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末到1970年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极化问题加剧，社会不公平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对过去城市空间研究过多地关注城市土地和经济等功能要素、忽视人地关系中人的要素、贬低城市生活中人的主体作用产生质疑。整个学术界开始关心社会及政治问题，城市空间的内部调整过程逐渐将重心转向社会导向、以人为本的研究主题，因而出现了社会化和人文化两大趋势。城市研究开始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内容也从传统的城市空间分析转向现实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姚华松等，2007；Carter，1995；冯健，2010）。因此，西方城市在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导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种族隔离、性别差异、残疾人、同性恋等主题，其分析直指社会分层与极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由此来讨论如何通过调整城市空间、引导群体行为来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相比于西方，中国的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且以“经济发展”为先的建设理念尤为突出。解放后，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计划的控制和管理。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均以公平为基本原则，因此城市社会问题没有同等规模的西方城市突现和严重（李志刚等，200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期，长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物质空间、功能空间的建设，具体表现在重视经济活动的分析、土地利用的分析等，而忽视对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社会空间的关注（柴彦威等，2007）。这一现实与西方城市50年前的发展阶段相似，一味追求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忽视城市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等社会代价，将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应当汲取西方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不能片面追求单一目标，而应超越以经济发展为先的理念，综合协调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等方面的发展联系，体现出以人为本、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www.daowen.com)

中国的城市研究需要加强对现实性社会问题的关注，其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城市间发展阶段的差异巨大。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已经逐渐进入城市空间内部调整的阶段，人口向心集聚与离心郊区化并存，城市中心的持续繁荣和内城城市问题并存，城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仅追求经济利益的发展不仅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协调发展的需求，反而会进一步激化隐藏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开展针对社会问题本质的对微观机理的解读。其次，中国的城市发展并不是西方城市较长发展历程的简单缩影，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多重转换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内并存，势必会产生一系列其他国家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张京祥等，2007）。计划体制下相对同质化、简单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呈现出异质化、复杂化的特征，受到市场化与旧有制度退出历史的惯性的双重影响，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解读无法完全照搬西方已有理论。城市中社会极化、居住分异与隔离、性别不平等、犯罪与贫困等社会与空间问题不断凸现，社会空间的公平性问题亟须城市地理学者做出回应。因此，立足于中国城市本土、追求生活质量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将成为指导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