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邓嗣禹抵美之前，他已与美国汉学家毕乃德进行过学术合作。1929—1931年间，毕乃德曾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到燕京大学访学；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的资助下，毕乃德再次到燕京大学做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彼时，毕乃德与相熟识的刚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讲师的邓嗣禹进行合作^[7]，这是邓嗣禹与美国汉学家合作的开始。1936年，他们共同出版了的《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邓嗣禹和毕乃德合编此书的目的，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是为了向西方学者初步介绍中国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书”^[8]。该书将中文参考书分为书目、类书、辞书、地理著作、传记著作、表格、年度报告、其他索引等八大类，每一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在这八大类中编者介绍了近300种参考书目，每一种书目都是先介绍作者、主要版本，然后对其内容和价值进行简要评述。故此，该书出版后得到了汉学界的肯定与欢迎。美国汉学家萧洛克评价道：“在这本书之前，这个领域唯一的英文书是卫礼编写的《中国文献提要》。这两本书内容不尽相似，难以详细比较。但我们完全可以说，最近出版的这一本更有价值。……这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对于不知道如何着手寻找资料的学人来说，本书是最好的门径。”^[9]魏鲁男虽然批评此书的作者为英语读者所仔细描述的仅是那些能够阅读中文之人才能处置的参考书，它并没有涵盖日本和西方学者的著作；尽管如此，他认为“按照其标准，这是一部出色之书且绝对是不可缺少”。^[10]此书1936年初版后，因“众多学者的迫切需求以及书商发现初版已绝版很多年”而于1950年修订后再次出版。对于此书的再版，顾传习认为“此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11]邓嗣禹和毕乃德在合作编撰此书时的分工情况，虽然在1936年初版的导言中没有介绍，但在1950年的修订版中却明确作了说明：新增的大约130部著作由邓嗣禹负责挑选并由其撰写有关描述这些著作的注解，而毕乃德则通读了这些新材料并就版本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建议。^[12]由此我们亦可想见，此书在初版时的分工情况亦应大致如此。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此时，邓嗣禹忽接同窗好友房兆楹由美国来信，邀往华府，参加恒慕义主持的《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计划。由于当时华北对外交通断绝，无法前往上海乘船，邓嗣禹乃绕道东北、韩国，至日本横滨搭船，沿途备尝日本警察、宪兵、特务之留难，幸得美国友人紧随不舍，得免于难。迟至1937年8月，邓嗣禹在西雅图登岸，随即赴清代名人传记编纂处。在清代名人传记编纂处任职期间，邓嗣禹利用各种清代史料完成了33位清代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他曾在1986年发表的《太平天国研究之过去、现在与前瞻》一文中回忆道，他在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记时，“负责撰写太平天国时两方面的人物，在十个月内，共草成三十三篇传记，包括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杨秀清、石达开、林凤祥。虽然冯云山、韦昌辉、洪大全、李开芳传已草就，因可据的材料少，太单薄，将前三者并入洪秀全传，李开芳与林凤祥合传。官方的材料多，写了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篇。……为了看远景，写要冲破网罗的谭嗣同传，其中附点孙中山事迹”。

一年后即1938年秋，邓嗣禹因获燕京学社奖学金，乃辞去国会图书馆的编纂工作，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早在1935年，邓嗣禹即与费正清相识。当时，费正清正在北平访学、搜集材料以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13]1937年，邓嗣禹到美后，其所完成的33位清代名人传记中徐广缙、怡良、穆彰阿这三位便是同费正清合作编写的。^[14]一方面基于他们之间已建立的友谊和合作经历；另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大量清代档案文献的相继出版，引发了学界无穷无尽的需要。费正清虽然曾运用英国档案完成了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的学位论文，但中国档案的结构完全不同于英国档案，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们似乎杂乱无章。