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6年，全美高校从事中国研究者不到50人；1969年，人数则为550—600名；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汉语教学的院校为30所，1968年则增加到108所；1951年美国培养的中国问题研究生为143人，1959年至1969年美国高校培养了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人才3 000多位，其中学士1 700名、硕士1 000名和博士412名。^[18]

美国汉学的过速进展引发了一些缺漏，存在不少流弊，许多美国本土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薄弱即是其中之一。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19]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曾就美国汉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二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20]由于运用不够充足的阅读能力看中文书籍，美国汉学研究者时常犯下“郢书燕说”的错误。例如，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讨论11、12世纪宋代社会的专文。在文中，哈特韦尔把《欧阳文忠公集》的“文忠”合读，“公集”合读；明琼山海瑞汝贤编的《元祐党籍碑考》误为是“琼山海”、“瑞汝贤”编。^[21]

美国汉学更为严重的流弊在于，许多汉学研究者受到中文能力和中国文史知识的限制，却又想在学坛立足和扬名，为此他们往往有走捷径立异说的取巧心理。萧公权曾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如是描述：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中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2]缘于此，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甚至可说是谬误百出。例如，研究汉代史有年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曾以长文讨论汉朝中兴的历史。毕氏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他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叛乱，豪强大姓也并不太反对他。王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黄河改道而造成的饥荒；如果黄河没有改道，则王莽的政权是极可能继续存在的。毕氏这一论断的主要论据在于，黄河改道后出现大水灾，由此造成了由北到南的移民，移民的所经之处，增加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因而发生饥荒，而这些饥民，便成了推翻王莽的主力。^[23]但事实上，王莽时代并没有黄河泛滥造成灾害的事实；东汉时由北到南的移民，也只是毕氏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24](www.daowen.com)

对于美国汉学的流弊，赴美史家认为身在美国就应尽一份力量矫正之，以提高美国汉学水准。萧公权曾言：“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虽然学植不厚，学力不丰，我也想在这方面略尽其责。”因此，当他到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不久后发现，“许多研究生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不高，做研究工作时感困难”，“若干颇负时誉的美籍大学教授所著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论文，因为作者的中文修养不够充分，时有误会误解的论断”时，他便向学校建议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课程，“以帮助学生培养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25]另外，从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一书撰写出版过程，亦可知赴美史家努力矫正美国汉学流弊、提高美国汉学水准的这种心情。萧公权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初稿后将其送交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不久便收到专家建议其削减图书篇幅，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一概删除，改由作者简述其大意的出版审查意见书，他表示了拒绝，因为“这是一部‘开荒’的初步著作。为了学力有限，我不希望在书中提出高深广泛的学理。我只想把寻得来的资料经过整理之后贡献给读者。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考，覆按，或引用。如果全数删去而代以概述，这书的用处（假使有用处）便要减少。我在书中也提出若干论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这是我不惮其烦，引用许多资料的另一理由。如加以删除，读者便要失去这项便利。”^[26]萧公权不愿删除的原因，还在于针对当时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存有“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的流弊。对此，他在《中国乡村》英文原书序言中也有明白交待，“在描述时我努力做到具体而准确，尽管这笨重的细节描述将有可能产生加重读者负担的危险。……我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希望对这一课题的处理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理论性。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翔实展现相关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代历史事实的过程，并不是能够被广泛使用的普遍理论或包容一切的系统。”^[27]

其他赴美史家也如萧公权一样，尽其所能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例如，杨联陞积极倡导“训诂治史”，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他在《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兴建考》等著作中反复提示：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基本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为依据，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杨联陞通过著作、书评随时随地点破美国汉学家将“浮云”视为“树林”的谬误。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为证明汉帝国大量使用人民的劳动力，根据《开通褒斜道石刻》的记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他指出，这条驿道的修筑一共动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其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刑徒，可见汉代一般平民被迫服役的数目之大。杨联陞在《兴建考》中告诉读者，魏特夫误解了石刻原文的意思，“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这个数字指的是工作日，筑道的人其实便是这二千六百九十个刑徒。^[28]由于杨联陞等史家的存在，美国汉学界减少了许多把“浮云”当作“树林”的事例。有学者曾指出，二战后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学术警察的角色。^[29]这可能言过其实，但他们确实是在努力矫正美国汉学的流弊，提升美国汉学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