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禹到美后，除了翻译中文史籍或史料、编撰汉学教材和工具书等之外，他还时常撰写专业学术书评。仅笔者目力所及，邓嗣禹曾在《亚洲历史季刊》、《亚洲研究季刊》、《美国历史评论》、《美国东方学会季刊》、《远东季刊》、《太平洋历史评论》、《美国史季刊》、《远东观察》、《东南亚史季刊》、《宗教季刊》等多种刊物上发表过40多篇专业学术书评。他所撰的学术书评，涉及语言、官制、哲学史、思想史等；当然，最为主要的还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评。遍览邓嗣禹的书评，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常直言著述中的错讹或所存在的缺陷。邓嗣禹所写书评，大多简短，很少有长篇书评。然而，凡著述存有错误或缺陷，他都会在简短书评中直言指出。例如，韦慕庭《汉代奴隶制》一书，虽然“是关于汉代奴隶制研究的佳作，有关汉代奴隶的所有方面都认真讨论到。观点合理、所得出的结论严谨。其书写颇具分析性、流畅性和思想性。其翻译也大体准确可靠”，但其也存在问题，比如“奴隶”一词的含义过于宽泛，他将工匠、乐师等很多并非奴隶之人也看作是奴隶，而对绝大多数是奴隶的太监却并没有太多的讨论。^[49]侯服五的《中国中央政府，1912—1928：制度研究》，邓嗣禹认为总体而言此书在史实上非常准确；但是，他亦指出此书存在问题。比如，“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中央没有任何解释和定义，尽管作者说张作霖的政府局限于满洲和河北，却忽略了从1916年至1928年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各有一个中央政府的事实，每个都声称对方是非法的政府，忽略这一事实可能会对入门者产生误导”；而在对宪法争议以及1913年二次革命之原因等问题的叙述上，作者“过于简单化”；“过度西方主义”是此书的另一缺陷，如“奉系”和“奉天集团”两词作者在书中常交替使用，但对这两个词是同义却没有任何解释。^[50]

对于华人学者和同事的著作，邓嗣禹同样不避讳直指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华人学者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一书出版后，邓嗣禹在书评中指出，作者在导言中有关中国对外国态度的概括过于简单化，并给人夸张的印象；在第一章有关外国使馆在中国之建立部分，作者本应多读一点《第二次中国战争，1856—1860》一书，这样在描述此战争原因时会更清晰；第二章有关国际法介绍部分，没有任何特别新颖之处。作者常提到南京条约，却存在诸如“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是条约的一部分”等错误，并错解条约是“有效控制外国人的一种手段”，这显示作者对这一条约的性质和过程并不了解。作者所做出的一些结论观点是缺乏史料文献证明。^[51]柯睿格曾是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的同事^[52]，他于1953年出版了《宋代初期的文官制度》一书。对于这位昔日同事的著作，邓嗣禹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学术著作，在汉学界有着永恒的价值”；但同时，他亦直指此书在时间范围、核心术语的定义、官衔的翻译以及参考书目等方面存在问题。比如，该书的时间范围如果是整个北宋或是延伸到1085年会更为合理，因为“这样便将王安石的改革包括进去，通过王的批评，人们能够更为清晰地明了文官制和管理体系的力量或薄弱之处”；书中所使用的考试、保荐及其他术语的定义应更为清晰，如“考试”一词，在前儒家时代的意思不同于西汉初年、公元622年所采用并一直延续到1905年的考试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参考书目部分，大量宋代学者编撰的原始史料并没有提及，如朱弁的《曲淆旧闻》、赵昇的《朝野类要》、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等。^[53]

甚至是师友的著作亦不例外。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出版后^[54]，邓嗣禹在关于该书的书评中并没有回避其所存在的问题。他在书评中指出，作者“是从一位国民党成员的立场来写作这部著作。其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党派的观点和他自己个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经历”；“尽管吴的这部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著作能增长见闻，但初入门者会被大量人名和日期所压倒”；该书的薄弱之处在于，“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它需要更多的解释和分析，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需要更多注解，尽管这会增加其篇幅。这部著作主要记录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中日战争，几乎没有提及共产党控制区域的中日战争，作者没有使用大量中共对日的长期游击战。关于外交史，作者尽管在日文材料方面相当详实，但甚少使用英文档案以及德文和苏联方面的史料。几乎没有关于腐败、杜月笙、青帮秘密警察方面的任何内容。书目方面应增补，尤其是英文著述清单中甚至史迪威的报告都省略了。音译应先于英文名，最好是在中文音译名加上英文原名”。^[55]甚至于对李剑农这样师长辈学者的著作，邓嗣禹同样不讳言其著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在评论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时，他这样指出，该书“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作者并非总是清晰地标明其史料来源。他的撰述间或来自道听途说，或是表明他依赖于某份日文报纸或某份天津报纸；不仅外交事务是以一笔带过的方式简单处理，甚至像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类政治事件也根本没有介绍。同时，在人物名字上存在许多误读或错字。洪秀全的生日也弄错了。”^[56]

