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基于其渊博的知识、灵敏的触觉，在书评中常能指出著作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他在指正著作中的误述谬论时，往往就事论事，不妄下断语，态度又和缓公允，故此其书评为著者所乐于接受。刘广京曾言：“先生于专著及论文集之外，常为《哈佛亚洲学报》作书评，时人著作由其改正谬误之处甚多，而其态度平和公正，原书著者多为之心折。”^[70]例如，杨联陞评戴何都译注《新唐书·百官志·兵志》的书评刊发不久，即收到戴的来书作谢，并与杨氏往复论学。^[71]评论孙念礼译注的《汉书食货志》时，杨联陞提出疑问及改正30多处。1946年过年时孙念礼给杨去了一封很客气的谢信，并希望杨到纽约时能顺访谈谈；^[72]杨联陞曾在文章中指出翟林奈（Lionel Giles）误将942年晋皇帝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这封信理解为是“出帝给北方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宣称其前任已被废的信”，并指出其关于此信的其他错误和应注意的问题。让杨联陞高兴的是，当他于1951年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发现其所指出的错误都为翟林奈所接受并改正。^[73]杨联陞在给其女儿杨忠平的信中自豪地写道：“虽然写过很多书评，只有一两次作者来信反驳。”^[74]由此亦可见，杨联陞的书评为著者所称服，并为国际汉学界所接受。日本年轻学人告诉刘子健：“他们的老师对于杨先生极为敬重。凡是他的著述，都觉得无瑕可击，奉为规范。”^[75]杨联陞自己亦曾提到：“其书评确为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76]

1985年杨联陞受邀到香港新亚书院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作三场演讲后，在致新亚书院的谢函中附了两首打油诗，其中即以“瓦砾沙金杂货铺”自喻。^[77]1987年，杨联陞作联自嘲：“瓦砾沙金　敢比仰山杂货铺；探微识小　何堪舜水再来人。”^[78]对于自己的“杂货铺”，他自认为杂家无法同专家的成就相提并论。1963年，杨联陞在给周法高的信中称：“我因在外国教书关系，只能开杂货。歧路亡羊，常常引以为戒。说不上什么成就，绝不敢与在各部门卓尔成家的诸位前辈相比。”^[79]如果说有所作用，他认为那也不过是为他人提供些仅供参考的杂货。1984年，在受邀到台湾“中研院”作题为“书评经验谈”的胡适生日纪念讲演时，杨联陞再次言道：“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80]然而，杨联陞著述之价值决不像他自己所说。何炳棣回忆道，1965年初夏杨联陞在家对何言道：“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自视甚高的何炳棣立即响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的历史家有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81]治学取径与杨联陞大相径庭的新儒家杜维明亦指出：“他的功力表现在书评方面，书评的特色是他人做主，评者必须迁就题材及问题，即使如此，杨先生往往能指出许多著作的症结所在。他给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八十几个评语，个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富启发。他的汉学鉴赏力令我了解什么叫做汉学界的学术庄严，此绝非限于考据之能事而已。”^[82]就书评而言，笔者以为杨联陞对西方汉学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矫正西方汉学界误解误译汉文献的流弊。1960年，杨联陞在华盛顿大学召开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借用傅斯年讥讽拉铁摩尔的云林之喻，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83]。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亦曾提及说：“西洋人对于古汉语的误解，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84]正因为如此，杨联陞在书评中常揪举出西方汉学家著述中的误读之处，并为其纠正。例如，索伯在《郭若虚的绘画史》中，由于没有正确地理解“都内或入内都知”是皇家总管，而将“刘都知”误理解成“刘者，他知道”，“入内阎都知”变成“皇家图书馆的监管人”；文献中缩写的官职或文学形式的官衔，由于其更难以辨识而为作者所误解，如枢密直学士的缩写“密学”被理解为“勤奋学习”、掌管国库的官员“内藏”被误译成“我的收藏”、吏部下级官员的文学称呼“少列”被理解为“在如此不合时宜的年龄就去世”；其他理解错误还有，“字则未闻”理解为“称则未：我已听闻”、“属宫车晏驾”不是“装饰皇宫的工作人员”而是“碰巧皇帝去世”、“盛传杨朏波斯”其意是“杨朏所画为波斯人熟知”而不是“杨朏是一个为波斯人所广为相信的人”等。^[85]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误将“旦暮”理解为“早晚”、“朗中令”解为“宫庭侍卫”、“南海民王织”理解成“织，南海王”、“仕宦”理解为“朝臣和太监”、“长公主”理解为一个人名字等。^[86]杜百胜在译注《孟子》时，“府库”被理解为“武器和仓库”，应为“金库与仓库”；“博弈”理解为“赌博，下棋”，应为“玩六博游戏和围棋”；“食色”误译为“食物和味道与感觉”，应为“食物与美或性”等。^[87]鲁惟一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将本意为“赊销”的“贳卖”理解为“租赁或销售”、意为“登记付给官员的薪水”的“吏奉赋名籍”被理解成“在册官员的薪水和税赋”；翟林奈在著录大英博物馆敦煌文书时，误将“末劫”和“永业”理解为地名、“剌员外散骑朗”误解为一种官衔、“莫懒惰”误解为一个印度和尚的名字^[88]；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在《高启诗人传》中，将意为“银与丝织品”的“银币”错误理解为“银与现金”、“索居”理解为“寻找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中朗幼女”理解为“他的小儿子和年幼女儿”、意为“秋风在鬓角即太阳穴位置的头发上”的“秋风鬓脚”理解为“在你的头和脚上”。^[89]李约瑟在其著述中将“六博”这种游戏理解为“六位博学的学者”，并将“泥靴”误解为“泥船”^[90]；塞尔曼（Lee E.Serman）误将意为“佛教寺院”的“招提”误解为“堤坝”；^[91]费正清误将利用在身边或现场优势的“就近”理解为“利用第一次机会”、“爵宫保”误解为“封为继任者的监护人”等。^[92]杜润德在其《唐代财政管理》中，将意为“免除税赋作为补偿特殊劳役服务的方式”的“以色役免”误解为“逃避特殊的劳役服务”、意为“除了征收实物外”的“兼调”理解为“以实物偿付的补充税”、意为“由于所供物品非常轻微，因此他们很容易提供”的“所贡至薄，其物易供”理解为“所供物品质量非常差，他们可以被交换”、“吏畏如夏日”其意不是“在夏季他的下属很暴虐”而是“他的下属怕他就像夏季的太阳”、“无物不取”其意不是“如果没有东西，他们就不能拿走什么”而是“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想拿走”等。^[93]