费正清曾言道，“档案文献资料中充满着技术程序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15]然而，如果不理解清代文献中的这些专门术语，不了解清代行政方面的主要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就不可能真正探讨19世纪中国历史或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社会科学分析。^[16]故此，费正清感到：“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公文是如何产生和处理的，传送这些公文需要多长时间。”^[17]加之，费正清对于中国古汉语并不精通。费正清曾回忆起其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时的汉语能力说道，“我的汉语口语即将登上有能力同仆役、零售商人和宾客处理生活上紧要事务而交谈的高原，但还远远没有走近为理解某一专业术语而必须攀登的连绵不断的山峰，更不用说学者之间在旧式交谈中那些文学典故和不计其数的比兴语句了。”^[18]正是基于此，邓嗣禹到哈佛大学后，费正清即就此同他展开合作研究。从1939年到1941年间，他们利用《筹办夷务始末》和《大清会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合作撰写了三篇系列文章，分别论述清代公文的传递、清代公文的不同类型和用途以及清代朝贡体制的规则与施行办法。^[19]美国汉学家普理查德（Earl H.Pritchard）认为，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清代朝贡体系》是“对传统中国人的观念及很长一段时间来的夷务实践所作的最为透彻的研究”^[20]。美国档案学家恩斯特·波斯纳（Ernst Posner）称，这三篇文章是“关于清代官僚行政体系的开创性研究”，其中第三篇文章“向西方读者打开了一个关于中国人行政程序及满族人管理记录的奇怪但迷人的世界”，“博学作者向中国近代史学生提供这一时期初步外交之基本目的毫无疑问已实现，这对于要正确理解和解释其史料来说是必不可少的”。^[21]从那时起，这三篇论文成为了美国汉学研究生的基本参考资料。

1941年8月，在博士学位论文还未完成之时，邓嗣禹便应芝加哥大学之聘到该校任讲师，与顾立雅一道教授汉语与中国史。但邓嗣禹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后不久，日本便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全国总动员，在美华人积极参与到动员当中，以实际行动支持政府。他们或购买国债，或到工厂作工，上万人参军。^[22]由于太平洋战线的开启，陆军和海军急需懂中文的指挥官和士兵。为此，美国陆军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0多所美国高校设立中文训练班，专门教授中文及中国历史文化。^[23]赵元任即担任哈佛大学美国陆军中文训练班（简称ASTP）主任，杨联陞和赵如兰则作为讲师协助赵元任在特训班讲授中文。^[24]在芝加哥大学，邓嗣禹也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贡献。他不仅在顾立雅和麦克奈尔（Harley Mc Nair）相继到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分析处任职后成为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远东图书馆的兼职馆长以及该校所办“中文特别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还与顾立雅一道合作编撰了《中文报刊归纳法》和《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册》。顾立雅在《中文报刊归纳法》的前言中这样言道，“珍珠港事件后，中文班的高年级学生询问他，他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因此，他们决定编撰一本方便学习中文和阅读中文报纸的书本。于是，他们挑选了四十篇报刊文章，并增添了英文翻译、词汇以及练习。其结果是一份中文读本。”这两部快速出炉的书当然是许多人合力之结果；但正如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书本身还是翻译都主要是由邓嗣禹负责”。^[25]至于书的体例结构，则是遵循顾立雅的《汉语文言进阶法》。例如，通过在汉字旁印刷出数字的方式加入大量参考性注释，学生从头开始，这样连最基本的汉字都将被解释到，而前面已出现过的汉字能够有多达五个交叉引用。这两本书出版后，有学者如是评价道，“对于任何一位让其学生从中文报纸开始起步学习汉语的教师来说，目前这部书连同其翻译将被证明是有益的，它也能确保学生自我学习掌握这一重要体例的原理”^[26]。后来，邓嗣禹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社交汉语与语法注解》（1947年）和《高级社交汉语》（1965年）。^[27]

