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汉学，在欧洲汉学家的影响下，注重的是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明确提出，美国汉学应像法国汉学那样主要致力于用严密科学的考证方法研究传统文化。他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30]赖德烈在20世纪30年代亦曾如是言道：学术的热点集中在周代和周代之前的历史、周代和宋代的思想史及艺术史。欧美汉学家极少注意前汉至清代这段时期中国历史的内部发展。^[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费正清等人倡导下，美国汉学开始摆脱欧洲汉学模式，由注重传统中国转向近现代中国。然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往往侧重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历史，所关注的主要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关切的问题。^[32]

这一时期在美华裔汉学者虽身处美国学术环境，但其研究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显著不同。他们注重采用“局内人”的视角或者说“内部的取向”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变迁，力求透过历史的表象洞察历史内幕，描绘出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再现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面相。例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探索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揭示潜藏于法律法规之下的清代地方政府实际运作机制。萧公权的《中国乡村》，探察19世纪中国乡村形态和情况，考证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并检讨政府管制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村民对于政府管制的反应。正如萧公权所说：“我所要尽力展示的是帝国统治者如何对乡村民众实施控制？乡村居民如何反作用于这一控制体系？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转有何影响？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之下，乡民的行为方式有何变化？”^[33]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社会地位，绅士阶层内部的等级以及绅士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大体上勾勒出复杂的“绅士世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绅士的收入》，则根据80多种方志和58种宗谱等资料，对士绅收入的来源进行深入的分析。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论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等级与层次差别、不同社会等级与层次之间的流动、绅士个人的宦海沉浮与家族地位的关系、社会流动的趋势所反映出的人口和经济因素变化，揭示出帝制晚期时中国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

赴美史家的研究提供了一幅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巨大差异的近代中国社会图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颇受美国汉学家的称誉。艾伯华认为，《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34]。魏特夫认为张仲礼的《中国绅士》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35]。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36]1960年，萧公权的《中国乡村》甫经出版即告售罄，一时佳评如潮，称赞该书立论严谨、分析鞭辟、系统精明、资料翔实。有人谓此书“在吸引我们（美国学者）进入传统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这一空白领域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37]。费正清评价说，这本著作为中外学者提供了有关中国乡村研究“详备的中西文资料索引……这部史料丰富的著作，使之成为在该领域中运用中英文资料的研究典范”；并认为这本著作在“传统中国的国家实际上是如何行使其功能”这一问题上，“开启了比以往任何研究者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38]。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和《明清社会史论》出版后，亦是佳评如潮。芮玛丽认为，《中国人口研究》“这本著作不仅仅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必备的，还应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生必须反复阅读的著作”^[39]。柯睿格认为《明清社会史论》“将在许多方面引导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要对其所探讨的课题进行新的理解，这本著作是必备参考书”^[40]。

赴美史家的研究，为美国学者打开了透视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内在运动及变化的窗户。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说：“最近几年来，美国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如果集中阅读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与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著作以及瞿同祖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我们必定会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有一种非常全新的见解。”^[41]受这些赴美史家研究的影响，美国学者开始对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及社会内部变化等产生兴趣。1968年，福尔索姆（Kenneth E.Folsom）出版《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就晚清的幕府制度进行探讨；1970年，孔飞力（Philip Kuhn）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19世纪中叶中国地方政权的武力化进行系统分析；1972年，瓦特（John Watt）写成《晚清的地方官》，专门研究清代知县；1973年，梅茨格（T.A.Metzger）出版《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系统分析清代官僚系统在法律、任免、公文往来等诸方面的运作情况；1979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恩韩（John Wills）合编了一部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写的《从明到清》一书，突出强调跨越明清两代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趋势及清朝对于帝国后期历史的作用。美国学人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在变化以及对中国此后历史发展重要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萧公权、瞿同祖、张仲礼等华裔学者研究的影响。以瓦特为例，他在《晚清的地方官》一书的感谢前言中，除了师友之外，特别提到与其没有直接交往的萧公权、何炳棣、瞿同祖和张仲礼等4位华裔学者，感谢他们的研究给其诸多有益启示。^[42]