杨联陞在书评中谦称这些错误并不太重要。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小错误，因为治史者假使在文献理解方面发生严重的错误，则其所构建的历史图像无论采取何种观点，充其量只是空中楼阁。魏特夫在《东方专制论》曾提及，汉代某件碑刻记载了一条驿道的修筑动用了76.68万人，其中2 690人是刑徒，以此证明汉代人民迫于服役之劳动力比刑徒大得多。然而，杨联陞却指出，76.68万这个数字是2 690位刑徒乘上工作日的总和。换言之，这些刑徒已经构成全部的劳动力，因此不足以证实汉代的公共工程投入大量劳役的记录。^[94]卫理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圣或圣人是唐代对皇帝的一种称呼，它可以说是敬称但不一定表示真的敬意，故此他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中提到安禄山时称中国史家将安禄山称之为土匪、背信弃义之人这一说法不可取，并认为他的部下一定很敬服他，因为他们称他为神圣的人物。^[95]由于杨联陞的存在，西方汉学界减少了许多像魏复古那样把“浮云”误读为“树林”的事例。由此观之，杨联陞在书评中直斥著述者之误解与误读，对于西方汉学界而言正如严耕望所说“不啻为胡说的一股嚇阻力量”，弥患西方汉学对汉文献误解与富于想像之流弊于无形，这是他对西方汉学的一种看不见的贡献。

其二，推进了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发展。周法高曾评论道：“伯希和及杨先生专门学术性的书评，虽然一般人不见得有兴趣和看得懂，却也构成了他们高度学术化的特色。”^[96]余英时亦同样认为杨联陞的书评是“高度学术化的书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往往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识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97]

