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变化不仅使个体的物理移动性增强，还使现代人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的流动化转变。个体在打破空间界限、获得极大自由的同时，也使社会开始从稳定走向动荡不安，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则滋生了社会风险。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呈现出碎片化。在社会失去固有稳定的思想根基后，个体也就失去了以往的安全感与确定性，用一种非理性和个性化的行为去表现和应对（周栋栋，2010）。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大变革中，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为研究开始考虑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影响。

全球化下的文化多元主义也为重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全球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使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越来越频繁。现代社会理论强调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应当认同并推崇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也是一种历史，应当关注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样化与差异化。学者开始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讨论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Hofstede，1980；Oyserman et al，2008）。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迁移的增加，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出现各种民族文化，现代民族国家试图制定一种“大熔炉”的文化政策以达到减小民族文化差异的目的。而文化多元主义则反对这一政策，主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族文化的和平共处，保持各自的独特传统与个性（周栋栋，2010）。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应对，都为个体行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关注行为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www.daowen.com)

中国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已深入人心，解放后社会主义平均思想的政治影响也非常强烈，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引入更增加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性。从社会研究的微观视角来说，中国家庭作为行为组织的基本单元，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随着女性参与就业市场，家务劳动的分工在家庭中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女性仍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承受着就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转型期社会给中国家庭带来的主要变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办社会的传统为女性职工提供了幼儿园、商店等便捷的处理家庭事务的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单位包办式管理对城市家庭中女性更多地参与就业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度的解体，原本为女性职工提供便利的设施不复存在，进而增加了城市家庭的负担和责任。第二，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中，老人参与家务分工也是一种特色。转型所带来的退休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城市老年居民能够无忧地进行晚年生活，并更多地将闲暇时间用于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以减轻中青年双职工家庭的负担。因此，中国家庭在转型过程中体现出与西方城市诸多不同的特点，难以照搬西方理论用以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