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汴梁,中原地区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画家云集、绘画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北宋的山水画在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沿袭了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
范宽又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今陕西耀州)人,是北宋时期与李成齐名的最为杰出的山水画家,世称“李、范”。范宽的时代略迟于李成,活动于北宋初期的长安、洛阳等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尚在,因生活在北方,所以画笔之下描绘的都是北方关洛一带大自然的雄浑景象,而与当时的南方以董源为代表的画派风格不同。他画山水最初学荆浩,又摹拟李成画法,虽然有所得益,但总认为“尚出其下”,既而领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他便决意深入自然,在大自然中“对景造意”,“写山真骨”。他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太华山的林麓之间,切身体察了“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悉心体会了不同自然气候条件下的山水形态,终于“自立家法”,创造出不同于李成山水的壮丽画面。范宽笔下的关洛景象,是一种“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笔俱匀,人屋皆质”的作风,享有“与山传神”的赞誉。
传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诗塘有董其昌书“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字,是范画山水的标准作品。北宋绘画的迫人肺腑的气息,范宽山水雄强浑厚的特征在这张画中都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画家独具匠心,一改常见的构图形式,迎面而来,巍峨耸立的山峰被置于画面的主要位置,雄壮的气势撼人心魄,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山顶有密林,山谷深处一瀑如线,飞流百丈。山下烟雾空蒙,衬托出怪石的冈丘;丘上杂树丛生,楼阁隐现。前景处溪流在突兀的巨石间奔腾流注。山路上,旅人驱赶着驮运的驮马缘溪前行。驮队的渺小映衬出巨石大山的雄伟,烘托出古木深壑的苍劲,也为幽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气,起到了点题的作用。画面中腰的山岚雾霭,把正面的山峰、中景的林木和寺观隔开,使得幽暗茂密的古木凸显在蒙蒙雾霭之前,拉开了山峰和低处山林的空间距离,营造出“孤峰露苍骨,疏木耸坚干”“冈原草木秀,溪谷云霞媚”的诗境。
《溪山行旅图》用笔坚劲有力,画面多用浓墨皴擦点画,不加晕染。以一种“昏黑中层层深厚厚”的技法刻画出山石、林木、屋宇、流水的质感和空间刻画。山石的轮廓以颤涩的侧锋线条确立体势,线条断续刚毅,如同铁条。石纹匀直方硬,以短条子式的雨点皴点簇而成。北方山石粗放浑厚的质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www.daowen.com)
北宋中期的画家王诜观赏李成和范宽的画作,认为二人是“一文一武”。由于李成的作品“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谓之“文”;而范宽的作品则“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谓之“武”。这幅《溪山行旅图》正是范宽风格的代表。在北宋之初,李、范的山水画各在一地执牛耳,所以郭熙说:“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李成字营丘,山东人),关陕之士,惟摹范宽。”又有董源在江南,成鼎足之势。历代评论家把范宽、董源和李成并列为北宋山水三大家。后人称:“李成得山之体貌,董源得山之神气,范宽得山之骨法。”范宽画山石坚韧,所以说他重骨法,而且用墨深厚。范宽最大的影响是在北宋末年,南宋大画家李唐就是学范宽的,其《万壑松风图》风骨全似范宽。而整个南宋的山水画又皆出于李唐及其传派,范宽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明代唐寅、赵澄,清代王原祁等画家都取法于范宽。
米芾更认为范宽的画品高于李成,称“本朝(北宋)无人出其右”。明代董其昌跋《溪山行旅图》,将其评为“宋画第一”。现代画家徐悲鸿曾感慨道:“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二。吾所最为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章法突兀,使人咋舌。全幅整写,无一败笔,北宋人治艺之精,真令人倾倒。”《溪山行旅图》是中国古代山水画高峰时期当之无愧的典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