当杨联陞去世时，哈佛大学所发的讣告称：“杨联陞教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之一。”^[43]对于杨联陞的这一评价，可视为赴美史家对美国汉学贡献的整体写照。林德贝克曾就这些赴美史家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是评价：“作为既接受过中国和西方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从事研究和教学经历的这一代华人学者，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和传统中国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作用，而且他们在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专业学术水平方面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44]确如其所言，杨联陞、萧公权、钱存训、邓嗣禹等史家，他们对美国汉学有着基础性的贡献和推进作用。正是他们，把中国的文史知识和历史文献引入美国汉学界，为美国汉学发展创建基础，并使美国人更为深刻的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高深。

【注释】

[1]杨联陞于1940年赴美，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自1947年开始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刘广京于194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任职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于1945年春应魏特夫之邀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何炳棣于1945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刘子健于1946年赴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邓嗣禹于1947年再度赴美，任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及语言助理教授；张仲礼于1947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萧公权于1949年应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之邀赴美就任客座教授；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于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衔讲师。

[2]所见的仅有：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1943）；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0）；Paul Clyde，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Imapct of the West on Eastern Asia（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48）；Franz Michael and George Taylor，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56）。

[3]周明之：《萧公权与美国汉学》，载李又宁主编：《华美族研究集刊》（创刊号），台北天外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Teng Ssu-yu，“Review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Far Eastern Quarterly，Vol.9，No.3（May 1950），pp.352—353.

[5]Chen Runcheng，Deng Siyu（Teng Ssu-yu）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After World War I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41，No.1，Fall 2007，p.15.

[6]钱存训：《袁同礼先生对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载中国图书馆学会辑印：《袁同礼先生百龄冥诞纪念专辑》，中国图书馆学会1995年版，第10—13页。

[7]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9页。

[8]［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9]邓嗣禹：《纪念裘开明先生——一位毕生为学术界服务的中国图书馆专家》，载黄培、陶晋生主编：《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0年版，第429页。

[1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使美国政府和知识界逐步认识到加强对世界上广大非英语地区的了解和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1958年，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第六款，由联邦政府资助在全美大学中建立了55个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其中包括若干东亚研究中心。联邦政府每年给这些中心提供相当的资料，用于购置语言教学所需教材和设备，发放研究生奖学金，以及资助图书馆发展相关藏书。参见拙文《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1]［美］周原：《书海耕耘乐不疲——钱存训教授小传》，载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12]［美］郑炯文：《记钱存训先生的生平与事业》，载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13]［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14]［美］费正清，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15]党宝海：《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学术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Chen Runcheng，Deng Siyu（Teng Ssu-yu）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After World War I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41，No.1（Fall.2007）。

[16]［美］费正清，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400页。

[17]同上书，第399—400页。

[18]Lindbeck，John.M.H，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1971），pp.48—79.

[19]Elizabeth Massey and Joseph Massey，“Language competence of specialists on China”，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May 1974—75，p.112.

[20]Lindbeck，John.M.H，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1971），p.97.(www.daowen.com)

[21]Robert M.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Public Policy，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6，No.3，June，1971，pp.697、701、715.

[22]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5—226页。

[23]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26（1954），pp.151—153、160—162.

[24]余英时：《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载余英时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90—201页。

[25]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2页。

[26]同上书，第212页。

[27]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vi.

[28]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载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48页。

[29]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0]［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31]Kenneth.S.Lattourette.“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5，No.4（July 1930），p.796.

[32]［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33]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v.

[34]Wolfram Eberhard，“Review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2（Jan，1963），pp.463—464.

[35]Karl A.Wittfogel，“Review The Chinese Gent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1.No.2（Jan，1956），p.405.

[36]［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27页。

[37]W.Allyn Rickett，“Revi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2，No.1（Jan-Mar.，1962），pp.130—131.

[38]John K.Fairbank，“Revi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4.（Aug，1961），pp.520—521.

[39]Mary C.Wright，“Review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p.617—618.

[40]E.A.Kracke，Jr.“Review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Nov，1964），p.149.

[41]Maurice Freedman，“Reiv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cific Reivew，Vol.36，No.1（Spring，1963），p.88.

[42]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Acknowledgements.

[43]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44]Lindbeck，John.M.H，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1971），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