第二，克服意识形态束缚，力求客观公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浸淫在冷战氛围之中的学者，难免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光去看待和评判他人之学术著作。例如，对于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所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当时的美国学者多认为是一种“完全政治化”的史学，毫无学术价值可言。^[57]在20世纪50、60年代，邓嗣禹亦曾就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史学会编的《捻军》、《回民起义》和《戊戌变法》，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稿》，田余庆等人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向达等人编撰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李东山等人搜集整理的《捻军歌谣》等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撰写过书评。对于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他并非同美国学者一样，带着冷战意识形态色彩进行批判与指责，而是力求跳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评判。

在书评中，邓嗣禹一方面直言这些著述存在颇多缺陷。例如，中国史学会编撰的《戊戌变法》，“尽管其篇幅超过2440多页，但有关西文和日文史料的搜集远没有完成，中文著述中可用的二手文献也未穷尽；一些在参考文献中所提及的著作在具体的撰著中并没有被使用，他们明显是在收集已大体完成之后增补的；关于袁世凯是否出卖了维新派、康有为是否由翁同龢推荐给光绪帝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编者没有对改革运动作任何真正的分析；四卷中有关传记部分非常薄弱，如严复仅有五行”^[58]；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和《太平天国史稿》、田余庆等人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向达等人编撰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等著述，“完全是根据著者和编者的偏好即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的一部分进行编选史料”^[59]。

但是，邓嗣禹并没有因此全盘否定这些著述的价值。他在书评中指出，读者如果希望在中国史学会编撰的《捻军》、《回民起义》和《戊戌变法》中“找到索引，或编者所作的任何解释、综合或分析，他们将失望”^[60]，然而，“总体上，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中国史研究者将发现，如同这几部著作的编者一样，当代中国学者们最为有价值的贡献是他们在急剧变化的这几年中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史料”^[61]。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和《太平天国史稿》、田余庆等人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等著述，其价值在于“忠实地毫无偏见地提供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文献”，因为“关于太平天国的材料广泛散落于世界：部分在英国，部分在法国，但其绝大多数在中文图书馆或私人收藏者手中。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难以通过旅行收集到这几卷著作所提供的如此广泛丰富的史料”。^[62]向达等人编撰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是“关于太平天国史料的一个巨大水池。随着它的出版，许多此前的著作将被取代，能够处理这些史料的西方学者将会发现它是史料和思想的一个源泉”^[63]。简而言之，邓嗣禹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大规模从事史料收集与汇编是值得肯定的，并有着“永恒的价值”。

再如，侯外庐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研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此书，邓嗣禹毫不客气地指出：“差劲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是侯外庐所有著述的一个主要缺点。其风格是，喜欢应用混有松散的引证、不太适合的习语及南方白话的长句；在使用人名时不连贯，有时使用名，有时是号，这令人迷惑。他对于提供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完整故事或广泛利用原始史料不感兴趣，或者对其所使用史料的真伪这一问题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引用了来自Shih-tzu和其他在可靠性方面颇令人怀疑的著作。”基于此，邓嗣禹认为“在目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比正在评论的这部著作要更为合理、清晰，并更具有启发性”。^[64]在评述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时，他对于魏斐德在著述中所存在的偏见亦同样不客气。例如，关于进入广州的法律问题，邓嗣禹指出作者在著作中过度简化这一问题，并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的麻烦制造者和不诚实的官员，因为作者仅言“英文版《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英国人有权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市镇居住的权利；而中文版仅允许他们在口岸暂时居住”^[65]。邓嗣禹曾在书评中就费维恺和S.Cheng所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幽默地评论道：“尽管每一部分的导言非常出色，但不知何故他们中弥漫着一股好战的论调，似乎是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一种挑战。读者总是被提醒，冷战正在进行。像这种纯学术性著述，事实上不应该有这种战斗精神。”^[66]在他看来，尽可能抛开意识形态，力求客观公允，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应有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邓嗣禹能够对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有着相较于美国学者而言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www.daowen.com)