二战胜利在望之时，同盟国计划筹建联合国以维护世界和平。加利福尼亚大学决定出版一套介绍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丛书，旨在促进不同国家间的理解。为发扬国际合作精神，这套丛书由不同国家的学者撰写。该丛书的第一部是有关中国的介绍，分为六个部分，共三十四章；麦克奈尔担任主编，由中国和美国的著名学者负责撰写各章。参与该书撰写的美国学者有富路德、卜德、赖德烈、德效骞、魏特夫、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赛珍珠（Pearl Buck）等；中国学者则有胡适、陈梦家、陈荣捷、王际真、蒋彝、熊式一和李卓敏。邓嗣禹也贡献了两章，其中一章是“周朝末年到唐代后期的历史”，另外一章是“西方与中国的考试制度”。^[28]这本书的出版是美国汉学界的一件大事。对于美国和欧洲读者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详细而全面的参考书。(www.daowen.com)

1949年，邓嗣禹到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学进修，并由此同费正清再一次进行合作研究。二战结束后，美国基于维护其世界霸权之需，大力开展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然而，此时的美国汉学界缺乏汉学教学方面的教材。有关中国和远东近代史方面的英文教材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部通史性著作。^[29]研究生的英文参考资料就更为稀少。此前，邓嗣禹同毕乃德和费正清的合作使他们认为，中美学者间的合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费正清曾就《清代名人传记》这样评价道：“这是中外合作的一部作品，也是美国研究汉学的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外合作的可行性。”^[30]基于以前同邓嗣禹的愉快合作，费正清决定抓住邓嗣禹到哈佛进修的机会，再次同他进行合作。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合作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述：“由于我在1938年至1941年间的合作者邓嗣禹回到了哈佛，准备进行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因此我们决定合作开展重要中文史料和著作的英译工作，记录那段经常被提到且被误称的中国门户开放历史。我们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获得了太平洋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征集了大约30名学者的意见，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部厚厚的油印初稿，这就是《中国对西方的回应，1839—1923》。两位非常有实力的学者房兆楹和任以都作为第二作者共同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我们最终在1954年将此书出版。在所收录的65部重要文献中，邓嗣禹完成了大部分译文工作，并负责编制我所编辑过的大量有关文献作者的资料，之后我又写了书的最后文本以把这些文献材料连成一体。最终由同事们依次进行核查校对，这个过程再一次让我受益良多。”^[31]邓嗣禹和费正清合作编译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以及《中国对西方回应的研究指南》出版后，引起了美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32]。普里查德评价此书：“这本书非常重要，不仅对远东事务方面的非汉学专家有价值，它对于远东史或国际关系的初学者来说更是有着非凡的价值……作者们及其合作者值得祝贺，因为他们为中国研究领域提供了一部如此至关重要的著作。”^[33]林巴格（Paul M.A.Linebarger）认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史料对于任何一位西方读者来说真正是全新的。每一所大学图书馆都应收藏；无论是远东政治还是关于这一时期远东国际关系的课程都应阅读此书”^[34]。戴德华（George E.Taylor）则如是评价道：“对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文献与注释的精彩组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对这一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主题给出了有联系性并带有解释性的说明。”^[35]正因为颇得美国汉学界好评，此书在美国风行20多年，是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1950年，邓嗣禹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印第安纳大学执教，讲授中国史、日本史及远东史。在教授中国近代史时，邓嗣禹同样也面临着教材缺乏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通行的教材都太过于简单。为此，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近代中国史教材。最终，他发现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一本不错的选择。