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的美国汉学，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由传教士主导的萌芽阶段，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汉学的欧洲化阶段，这一时期美国的绝大多数著名汉学家都来自于欧洲，他们遵循欧洲汉学的传统，重视汉语的训练，运用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和考古学方法分析传统中国文化。^[1]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像费正清、顾立雅、韦慕庭、富路德、毕乃德等一批美国年轻汉学家到北京访学或进修。回到美国后，他们致力于推动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风格，由此美国汉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注重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美国化汉学”。^[2]中国学者对于二战后美国汉学的转型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自二战结束后，中国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美国取消移民禁令，使得一批中国学者及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居留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以及中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有关二战后中国学者居美的学术活动及其对美国汉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陈毓贤和周明之曾分别就洪业和萧公权到美后的心境及其在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进行过专门的论述。^[3]无论是洪业还是萧公权，二战后到美国时都已五十岁，他们在美的学术生涯相对短暂。然而，邓嗣禹与之不同。自中学卒业后，他于1926年入燕京大学，受业于洪业、邓之诚和顾颉刚等诸史学大师；大学毕业后，即入燕京大学史学研究所，于1935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母校任讲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同学房兆楹之邀，赴美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主持的《清代名人传记》项目；1937年8月，邓嗣禹在西雅图上岸，随即赴清代名人传记编纂处，任助理编纂；翌年，因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乃辞职前往哈佛大学深造，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其时，早在1941年时，因哈佛之学科已告一段落，遂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任讲师，开中国历史、史学史及目录学等课程。珍珠港事变后，邓嗣禹代理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事务兼远东图书馆务，并主持美国陆军部在该校所设的中国语文、历史特别训练班；抗战胜利后，曾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一年（1946—1947学年），后再回芝大；1949年，赴哈佛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进修；1950年秋，离开芝加哥大学，应印第安纳大学史学系之聘，任教远东、中国及日本史等课程，从此即在该校任教，于1966年担任该校讲座教授，直到1976年退休。自抵美以迄退休，前后40年，邓嗣禹不仅同恒慕义、费正清、顾立雅等美国学者合作编撰工具书，而且致力通过编纂书目、翻译史料、书评、开展近代史研究等方式推进美国汉学研究。通过邓嗣禹在美的学术经历，我们不仅能够明了中国学者在二战后美国汉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亦能了解中美学者间的联系交往等。

自邓嗣禹去世后，不少学人相继撰文回忆其生平和学术，如黄培的《追思邓嗣禹教授》（《传记文学》第53卷第1期）和《旅美学人邓嗣禹在学术上的贡献》（《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1988年9月）、唐特凡的《一位历史学博士的追求——记邓嗣禹先生的一生》（《常宁文史资料》第五辑，1989年）、王伊同的《邓嗣禹先生学述》（《燕京学报》新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柳无忌的《关于一所美国大学中文图书馆的建立：向邓嗣禹教授致敬》^[4]、李学博（Thomas H.Lee）的《邓嗣禹，1906—1988》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文藏书的发现——兼述邓嗣禹和柳无忌教授的贡献》等^[5]。另外，他的两位门生黄培和陶晋生曾将其用中文所写的部分论文收集汇编成册《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邓嗣禹的外孙彭靖编撰了《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一书。^[6]然而，有关邓嗣禹的学术思想，尤其是邓嗣禹在美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笔者仅见陈润成的《邓嗣禹与二战后的美国汉学发展》（《华美族研究集刊》第7辑，2004年）。基于此，笔者借助书评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其在美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等进行探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