第三，关注所评著作的史料与文献。邓嗣禹在燕京大学时，受中国传统史学之影响，并接受过系统的版本学和考据学的训练。正因为如此，邓嗣禹在其所撰书评中，特别注意关注所评著作的史料，常就这方面指出著作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史扶林（Harold Z.Schi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邓嗣禹认为该书的缺陷在于“大量一手和二手史料没有提及”，比如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仅反复引述罗家伦的研究，却完全忽略了吴相湘的批驳；另外，使用二手史料以及依靠传闻或“未经证实的报道”是此书的另外一大缺陷和薄弱之处。^[67]陈志让的《袁世凯传》，“具有可读性，它将无数史料碎片编织成一个好读的故事”，但其缺陷在于“以历史学为代价过于关注小说的流畅性”。从这本书看，“人们会认为作者大学主修的是英语文学而不是史学”，因为“其长长的参考书目中并没有将许多论文收入进去，其内容有时是一页接着一页，却没有任何史料或注脚。自豪宣称袁世凯的日记几乎全部引用，但却没有一句关于其真实性或注意到其他学者关于日记所提出的怀疑”^[68]。Chiang Siang-tseh的《捻军起义》展示了作者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然而“偶尔读者会感到作者的想象可能强于其支撑的史料。著作中所使用的关于捻军的史料似乎远远不够，作者不仅没有机会使用六卷本的由中国的学者们编纂并于1953年出版的史料集《捻军》，甚至没有参考《清实录》”；由于史料掌握的缺失，所以在作者看来捻军与白莲教有关联是一新发现，但“《清实录》和其他著述早已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69]梅谷和张仲礼合编的两卷本《太平天国起义史料与注释》，在邓嗣禹看来，是“关于太平天国起义最大的史料汇编”，对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来说是“真正的杰作”，但其所挑选并翻译的391份文献中有部分如“日间在云、夜间在火柱，上帝拯救他们”却是译自野史和真真假假的其他非正式史料；另外，其综合书目包括了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著述，内容丰富且有价值，然而“它最近显然需要大修，以便将诸如六卷本的《太平天国丛编全集》和《太平天国资料》等史料汇编收入进去。应该用《清史》取代《清史稿》，因为《清史》中收有简又文写的长篇洪秀全传记”^[70]。

邓嗣禹抵美后，在美国学界重要刊物上所发表的学术书评，就其数量而言并不算多；而且，其书评绝大多数都简短，且介绍所评著述的内容和特点往往占书评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虽然如此，但正如上述所言，邓嗣禹在书评中常直言著述中的错讹或缺陷，关注所评著述的史料文献，力求客观公允地评述所评史著。这种以学术公心为原则，敢于不受人情和意识形态羁绊直指著述之问题的书评，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具体到对美国汉学的意义，笔者以为除了具有学术史意义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

其一，澄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认知。邓嗣禹所评的史著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述，多是在美国学界乃至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的著作或教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存在着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错误解释或表述。比如，施友忠在《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中国史总是充满了战争和动乱，偶尔的相对安宁生活和繁荣只是一种点缀”，“在几乎所有情况中，佛教遭迫害都是道教徒因妒忌而鼓动”^[71]；卡利都斯（Helmut G.Callisus）的《中国：儒家与共产主义》中亦存在不少事实性的错误或不合理的观点，如“每个省管理着他们自己的财政收入，举行他们自己的竞争性考试并扮演着一种国家统治功能，没有任何更高层级政府的指导或监督”，“光绪皇帝可能是皇太后的私生子”，“女子缠足的习俗是性满足的一种形式”，“对于中国来说，流产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一场革命所有消极和破坏性方面，没有任何丝毫的净化、振兴的效果”等^[72]；徐中约曾英译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概论》，并由史华慈作序。史华慈在序言中对梁书的评价是，并不“深刻”，仅仅只提供了一“初步的介绍”，并“高度简略”，“有时读起来像是一部书名目录”，“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物仅提了一下即给打发了或是根本没提及”^[73]；贺凯在《明代的监察制度》一文中称，“传统儒家是专制的，法家是平等的”，“洪武皇帝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布衣”，“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是魏宗贤”等；^[74]陈志让在《袁世凯传》一书中写道，“1905年，袁世凯所经手操作的公共贷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贷款”，“1905年吴樾炸弹的结果是在中国开启了一段暗杀的时期”等。^[75]