他在关于此书的书评中如是言道：“按照西方的标准，这是关于1840年到1928年中国政治史的最好教材。它既没有过多无关的年代日期、人名和史实，也没有太多新术语、野史性解释和并非根据原始材料的奇怪理论，同样也没有只有作者本人或同一领域的少数专家才能完全理解的过于简洁或深奥的书写。它以一种有趣、流畅的风格简洁而充分的处理近代中国史上许多内部故事。虽然详细，但可将其视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来阅读。作者紧扣基本框架，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解释和说明，使整个历史简单、明了、生动。”^[36]简而言之，在邓嗣禹看来，这本书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且作者的观点中肯客观，是一本理想教材。在拉尔夫·鲍威尔（Ralph Powell）和普里查德的鼓励下，他和罗克福德学院的杰瑞米·英格尔斯（Jeremy Ingalls）合作，共同致力于英译此书。由于此书中文版存在许多段落和引述没有注明文献来源等缺陷，为此邓嗣禹和他的合作者在英译时，为许多没有史料出处的引用和内容注明来源，并通过删除书中许多累赘的内容缩短篇幅，还为原文增补了系统的注释、索引、书目及地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英译本颇受美国汉学界的肯定和推崇。沃格尔（Richard L.Walker）认为：“在将中文版译成英文时，他们通过删掉许多重复以及在必要之处增补系统化注释，在克服中文本的缺陷方面做得非常出色。”^[37]在庞百腾（David Pong）看来，由于译者“在查明大多数引文来源方面的工作做得出色”，因此“邓嗣禹和杰瑞米·英格尔斯的编译本广受好评”。^[38]韦慕庭对英译本这样评价道：“译者使这本书比原著更为完善。他们通过删除书中许多冗余的段落压缩篇幅，为原文中许多来路不明的引用提供文献来源，并增加了出色的参考书目和地图。一代西方学者都将对他们充满感激。”^[39]

邓嗣禹还曾同美国汉学家博晨光有过一段交往与合作，他的《颜氏家训》英译本能够完成并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有着不可分的关系；《颜氏家训》英译本出版时，邓嗣禹在封页上写着“这本书专为怀念博晨光，1880—1958”。在燕京大学担任讲师时，邓嗣禹偶尔也同外国教授进行团队教学。1936年，他和博晨光共同讲授中英翻译这门课。当时，正在翻译《颜氏家训》的他，时常同博讨论翻译的技巧和修辞。^[40]1937年，邓嗣禹匆忙离开北京时，曾将译稿交给了博。不久后，北京为日本人占领，博被日军关押起来。1947年，当邓嗣禹作为访问教授回到北大执教时，与博在北京重逢。博将译稿还给了邓。为此，邓计划在翻译完成出版时，由博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博回到美国后于1958年即去世。由于邓嗣禹早年研究制度史，曾广泛阅读过中国史并对中世纪和近古史感兴趣，故此他的这部有着大量注释、众多参考书目及索引的《颜氏家训》英译本在丁爱博（Albert E.Dien）看来，“译文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邓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41]。

邓嗣禹同美国汉学家的这些合作，对于美国汉学发展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的合作成果多是书目、重要史料英译、中国历史文化基本读物、汉学教材、名人传记辞典等工具类或基础性研究，这对于当时的美国汉学界而言是他们所急需的。哈罗德·诺布尔（Harold J.Noble）在评论邓嗣禹于1944年出版的《张喜与南京条约》时就曾如是言道，“东亚史专业的许多学生都无法阅读中文，因此这一重要日记的翻译出版对于历史学来说是最受欢迎的贡献”，“希望邓教授将来能有时间翻译其他文献和日记”，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以邓教授为榜样”。^[42]当然，在这些合作之中，美国汉学家自身亦收获良多。费正清曾直言道，“在将其汉学技术转移到美国后，邓同几位美国中国研究的开拓者们进行合作，他们（指毕乃德、顾立雅和费正清自身）从其活力与博学中获益巨大”^[43]。对于邓嗣禹而言，他通过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藉此同美国本土汉学家建立起良好的友谊。顾立雅是一个坦率且喜欢争论之人^[44]，但他对这位勤奋而谦逊的新同事高度赞赏。^[45]费正清称赞他是“永远保持乐观、谦逊、勤勉不懈的儒家”，“是一位基督徒君子和乐于助人的老师”；^[46]另一方面，邓嗣禹凭借同美国汉学家的良好关系，得以在美国汉学界赢得良好学术环境。^[47]对此，同在美国执教的王伊同曾言，“此邦名儒坐镇一方者，如毕乃德、顾立雅、狄培瑞、费正清，咸乐与之游。切磋道艺，历数十年不替。费以近代史权威，操持清议，为一时物望。每有撰述，辄邀君襄赞。虽云合著，而选题取材，诠释论议，唯君言是听。费又创立亚洲学会，延君为董事，首尾三年而后罢。是以40、50年代，治东亚文史者，鲜不知君名。”当然，邓嗣禹在美国汉学界为人所知晓，并非完全源自其同美国汉学大家们的合作关系。正如王伊同所说：“然君治学勤且恒，识见高且远，范围广且邃，著述富且精，谈吐庄且谐，水到而渠成，非徒时彦推戴之功已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