杨联陞高度学术化的书评，在许多方面推进了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发展。例如，关于陶瓷的制作，明清文献中常提到一种青料叫作“苏泥勃”或“苏勃泥”，它又有“苏麻离”、“撒卜泥”、“撒孛尼”种种异称。但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青料”，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没有取得定论。一般的意见是以“苏泥勃”为外国地名，例如傅振伦的《明代瓷器工艺》即将“苏泥勃青”解释为“苏门答腊的泥”和“婆罗洲的青”。杨联陞在评论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的《伊朗阿尔达比勒所藏中国瓷器著录》一书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在考察中英日文现代专著中的各种说法，断定日本专家之说最为合理，即以“苏勃泥”是一种石质的外语译音。但日本学者追溯“苏勃泥青”一词仅到1591年高濂的《遵生八牋》为止，且未明言其为“石”。杨联陞则在1587年周梦晹所编《水部备考》中找到了“回回青又名苏嘛呢石青”的记载。《水部备考》不但年代更早，而且明著“石青”两字。由于此书是官方编纂，这条证据因此也更具有权威性。^[98]又如，有关唐朝末年即公元877—878年叛军在攻陷“广府”后屠杀外国人之事，一般学者认为这支叛军是在黄巢领导之下，“广府”这座城市被权威学者伯希和和桑原骘藏认为是广州。杨联陞在评述雷斐氏的《黄巢传》时指出，根据中文史料广州于879年陷落，并指出叛军领导者不是黄巢而是广西起义者庞勋。由此，阿拉伯文本的作者在记载此事时有可能将庞勋与黄巢搞混淆了，尽管他们在文本中的描述主要与后者领导的起义有关。^[99]再如，在评述贝塚茂树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时，杨联陞注意到作者将西周早期一段金文中的“周公子明保”解释为“明保，周的公子”，并根据“明”是周公所取“旦”这一名称的同义词而认为明保是周公自己。中国学者将这些字解释为“明保，周公的儿子”，但他们对于明保的身份持有不同看法。对于贝塚茂树的解释，杨联陞在书评中指出这一解释是不能成立，因为至少在春秋时期，公子与太子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没有理由这种区别在西周时期就不再存在了。无论如何，文王的儿子周公不可能被称为公子。当然，人们可能会争辩说，根据文王一生都将自己视为商朝一诸侯这一惯例，而认为其仅是一个被册封的王；然而，在周王朝建立后，还称周公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100]杨联陞在评论孙念礼译注的《汉书·食货志》时，不仅专门讨论了争讼纷纭的井田制，还讨论了古代税赋名目以及汉代兵役和劳役的问题。其中，就“赋”一词，他通过训诂指出，“赋”在各个时期确实有着如周代时指兵役税、秦汉时指“人头税”这些特定含义，但基本上亦可肯定的是它又有着像“税、敛；征税，敛取”这样一般性含义。^[101]其他还有，现代文献中“太半”和“少半”指的是超过一半和不到一半，但杨联陞指出汉代或更早则指2/3和1/3。^[102]《辽史》中的“杖有二，大者重钱五百，小者三百”，杨联陞指出法律条文通常会具体规定杖的长度和直径而不是其重量，这项规定可能与辽管理杖即当鞭挞数超过50时即用沙袋的实践有关。^[103]我们不要认为这都是些小问题而加以轻忽，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大问题都是要靠无数小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到答案。(www.daowen.com)

另外，杨联陞在书评中还就某些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在评论瞿同祖的《传统中国的法制与社会》一书时，杨联陞即指出法与政府、法与经济仅是在这里或那里偶有触及。事实上，这两个问题都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每一个都值得成为一部专著。有关法与政府方面，可关注地方统治者作为法官的作用；作为法律制定者和拥有最终及最高权威裁判者的皇帝，并不是可以随意无节制的统治下去，他还受到天道、儒家道德及祖制的制约；至于法与经济领域，人们可以关注土地所有权法规与水利工程、国家在货币及诸如盐茶等关键性物品方面的垄断性经营法规、高利贷及利息，以及市场与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法规等。^[104]“招”或“招地”指的是“拉萨”或“拉萨”地区。至于“招”或“召”的含义，魏源在《圣武记》中将其解释为寺庙，称“大招寺”和“小招寺”指的就是大寺庙、小寺庙。杨联陞在评述伯戴克的《18世纪前期：中原与西藏》一书时，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认为美国藏学家柔克义将“招”解释为“如来”即指佛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在书评中进一步指出，大招小招不可能是来自于蒙古人对这些寺庙所取名字的音译；蒙语中的Jun反过来应是源自于藏语的Jo-bo；至于藏语中Jo-bo或Jo-wo的词源学问题，杨联陞认为这是一个难题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文名大招小招可能是藏语Jo-bo的音译，藏语中的Jo-bo则可能是源自中文官衔“主簿”的音译，杨联陞则认为“主簿”可能是藏语Jo-bo的音译，但碰巧与中文官衔相同，因为在其他相关语言中也能找到对应藏语Jo-bo的词语。^[105]再如，列维（Marion J.Levy）在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中虽然也偶有提到有关仆人问题，但杨联陞建议应将诸如奶妈、看妈、女仆纳为妾、仆人收为养子或养女以及陪嫁丫鬟等收集在专门的一章予以讨论，因为这对于理解士绅家庭非常有必要，也有助于增强作者关于角色分化之模式的论述。^[106]

