世纪中叶，它们构成了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现代性的概念与资本主义背景下竞争的劳动力和产品以及市场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积累相联系，强调通向真实、美好而公正的生活的理智、理性和进步（约翰斯顿，2004）。关于“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精准的定义，而它的内涵就是“新”：新事物、新风格、新形势，真正绝对的新，绝无仅有的新（齐格蒙特·鲍曼，2003）。现代性的含义包括：①主要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特征；②描述一种向前发展、非重复性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特征；③其起源与启蒙思想的兴起有关，即民族国家出现，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世俗化思想萌芽（周栋栋，2010）。

现代性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定义，自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瓦解自身的矛盾性，“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流动性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液体不能够像固体那样容易控制与保持外在形状，它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Bauman，2000）。由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盛行，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崩塌，文化出现了多元化，个体的庇护瓦解，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社会个体丧失了安全感与归属感，只能努力在流浪中学会生存（周栋栋，2010；周发财，2008）。这些现象表明“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已经来临。其他社会学者对现代性反思的研究中，如“风险社会”的提出，也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Beck，1992；何小勇，2007）。

流动的现代性具有三个重要特点，即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社会个体成员的生存境况上，即所有的一切叙事或讨论最终都要转移到对人类的关怀上。本书将个体表现分为三个方面：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交方式。

1）行为方式

有学者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里，个体的居住方式从“定居”向“游牧”转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从全球到地方，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体被摧毁（周栋栋，2010），如《家的政治学》中所提及的，家的实体空间性以及家庭归属感在逐渐减弱（Dyuvendak，2011）。个体维以生计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现代性时代的福特主义工厂是就业终身制，个体无需在职业生涯中变换工作；而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里，工作变得有弹性，个体有权力选择工作，工作也可能对个体采取优胜劣汰，工作方式具有了诸多的不确定性（Bauman，2000）。个体的日常行为也存在流动性，在城市内部，随着交通系统的完善，居民日活动空间的可达范围在扩展；在区域尺度，甚至全球尺度上，随着区域间联系的增多，尤其是长距离交通的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ICTs）的普及，个体可以在物理或虚拟中出现在更广泛的空间里（Raubal et al，2004；Schwanen et al，2008）。(www.daowen.com)

2）思维方式

现代性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共同的伦理、文化传统或宗教信仰基础上的集合体，具有整体性。然而，流动的现代性则表现为思维的碎片化，如工厂为追求效率和效益而进行的分工细化，使个体仅从事重复和局部的劳动，导致其无法寻觅整体性时代所带来的安全感（周栋栋，2010）。具体的表现如宗教信仰比例的下降，使社会个体更多地追求个人的价值体现，却较少地考虑整体的利益（Houtman et al，2002；Dogan，2002）；家庭稳定性下降，离婚、不婚、丁克等现象使个体的家庭观念淡泊，家庭归属感下降，相应的也使家庭责任感缺失（Komter et al，2006）；个体在空间的移动性增加，使其对某个特定实体空间的地方感或归属感减弱，也造成了思维的碎片化。

3）社交方式

流动的现代性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个体之间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使社会关系网络也表现出个性化，社会个体更容易与自己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共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个体会感到无助和焦虑，从而产生大量攻击性的能量，这些能量渗透到社会关系的私人领域，如配偶关系、家庭生活、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等（齐格蒙特·鲍曼，2005）。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使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个性化增强、稳定性下降。家庭观念的变化使这种与生俱来的亲属关联不再重要，而通过个人经历以及思想交流获得的朋友地位得到重视。任何社会关系随着个体空间移动性的增强，都可能在交流时间与交往强度上有所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