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打破民族歧视界限，是历史上第一个在瑶族地区推行教育的朝代。不仅在瑶区兴办“瑶学”、“官学”和“义学”，还从师资选择、岁科两考资格、录取新生名额以及经费“禀饩”等方面给予入学读书的瑶家子弟政策照顾。对仍在土司统治下的瑶族子弟入学也同样给予政策倾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瑶区“定义学小学之制”，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又着“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

义学也称“义塾”，是用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对贫寒子弟实行免费启蒙教育的小学。可由官民义捐创立，也可由官府创建，还可以个人单独私设。学生年龄为六岁至十一岁，学习读书写字。清代将教育发展快慢当作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义学制度的出台推动了全国义学的快速发展。“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县多所设立。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规制简陋”。^[115]在此背景下，贺县也着就各冲（冲是瑶族分布地区）设立义学，于除近绅衿中择延品端学正之士，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训课瑶童。

1832年6月，梧州府苍梧县旱塘冲瑶民首领盘均华发动贺县、昭平等地瑶民起义。为了开化瑶族，稳定瑶区，是年，道光皇帝特命地方衙署在贺县、富川、昭平等各瑶族聚居地设立义学，教化瑶族学童。贺州瑶族地区兴办义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道光十二年（1832年），富川儒学训导朱德鉠响应这一政策，在沙母源的宋塘洞（今富川新华乡坪源村）倡建“五源书院”，成为富川最早的瑶区教学点。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朱德鉠的倡导下，富川倒水源平江大湾地瑶村又创立了“蒙泉义学”。

官学是指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由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清代贺州的地方官学有平乐府的府学，贺县、富川、昭平等县的县学。瑶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存在差距，如按同等条件录取，瑶族生童往往落选官学。为此，清代在府、州、县等官学中都设有专配瑶族生童的学额，以保证瑶族生童能够得到录取。道光十四年（1834年），富川县官学设瑶童学额二名。按《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的统计，入学读书的瑶族子弟主要是熟瑶和平地瑶。而对于生瑶，尽管清代也曾采取过一些办学措施，但都未能发挥作用。(www.daowen.com)

清代还在瑶族地区开设科举之门，废除对少数民族和土司之民所设的应考限制，提倡鼓励少数民族和土司之民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四十二年（1073年），清廷“令湖广各府州县熟苗之中有通晓文义者，准与汉人一体应试，广西土司之民人子弟及贵州苗民并照此例”^[116]。这个政策出台后，到清中叶以后，贺县和富川县不仅已有较多的瑶族子弟入学读书，而且还有不少生瑶族童考中举人。光绪乙亥年（1875年），富川东五源石源豹洞村（今福利乡豹洞村）沈大珖因膂力过人，精于拳击考中武举，他也是贺州有史可查唯一一位瑶族武举。咸丰年间（1851-1861年）贺州三次遭到来自广东和湖南的兵匪侵扰，大桂山一时成为避难之所。大桂山瑶童赵昆元跟随前来避难的邑人黄彤甫读书，考上了秀才。后又转到山外与汉壮同学友好相处，学到不少知识。《贺县志》载：赵坤元“从学七载，后彤甫公车晋京馆解，坤乃归山”，赵坤元能作诗，留下不少作品。如绝句《归瑶山别同学》二首：“金兰同房数年余，樽酒论文不弃予。归到深山谁与语，窗前花鸟伴幽居”。“鹤守梅花春欲来，嗟予独自入山隈。诸君雅论凌云志，会看题榜得意回”。

在官学、义学的带动下，晚清贺州瑶区民办私塾教育也逐步兴起。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资料，贺县里松镇新华村瑶族“八十年前在老屋冲开办了一个私塾”^[117]。富川洋冲平地瑶办私塾的时间难确定，只知道他们从千家峒迁出已15代，在山里游耕，吃空一山转一山，后来才在洋冲定居下来，“定居于洋冲不久，就有了私塾”^[118]。私塾经费自筹，由自家延请塾师上课，只教本家子弟。也有的一人出力出资，众人子弟入学。塾师开始一般请汉、壮读书人担任，后渐渐有了瑶族自己的塾师。学生入学“开蒙”大多以读“三字经”为主，主要目的是认多几个字，但也有读至四五年甚至七八年，攻完《四书》《五经》的。

清代在瑶族地区推行的教育政策使得贺县（今八步区和平桂区）瑶族在民国时期仍然保持浓郁的向学之风。民国版《贺县志》记载，民国贺县瑶族地区“今亦知向学应童子试者矣。即居山冲间，有延识字汉人为师，课子弟，风亦日变”^[119]。

清代办教育开化瑶族的政策在打破民族界限、消除民族隔阂、缩小民族文化差距上取得了较好效果，汉瑶之间更加和睦，朝廷在瑶区的政策也能得到更好执行。《贺县志》说：“近年田土升科亦有供正赋者，其就居，乡村之瑶与汉民比屋，则服食无或异。”^[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