对于这些著述中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误表述或认知，邓嗣禹在有关这些著述的书评中都一一指出，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例如，针对施友忠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动荡与混乱之史的说法，他反驳道：“汉、唐、明、清它们不都享有秩序与和平长达数十年吗？”^[76]对于史华慈关于《清代学术史概论》的评价，邓则在书评中这样解释：“其实，这部书并没有这样糟糕。它是在两周时间写作完成的。但它非常有可读性、简洁并充满肉香。作者梁启超是20世纪初年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为此书作了将近20年的准备。在这本书中，他梳理了17世纪到1920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总体趋势，讨论了100多位一流学者并评述了近三百部著作，其中许多都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这样一部权威性指南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应该是有价值的。”^[77]邓嗣禹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错误认知的纠正或驳斥，有助于增进美国学界及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其二，丰富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解读。邓嗣禹在书评中，时常就著述所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或看法。比如，施友忠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来源、解释及影响》一书中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叛乱，“它将举双手反对将其称之为一场农民革命”，其理由是“一场运动要称之为革命，不仅暴力是带来变化的手段，而且领导者必须展示出一种渴望变化的意愿”，这是革命的先决条件或前提；而太平天国并没有尝试去解决地主，也没有将土地分给农民。邓嗣禹在书评中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革命。其原因在于太平天国不仅使用暴力清除十多个省份的统治者和将军，而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展示出他们渴望拥有一种民主形式的政府和性别平等，通过原始共产主义的方式分享财富。另外，邓嗣禹认为“农民的参与并不能使一场运动成为农民运动”，但太平运动不同于德国农民战争。他指出，一些学者已经就东方制度与同时代的欧洲进行过衡量，并据此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假如中国女孩参与选美比赛，但他们中没有一位符合西方关于胸围和腰围的标准，难道我们能说中国人既不漂亮也不必参与这样的大赛。”^[78]又如，对于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的《后退到革命：中华革命党》一书，邓嗣禹，他对书中的“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所出现的大量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滞后’，皇权体系的中心没有了，因此每个人都想自己成为总督、军阀或皇帝，旧有的权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力量还没有成为权威”等观点深表赞同；但是，他在书评中更多是直指其存在三大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其“标题有些模糊和误导”，它本应先交待“后退到革命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中华革命党？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否则，读者只有翻阅此书并阅读几章后才能选购此书”；二是由于作者是政治学者，读者原本期待的孙中山版宪法与袁世凯版宪法的分析、南方与北方的军阀及其政治斗争的基本框架却省略了；三是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分析活跃在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白狼”这一社会土匪，但“白狼”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没有任何联系。作者的目的是对中国乡村革命进行深度分析并提供一种新视角，但乡村革命实际上应在独立专书中探讨更合理。^[79]在书评中，邓嗣禹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就其所熟悉的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或主张，为读者呈现对中国近代史不同的解释和学术观点，这有助于引导读者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多面向的了解，启发其对中国近代史作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探讨。

其三，矫正对汉籍史料的误解误译。由于运用不够充足的阅读能力看中文书籍，美国汉学研究者犯下“郢书燕说”的错误就在所难免。对于美国汉学家在史著中所出现误解误译汉籍之错误，邓嗣禹在书评中都尽可能一一指正。例如，贺凯主编的《中华帝国的职官词典》一书中有这样的解释“在京官员一年的薪俸从700蒲氏耳到10蒲氏耳不等”^[80]，并将“二千石曹”译为“2 000-bushel officials”。对此，邓嗣禹指出没有一个官员能够每年以10蒲氏耳的粮食为生，实际上应是700石到10石，而这个“石”字常读作“担”，相当于120斤。因此“二千石曹”应译为“2 000 piculs”。^[81]韦慕庭在《汉代奴隶制》中，将“金”译为“gold”，并有“高祖悬赏黄金一千两斤捉拿季布”这样的翻译。邓嗣禹指出，如果是这样的，令人难以相信汉代会富有到拥有黄金200 000磅！实际上，这个金应指的是“金属”或“黄色金属”。另外，“府库”不应译为“treasuries and arsenals”而应译为“treasuries and storehouses”；“郎”不应译为“Gentlemen”，因为它是一种官衔，应译为“a kind of lieutenant”。^[82]对于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思想的连续性问题》一书，邓嗣禹指出其存在“随意使用中文术语，却没有帮助普通读者的词汇表”的问题。^[83]比如，常将“体”与“用”合起来用，并认为“体用”一词可追溯至宋代哲学家。邓嗣禹在书评中对此指出，事实上，并不清楚哪部汉籍文献是将“体”和“用”合为一词使用。宋代新儒家是使用“体”与“用”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而冯桂芬、张之洞等清代学者提出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短语。即使经过大量解释后，“朱熹无法认识它，冯与张也不可能理解体用”；与之相类似的还有“魏唐朝”和“反基督教的主要呼声在于基督教是非现代的”等新术语和新概念。^[84]柯睿格的《宋代初期的文官制度》一书中有关官衔的翻译，邓嗣禹虽认为“目前研究阶段会因人而异”，但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译为“First Privy Councilors”、“摄官”译为“irregular status”、“阁试”译为“examination at the archives”等都欠妥，需要解释或重新考虑。^[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