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是我国著名的早期四大石窟之一，保存有后秦、北魏至明清的1600年的7000多尊石雕和泥塑造像，有“东方雕塑馆”的美誉。它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著称，在造像风貌上，北朝的“秀骨清像”与隋唐的丰满富丽对比鲜明，其中又以北朝时期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北魏、西魏、北周的造像风格不同，各具特色。大量的造像作品，不仅图示出“秀骨清像”的形成过程，也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由清瘦向丰满，由秀美向富丽的风格转变的具体图卷。

秀美清瘦的形象，既非佛教艺术“产地”印度的特征，也不是中国一接受佛教艺术就出现的，它是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十六国的后秦。当时的佛像耳大垂肩，鼻梁隆挺，双目前视，肩宽腰直，袒右肩的袈裟紧贴胸臂，衣纹细密而平行。其袒露身躯，薄衣透体，形态自然的特征，代表了印度亚热带的生活习俗，带有笈多、马土腊式艺术的痕迹。其脸型方圆饱满，眼大而长，面带微笑，体格健壮的特点，则体现出较强的北方民族的形貌特征。其禅定的坐势，与我国西北人坐炕的生活习惯相吻合。74窟菩萨头上的3个圆形饕餮纹花蔓冠，用了我国商周青铜器上的传统图案。这时的造像形象是印度特色、北国风情与中国本土民族传统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秀骨清像”的特征尚未具备。

佛教艺术作为佛教教义的形象体现，造像既要遵从教义规范，与人间保持距离，具有“神性”，诸如“八十种随形好”，使人望而起敬。它们又不能冷若冰霜，使造像有些人间气息，让人觉得可亲可信，介乎人神之间才最有力。因此，完全照搬印度的形象难于被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广大信徒接受，使造像带有一定的当地特色是极为重要的。麦积山地处古秦州，有着源远流长的地方雕塑的历史积累和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集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人物，形象古拙淳朴；陕西秦俑，生动写实；汉代石雕，雄健浑厚。这些艺术传统对其造像风格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才可能自如地融入外来艺术形象中。由于佛教尚未在中国扎根，人们对佛的形象理解不明确，异国情调也就成为幻想中的理想形象。

北魏时期，古朴雄健的形象变得清秀俊朗，出现了“秀骨清像”式的形象。69、115等窟的造像，面型长方，渐趋消瘦，偏重风骨，衣着服饰上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通肩大衣和汉装式袈裟。127、133、121、142等窟，进一步出现了大量长面细颈、窄肩含胸，体态修长的“秀骨清像”式塑像。无论佛、弟子、菩萨，形象服饰全都汉民族化了，艺术手法也进一步表现出对中华艺术传统的追求。这些佛像的造型大多简洁朴实，多用阴刻线条，注重刻画内心活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创造出幽静秀丽的美，达到写意性与装饰性的和谐统一。

北魏时，随着佛教进一步发展传播，佛教艺术也进一步在具有中国民族风格气质的创造活动中被消化吸收，异国情调消失，汉族形象与重写意重神韵的风格成为主流。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汉鲜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重用汉臣等措施，无疑加强了汉人形象在当时审美心理中的地位。尽管当时汉族统治重心在南方，但麦积山处于沟通东西南北的枢纽位置。这些因素使麦积山的北魏造像备受南方士大夫文化艺术的影响，理想的汉人形象很可能就是以南方士族为原型的，或者其艺术形象以南方艺术形象为蓝本。东晋南朝名士皆瘦弱、潇洒、风度翩翩，随着清谈玄学的北传和文化交流，“秀骨清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麦积山石窟的造像转向汉人形象，特别是南朝贵族化的汉人形象，反映了少数民族对当时先进的汉文化的追随。审美趣味往往是追随先进的强大的民族的。而一旦自身盛过了追随对象，情况便会改变。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深受鲜卑勋贵的打击，北齐将相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汉人，汉人士族深受排挤。北周实力更加强大，版图也一再向原南朝地区扩展，并在政策上提倡恢复鲜卑旧俗，推行汉人鲜卑化。这一社会变革引起了审美意识的变迁，麦积山造像中的“秀骨清像”式南方士族形象也因而开始衰退。这一时期的造像再度出现了较多北方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西魏时大体还属于北魏风格的延续，但一些作品中已能察觉到变化的苗头。44窟主佛，面部方中透圆，丰服适中；123窟童男，头戴圆帽，身穿圈式硬领左襟贴身的紧袖长袍，脚蹬回头乌靴；童女头扎小丫鬟，身穿硬领窄袖衣贴身长裙，脚穿筒靴，皆为鲜卑装束。圆脸、隆鼻也是北方民族特征。

北周时，造像形象的变化更加剧烈，造型敦厚，人物形体饱满，面型渐趋丰颐，开始向隋唐的丰满富丽的风格转变。例如第3窟，数百身方圆中见清秀的石胎泥塑千佛，刻塑在长30余米的阁道式长廊上下，表现出峻伟壮观的气势与浑厚雄健的民族特征。22窟、94窟的阿难弟子，脸圆唇厚、体格敦实，其形象与当地山区淳朴憨厚的少年并无二致。而身上用小带牵挂的裹肚式小衣，更加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62窟菩萨突出了西北民族健美的体魄，宛如“曹衣出水”的服饰是丝绸古道的习俗与特色。这些方中求圆的造型，是以北方民族为原型的。

这一时期的造像不但人物形象服饰起了变化，艺术风格也由重内心刻画，重写意的清秀型向偏重装饰的华美型转变。62窟菩萨身上帔巾璎珞穿插交错，层次丰富而有条理。考究精细的宝冠及项饰臂钏，显得格外富丽华贵。从中不难看出南朝士大夫文化影响正渐渐让位，隋唐先声由此开始。但由于诸种文化都不是生搬硬套到麦积山的，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使其能对不同文化充分消化融合。同时，艺术风格的转变离不开原有传统。因此，体现在北周造像中，便出现了方中求圜，珠圆玉润的风貌，既继承了元魏以来秀骨清像的余韵，又开了隋唐丰满富丽的先声。

佛、菩萨等是神，但也是人创造的，是理想的人格化的升华。不管是印度式样、北方面貌还是“秀骨清像”、中原风貌，它们都离不开生活，都是以理想中的人的形象为蓝本的。不同的理想形象是由不同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决定的，而社会审美心理又会以社会政治、经济为基础。因而，麦积山塑像风貌表现为不断追随势力强大、文化先进的民族是有其历史的具体原因的。同时，它所反映的文化必然也会将自身的艺术趣味融入作品中，从而出现或简朴或繁丽的艺术面貌。当然，地理位置和艺术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倘若麦积山没有四通八达的重要地理位置，没有古秦州悠久的文化传统，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具有时代感的高水平的雕塑艺术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