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奠基发展时期，有关中国历史或远东史的英文通史教材很少。^[2]1947年，韦慕庭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苦于缺乏英文教材，最常依赖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恒慕义主编的工具书《清代名人传略》。^[3]缘于此，赴美史家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料建设。邓嗣禹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他便将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因为这本书在他看来“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的观点是中肯客观，这是一本理想的教材”^[4]。此外，他还与费正清、孙以任都、房兆楹一道编纂《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该文献汇编由65篇有关清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材料组成。该书在美国流行了近二十年，是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5]

众所周知，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资料、写作，以至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做过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提供相近的著述以丰富内容，同时依靠各种目录以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基于目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袁同礼自1949年来美定居华盛顿后，利用国会图书馆藏书之便从事西文有关中国研究之编集，先后编纂了《西文论华书目》、《德文汉学著作选目》、《俄文论华书目》等三种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此外，他还编纂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中国数学书目》以及《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等有关中国之专科书目三种。其中，《西文论华书目》可称之为法国人考狄尔（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及其补编的续集，收录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之专著一万八千种，以补狄氏所收至1942年的资料之不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指南》专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者编集，该指南收集有关统计、经济、金融、地区调查及社会发展之英、法、德文专书、期刊及参考书；《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收录了西欧及俄文有关书画、建筑、雕刻、陶瓷、铜器、版刻及工艺之专著及论文一千五百条。^[6]钱存训到美后，亦编著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该汇编选录中、日及西文有关中国研究的目录约二千六百多种。^[7]还有的赴美史家则协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目录的编纂。刘广京耗时三年协助费正清详细调查1 067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厚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华裔汉学者所编辑的“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对每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人而言都是必备参考书。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其所编纂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时所说：“读着这卷书，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8]

1940年代赴美的史家中，有不少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裘开明从1931年开始至1965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于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吴文津于1951年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院硕士，在斯坦福大学修完中国近代史博士课程后，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1965年又开始接掌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这些华裔汉学者任职美国各大图书馆后，无不致力于发展汉学方面的藏书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裘开明的执掌之下，中日文书籍从七千册增至四十万册，成为西方世界大学图书馆中之最大、最佳与管理最善者。^[9]再以钱存训为例，自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后，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年将他接手时的七万册线装书，从芝加哥纽柏利图书馆馆购得的以及已故汉学家劳费尔清末时从中国购回的中、日、满、蒙、藏文图书约两万余册，全部整理编目完毕，从而使得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师生及研究者使用。在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借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之东风^[10]，钱存训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发展有关近现代中国藏书的同时，他继续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并陆续购进近200种明版和抄稿本的善本书，约500种日本所藏中文善本书影，以及地方志、官修会典、则例和供教学研究中国书史所用的汉代封泥、居延汉简、敦煌写经、雕版、活字、纸币和早期印刷等珍贵样品多种。当钱存训于1978年退休时，芝大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在美国各大学中跃居第三位，以古代经典、哲学、考古、文学、历史、艺术史和地方志收藏丰富而著称。^[11]由于钱存训对芝加哥远东图书馆的杰出贡献，前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在其退休时致函称：“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建设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2]对中国文化作深入研究，必须要有充实的图书资料作为基础。赴美史家致力于汉学图书资料建设，为美国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www.daowen.com)

赴美的史家还积极同美国本土汉学家一道致力于美国汉学的其他基础建设。例如，有的史家在美国本土汉学家主持的有关汉学基础文献的英译中担当主角。魏特夫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杜联喆负责；20世纪50、60年代，陈荣捷在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主持的东亚思想史资料汇编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3]有的史家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编纂汉学研究工具书。恒慕义主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得益于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等华人学者的参与。^[14]富路德主编的《明代名人录》、包华德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亦离不开诸如房兆楹、邓嗣禹等华裔学者的参与。^[15]还有的史家则协助美国本土汉学家开展汉学研究，帮助其查找翻译中文资料。费正清与民国史家合著的著述中，主要由民国史家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英译。《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有65篇重要文献，邓嗣禹“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的译稿并汇编了我（费正清）编写的有关其作者的大部分资料”，“后来又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学者房兆楹和孙任以都参加进来，担任部分翻译工作”。^[16]赴美史家对美国汉学家的帮助，费正清感慨道：“它表明在当时文化条件下，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