其三，把中国学术引进西方汉学。杨联陞常在书评中提及中国学人的著述以资佐证其评述，或提请著者注意书中观点学界已有人提及论述，又或供著者修订某一观点以及就某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时以备参阅等。例如，卫理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一书中关于“白乐天在仙女山有一座曾为一位商人所拜访并为其所向往的庭院”这一想象，杨联陞指出可参看陈寅恪在《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上有一篇极为精彩的文章。^[107]卜德在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误将“异端造作，大小大费力，非自然也。故失之远”中表示多少的“大小大”这一古老俗语译为“无论是大还是小”，杨联陞提醒卜德“也可参见徐嘉瑞于1948年出版的《金元戏曲方言考》”。^[108]在讨论德效骞英译《汉书》中所提到的关于“刚卯护身符”这一主题，杨联陞在书评中提到可参看劳干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1956年，第27辑）上的《玉佩与刚卯》一文；关于王莽改匈奴称号及其他匈奴名称，方壮歟的《匈奴语言考》中有讨论；^[109]评论鲁惟一的《汉代行政管理》时，杨联陞指出关于以“分配、给予、付给”之意使用“赋”的例子可参看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关于意指治所或候长总部的“省卒”、“省作”这类短语中“省”字，则可参见张春树1966年发表在《清华国学研究季刊》上的《居延边境的汉代移民和他们的定居者》一文。^[110]评论郝立庵（Leon Hurvitz）的《魏书·释老志·释部》英译本时，杨联陞指出有关“调役”和其同义词“课役”，可参看陈观胜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上的《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一文。^[111]在讨论“龚司女锡商贝于司女用作父乙彝”中“司女”应是一个字时，杨联陞指出周法高在其《金文零释》中已讨论过；关于“锡商”所涉及的古汉语语法时，提到了沈春晖的《周金文中之双宾语句式》。^[112]在讨论杜润德《唐代财政史》一书的主题时，杨联陞认为将这部著作中所关注的主题与鞠清远的《唐代财政史》中所讨论的主题进行比较将非常有意思，并认为“鞠清远的这部著作是中文学界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佳著作”^[113]。在评介贝塚茂树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时，杨亦指出此书没有收录董作宾的《殷历谱》、胡宣厚基于甲骨文所作的关于商代史的三篇论文等最新出版的著述。^[114]杨联陞在其书评中多提及中国学人的著述及观点，这无疑有助于使中国学人的著述进入到西方学人的视阈中，勾取他们了解中国学人著述的欲望。

杨联陞常借助书评对批评甚或贬损中国学人研究成果的观点进行驳斥。牟复礼曾就富路德翻译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此篇书评中指出，陈垣在“中亚人为中华文化所同化的狂热中，在其总的判断中没有对同时出现的相反趋势作任何评价。中亚文化的形式和标准同样也渗透到中华文化，并影响着许多中国人放弃中华方式。”对于牟复礼的这一批评，杨联陞在其为富路德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所写的书评中如是驳斥道：“牟复礼教授在这里可能忽视了此著的中文标题或此书的英文副标题。即使同意他在讨论中提出的陈垣教授有些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去期待就诸如采用蒙古人的姓名这类‘中原的胡化’进行全面的对比，这甚至都不属于关于中亚文化对中原人的影响这样一本专著。不用说，博学的作者绝不可能不熟知这种现象。”^[115]在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史》和《支那史学史》这两本著作的书评中，杨联陞就内藤湖南对其同时代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批评进行了辩护。内藤批评王先谦的《汉学补注》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仅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杨联陞对此回应道，“集注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成为学者方便的工具，内藤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再如，内藤在关于清代史学部分结尾处的几行史评中，批评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杨联陞就此在书评中写道：“此书尽管有一些错误和遗漏，著作至少对入门者仍是有价值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要如此严厉尖刻。”杨联陞在书评中还以注释的方式提醒读者，可参看另一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关于此书所作的尽管带有批评性但相对公正的书评。^[116]另外，在评述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柯尔比（E.Stuart Kirby）的《中国经济史导论》一书时，杨联陞愤慨地指出：“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众多日本学人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概括，甚至大量提及日本学人译自中文和西语的著作，然而在关于最近千年的著述部分时作者甚至没有提及像从事宋代研究的全汉昇、从事明代研究的梁方仲这样一流的经济史家。”^[117]

杨联陞书评更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学术中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入西方汉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汉学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和各种不同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融合起来，“社会科学化”成为一种时尚。^[118]在社会科学化风潮影响下，美国的汉学研究呈现“钢筋（概念构架）太多，水泥（材料）比较少，个人发挥太多”之特点。杨联陞承认社会科学概念有助于中国史研究的开展，但他并没有照单全收，坚持认为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李雪曼（Sherman E.Lee）和方闻（Wen Fong）的《宋人溪山无尽图：北宋的山水画及其在中国早期绘画史上的重要性》一书，将宋代画作分为宫庭风格、经典风格、写实风格、抒情风格及自然风格，并按照这一顺序描述宋代画作的发展。对此，他在书评中批评其“显然沉迷于过度概括”，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119]杨联陞在书评中指斥这些对中国文献的误解误译，就是要严守史学研究的基线，防堵“随心假设”、“放手抓证”、“断章取义”的流弊，同时让沉迷于社会科学化的西方治中国史者领略到“训诂”之重要性，这亦是其对西方汉学界的一大贡献。正如余英时所说：“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毋宁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120]