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随着大量瑶民不断进入，岭南人口快速增长。再加上南宋至元代因战乱导至大量中原农耕民的迁入，岭南出现了较大的人口压力。瑶族常为争夺近山的水旱田土与毗邻的汉、壮族发生矛盾，这引发岭南地区大量的山场、田土纠纷。史书对这方面的记载屡见不鲜：“田地多被瑶人侵占，粮累民赔”^[63]；“占耕内地”、“居民被扰”^[64]；“瑶寇不时出没……近山多荒田，为贼占耕”^[65]。

明代瑶族继续实行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66]。“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67]。瑶族移到新迁入地之后，常因对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明代为防瑶族起义采用驻兵屯田制度。这些驻兵所屯之田很多原本都是瑶族的土地。明朝将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剿平起义之后，将取得的土地分给官军或招募土兵耕种。明代中期后，朝廷所能支配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用来奖赏、分封给功臣、官员和屯兵的土地只能依靠兼并基层农民的土地。为此，瑶族可耕之地迅速减少，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到明中期，岭南瑶区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瑶族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难于调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巡按御史冯彬在筹谋镇压瑶族起义的对策时就说：“广西之患，莫甚于瑶壮。……克敌制胜要在有兵。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数万，每岁必召募以剿贼，……据其巢，耕其土。……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胜矣。”^[68]再如：“隆庆六年，巡抚郭应聘破府江贼，以三峒、东西岸、仙回（贺州昭平仙回）、高天各田，分给土目领种^[69]”。具体做法是：“上中峒属之把总齐凯，领田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亩有奇；下峒属之土舍覃文举，领田八千六百六十亩有奇；东岸属之土族岑仁，领田一万五千二百亩有奇；西岸龙头矶诸兵领田五千一百九十亩有奇；仙回诸兵领田八千二百六十亩有奇；永安、高天、古带诸兵领田二千二百亩有奇。”《广西通志》载：“万历元年题准广西清出瑶壮占据田土，除平乐、荔浦、永安原系民田拨还耕种、办纳赋役外，其余具拨今立土司募兵领种，每兵给田十亩，其大小头目酌量加添，三年后方行起科，每亩上征三升，一应差徭，悉行蠲免。”^[70](www.daowen.com)

从成化开始，官府还对广西少数民族实行食盐封锁政策。成化元年，明朝编修官丘浚上疏说：“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明代广西的左、右江道)尤为难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71]盐禁使得深山之中的少数民族只得另寻食盐替代品。“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72]为了获得食盐，贺州瑶族与广西其它地区瑶壮等少数民族一样，时常结群到桂江、贺江等从广东向广西运盐的水路上截击官运盐船。《粤西丛载》：“府江（今阳朔至昭平一带的桂江河段），上接漓水，下达苍梧，为广右咽喉江道，绵亘五百余里。两岸诸瑶壮依凭险阻，时常出没。”《明实录》也载曰：“广西府江，北抵桂林，南连梧州，而平乐府界乎其中，上下八百余里，两广舟船必由之路。民夷杂居，无城廓藩篱之限。苗贼据险出没，江道阻塞”。隆庆五年，为了防止瑶壮起事，广西巡抚右佥都御史殷正茂不得不提出“犒赏瑶壮鱼盐，以息劫夺”^[73]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